从中西到古今，从古今到中西 

作者：丁雄飞

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3月29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一日乙亥

           耶稣2015年3月29日

我们生活在一个“孔夫子”变成旧书网站招牌的时代。打开这家名副其实的孔家“店”主页，输入“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跳出来的结果是：九五品，一百五十块；十品，二百三十块。鉴于当年没下手的悔恨，当市面上又新出现一本署名杨国强的著作时，抱着再不买就买不起了的心态，我们也该毫不犹豫地立马占有一本（该书的印数也就两千册）。决定一本书交换价值的因素很多，像这种没出几年就炒成天价的学术书，往往说明该书的使用价值颇为可观。

杨国强的新书叫《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衰世”，指历史留给19世纪中国人的问题，“西法”，指外力引入19世纪的问题：在晚清中国的同一时空里，衰世与西法共存，后者冲击前者，前者回应后者。而这一回应竟导致：“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锋芒从朝外转为向内，中国本身因此大变——变得“社会脱榫”：东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上层与底层，思想、政治与经济，知识分子与大众，城市与乡村，由此及彼，纷纷脱节：“旧的整体性已经破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所以，与这衰世入乱世相伴随的历史任务，便是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旧邦新命”（不由想到陈旭麓先生）。

上述过程在晚清的具体展开，体现在该书关照的以下主题中：绅士、赈灾、洋人、条约、教案、兵工、清流、老新党。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两篇貌似独立的文章《历史中的儒学》和《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事实上，这两篇文章恰恰勾连的是作者晚清考察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士人群体。杨著虽然有“冲击-回应”的预设，但和当年的费正清不尽相同，前者并没有简单以现代化为标杆，毋宁是通过描述、解释、追问晚清的中西问题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古今问题，来打断“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的同一性，以呈现第一期古今中西之辩复杂的历史因果和其中的误认与无奈。因此杨著的工作再往前跨一步，就能联系到丁耘的工作了：丁耘意在以“中西问题为的，以古今问题为矢”，进而使古今问题回到中西问题。

在正式进入丁耘之前，我们简单对杨、丁两种工作方式作一区分。二者一为历史，一为哲学，一重敬慎解释（解释中西如何变古今、现代如何被迫成归宿），一意振奋改造（把古今改造为中西、以其他轴心文明的“大现代性”克制西方的“小现代性”）。在对中国古代政制有极大共识的前提下，杨间或偏重谈晚清地方兴起、谈封建，丁则不时为专制辩护。更者，杨著后面的作者形象是士大夫（君子），丁著后面的则是先知（圣人）。而这一切亦见于二人各自不同的牛逼注释方法上：杨注皆为原典，皆为一手史料；丁注多娓娓道来，好臧否他作。

《中道之国》是丁耘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上一本书《儒家与启蒙》在同一延长线上的深入：显然，《儒家与启蒙》第二编儒学部分成为了《中道之国》作为中国问题正面展开的主体内容；某种程度上，《儒家与启蒙》犹如一篇论文的引言，《中道之国》则正式进入正文，并在学理上证成自己的方法。因此《中道之国》虽仍为文集，可体系已显：第一编以演讲始，第二编以演讲终，此二编为一整体，先谈方法论，再由五四呈现古今中西之问题意识，后谈及中华政制，到第二编再进一步统合古今中华政制；全书则以文明论之视野方法为引论，以中华文明之道体为终编（第三编），故全书的布局便是，政制的论述被包含在了哲学/道体论述之内；各篇文章彼此互文，全书通贯、循环。

所谓“中道之国”当然是对中国的定义。“中道”大体上有以下彼此相通的四层涵义：第一，统合共和国前三十年（斗争）和后三十年（和谐）的更高阶段（中道）——丁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造/修正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第二，贯通孔夫子与毛泽东、中国古典思想与马列主义、传统与时代、旧与新的传释学觉悟——当然在丁耘这里更多的是像梁漱溟那样用孔夫子吸收毛泽东；第三，执立皇极的自觉意识——以中西之别统摄/消解古今之争，再以中边之判（中道与异端）统摄/消解中西之别，立中斥边；第四，中华文明之道体、之根本见地：“变易”（区别于西方的“存在”），时中（变易）与中庸（常住）的统一，对分寸、时机、尺度的把握。概言之，丁耘的出发点=现代的政制+中华文明的道体。

这里再补充几个有意思的细节。首先，丁耘自己的方法论一度是通过对“汪晖”和“甘阳”同志般地学理批评而证成的。丁耘从“汪晖”里读出美国后现代，即以反现代性来支持现代性，以西学中国研究来立中国的基本话题；从“甘阳”里读出美国保守派，即以美国保守主义的方式捍卫中国，将儒学空洞化（顺便说一句，汪、甘两位最近亦有新出的文集，分别是讲一战和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和讲北大改革的《北大五论》）。因此尽管以中为体在丁耘那里也有策略性的一面，但他对儒家更为真诚。其次，“时中”不仅是《中道之国》的论述对象，甚至是呈现的形式。比如书中《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和《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两篇文章，虽然同样讲五四，可一右一左，粗看都不像一个人写出来的，这应该算丁耘在不同时机的不同反应，当然表面的断裂背后自有其连续。最后，丁耘有意收录了他2004年所做《论中华政制》演讲，并保留其中口语成分，其中谈及孔夫子和毛泽东的关系（甘阳的“通三统”是2005年提的），以及儒法斗争问题（这两年变热门的话题）。

杨国强和丁耘两位老师都是文章家。杨老师精妙的文采与他讨论的晚清，与他书写的士人之忧患、苦楚、弘毅相得益彰，而丁老师，说中道、说西学、说“心灵鸡汤”，他都能在文言、欧化汉语和口语修辞中游刃有余；我差劲的语文实在配不上言说两位老师的书。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