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制度与亚洲价值：论李光耀的政治模式

作者：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五日己酉

      耶稣2015年4月3日

作者按：新加坡成为亚洲以至全球国民人均生产值最高的城市国家，是四小龙之首，与儒家的文化因素有很紧切的关系。本文就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而就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与儒家式治道的内涵作一分析。本文将在《鹅湖月刊》第478期(2015年4月号)刊于我的中央观察站专栏，因为时效，先在我的雅虎个人网页上公告，请前往参阅。

引言：李光耀与亚洲价值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去世受到全球的瞩目，这自非是偶然的。主要因素是新加坡以弹丸之地，而创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靠自力奋斗，且在国际政治上抗拒西方强权，包括英美，而成功为最先进和富庶的第一世界模式的小国。西方社会评论家一般自然强力批评李光耀在政治上的专权，一党独大，压制反对者，以致使用社会资源分配的方式打击支持反对势力的地区。但对于新加坡之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繁荣，生活水平极高、极现代化，国民生产总值激增，寻且成为四小龙之首，甚至高于欧洲许多国家的成就等现象，不得不承认，也瞠目不知如何解释。同时，南韩、台湾和香港也有同样辉煌的表现，理论家因而有仿照韦伯(Weber)说明欧洲现代化的模式，以儒家文化为四小龙共同的背景，是促成四地成功的文化原动力。

新加坡当年被迫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确实发生严重的生存危机，因为，以新加坡一华人小岛，毫无自然资源，连水都要仰赖马来亚供给，四面都是具有敌意的穆斯林国家，被逐出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的孤儿，实不用任何外力都可以自行倒塌，所以当时强人如李光耀也不免潸然泪下。当然李光耀不但有坚强意志与坚毅不抜的精神，也有独到之眼光和国际视野，运用新加坡远胜于邻近诸国的人力资源，发挥新加坡国际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加上大英联邦当时的残余力量，制定严厉的反贪污官条款，提升政府效能，稳步发展经济，建立新加坡在区域与国际贸易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严重危机，李光耀在国内采取一党独大的政策，压制异见力量，以免政局由于政党竞争、政权转移而产生的动荡。此举在当年新加坡人人感到团结奋斗是必要的生存方式，人民愿意忍受有限度的不民主远胜于国家衰败，以至受不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压迫，所以，李光耀的强势治国，也取得人民的默认的同意(implicit consent)。也可以说，李光耀之掌控权力确是为新加坡之生存发展，而不是为个人之权力私欲或私心，而且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党以高度的廉洁来回应国人的授权。因此，在李光耀的统治之下，新加坡得以在具有高质素的人力资源，采用公平开放、廉洁守法、有效率的自由经济政策下成功发展，成为国际资本有信心和有意愿来投资的地方，由是利用东南亚广大的地区和资源，成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新加坡可说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甚至是邻近国家所依赖的国际贸易的通道，因此，新加坡在过去数十年都可以维持不断的发展与成长，在国民人均收入与投资环境上高居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新加坡不接受西方任何援助，也严峻拒绝西方政权的干预。李光耀对于西方人与媒体批评新加坡的言论或违反新加坡的法例的，都予以严词驳斥和严加惩治。对于西方重量级的媒体如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Asian Review等，如有对新加坡不利的评论，都严加反击，或要求道歉，要求给新加坡政府公平的回应机会，否则不准在新加坡发行。李光耀不但对新加坡人民采用严厉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于外国人在新加坡犯法，亦同样严惩不赦。如当年一美国青年在新加坡胡乱涂鸦，被判笞刑六鞭，纵使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代为求情，仍受四鞭之罚，驱逐出境。这种强硬态度，使西方政府和媒体无可奈何。李光耀认为亚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提倡「亚洲价值」之说，以对抗西方社会政治的批评与干预。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显然是一种既是一党独大又有自由经济的发展，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模式很不一样，成为非西方社会成功的范例，是各落后以至先进国家取经的主要对象，特别是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时最主要的取经和参考的对象。新加坡的成功，也使很多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理论出现缺口，不能说明此种非西方模式现代化所以成功的理由。以下先说明所谓「亚洲价值」之说。

儒家对亚洲价值之批判

1993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泰国曼谷发表了著名的「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1993)，表明亚洲有不同于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亚洲价值」。此宣言基本上是在政治上坚持亚洲国家地区自主，拒绝西方国家的干预，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政治上采取集权与一党统治的模式。至于所谓「亚洲价值」的内容其实并不明确，不同的国家或政治领导人的诠释都不一样。李光耀较倾向以儒家为亚洲价值的核心思想，即，重视家庭、孝顺父母、尊重长官、重视社会价值、社会之团结和谐，反对西方式的「个人自由」、「多党政治」、倾向集体主义等。

如果因就当时全球的政治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势来说，新加坡采取上述所谓「亚洲价值」之下的统治模式，或有其历史发展上的需要。但若就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与当代新儒家所追求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来说，亚洲价值并不完全契合儒家的义理。当代新儒家认为现代化中的科学与民主或人权，并不与中国儒家的义理相违，建立有效的民主宪政，更毋宁是历代儒者在受困于传统王权之下不能申展的理想。传统儒者的明确主张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即国家或国家的主权不是一家一姓，以至一党一派所拥有的，而是天下人或全体公民所共同拥有的，此即表示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由全体人民所同意和授予。孟子诠释「尧舜禅让」的意义时已指出，登上天子位的人必须是「天与之、民与之」，是人民所认受的有才有德的人才可登天子之位，才可以行使治理天下的权力。而在执掌天下大权的时候，一切施政也要以人民福祉为依归，不得藏天下于一己之「筐筴」之中，成为自己独占的私产。此所以我们认为亚洲价值中所意谓的拒绝公开政权，主张一党独大，绝非儒者之本义，也实违背儒者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儒家公天下的理念与民主政体的关系。孟子在诠释禅让政治时，特别标举「天子不能以天下予人」，即，尧不能把天下给舜，此即表明天下不是天子的。而禅让政治之完成是由「天与之，人与之」，实际上是「民与之」，由人民之自动自主决定接受舜(而非尧之子)为天子，即表明天下是天下人民所共有的。此即主权在民之义。主权在民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儒者一贯批判君主独裁式的家天下是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违反天下为公的义理。只是在传统社会中当权者拥有庞大的武力，儒者与人民无法对抗，所以总无法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也消除不了传统王权侵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利，与常加于人民身上的暴政。当代新儒家反省中国传统政治的颈瓶所在，正是国家权力之集中和独裁，以天下为自己和家族所独占所致。家族有兴衰，因此任何王朝不免因德衰而腐烂，不但做不到保民，更常是祸害人民的根源，最后人民受不了天灾人祸，起而抗暴，再由有力者领导民间力量推翻旧朝，取得政权。但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新的王朝仍然独占政权而走向腐败，各种以权谋私，戕害国家人民的事必层出不穷，最终仍不免覆灭，造成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人民永远都是受害者。因此，建立一有定常而公平的民主体制是保障人民生命与福祉，是解决中国传统政治死结的唯一出路。代表人民主权而位于一切党派之上的民主宪法，正是人民公意所在。人民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建构出自愿遵守的政治制度，乃是人民自由自律，自由意志的表现。由人民之自由意志自律而构成的宪法，是经由人民授权的政府所不可踰越的客观体制，是政党轮替都不可动移的国家大法。宪法由人民共同意志所制定，也只有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修改。政体上的三权或五权分立，正是要确保没有一环或一党可以垄断诠释宪法的权利，也使得掌权者互相制衡，不致产生专制独裁的个人或政党。这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得以长治久安的，彻底消除政治迫害的出路。这是人民本有的要求和权利，是人类社会进步所要走出来的合理的现代化的历程，无所谓西化的问题。至于宪政具体内容自然与人们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结合，现代国家中各国的宪法的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共同的是主权在民的理念。

另一方面，传统儒者在王位大权不能触动之下，除了对统治者加以道德规范之外，对治理国家方面也提出重要而明确的保护人民不受掌权者伤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即，要求当权者开放统治权力，任用贤能之士，与士人知识分子共同治理国家事务，统治者与各级官员都要接受规谏，一切施政必须以人民福祉和意愿为依归。下情必须能够上达，「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传统治理国家原则的具体陈述就是孟子之仁政王道。由于儒者要求由有德有才的人来治理天下，因而为官必须恪守体恤人民，爱护百姓，大公无私，廉洁自持，无枉无纵等道德规范。由此建立一种共认的道德的官针，不但使贪污腐化常受舆论批判，不敢明目张胆，胡作非为，而且使社会维持一定的合理合道德的方式，人民生活也得到一定的保障，使社会可以安稳地发展。这一组儒家的义理和人民信守的日常道德，是维持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延绵不断的基础和动力，纵使在暴政与外族极权统治之下，不但常能同化异族，更能有光辉的文化表现。这一套治理原则也是民主政治体制下施政所必须具备的价值与制度。新加坡之成功，与此亦有密切关系。

亚洲四小龙成功之儒家因素

当西方学界要解释四小龙之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等何以兴起，特别是与当时东南亚和印度等邻近国家比较时，很容易找到它们都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此即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而当时四小龙也都不是西方标准下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或多或少都是在强人政治之下，维持一定的社会和平稳定状态政体。同时由于当政者有一定的开明态度，能够适时采取适当的明智政策，通常包括推行普及教育，开放市场，鼓励中小企业，累积资本等，建立初步的基础；累积的国家财富再投入教育，增强人力资源和质素，使生产力和生产效能不断提升和发展，又再进一步促进和扩大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使国家成为国际资本所属意的劳动市场。国外投资进入，使国民生产值年年大额增加，国力一再增强。资本的累积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提升了教育，扩展了人民的视野，以及人民的消费能力，由是发展出更先进的社会政治法律的内部结构，同时更积极投资于先进的软硬件建设，诸如使消息通讯加速，交通运输便利和有效率，更有利经济发展和迈向国际市场，让国际投资者更有信心，投入的资金更多，由是形成一良性的循环。

此中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视天下国家为一家，重视家庭与社会整体之福祉，要求个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知识技能，重视教育和自觉的努力，强调自己责任而宽待他人，因而少为争权夺利而对抗；平常生活俭朴，尽量累积财富，以保障家人和子孙；家人是一亲密的生活共同体，无私的互相照顾爱护，自我要求多尽自己对家人的义务与责任，追求自力自足，勤劳奉献等等美德和工作态度；在公共服务上，儒家重视社会教化，不能不教而诛，对自我要求更为严格，为官更要廉洁无私，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社会。这都是四小龙当政者和人民的重要操守的表现。因此，当国家社会处于外部危机状况之下，人民愿意团结合作，努力工作和生产，以改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追求国家的富强和稳定，因而较愿意配合当政者的政策，保持社会和谐，以至愿意牺牲一时的政治权利，以求进步和保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在人力资源方面，由于儒家重视教育，重视自力更新和上进，因此，家庭和社会的财富累积较快，在教育的投资比率上很高，一代代培养出更高质素的人力和人才，创发出更多的中、小以至大型的企业。而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取向上，四小龙的贫富差距也远较西方先进社会为低，社会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平等合理的水平，企业也常较能宽容对待生产力较低的劳工，愿意与工人分享利润，整体的社会劳动力也得到舒解和提升，失业率极低。一般而言，儒家社会较有同情共感的表现，对社会中所谓弱势社群都常加以资助，于救灾救难中都勇于捐输，使社会更快康复，回到正常的运作，也增强社会的共同的向心力。

此所以四小龙虽然都处于一定的外部危机之下，人们都能奋发自强，团结一致为全体同胞共同奋斗，因而形成高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主导西方世界，先是分别培养德国与日本，复兴西方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到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资本要找新的出路，需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加快生产，此时亚洲正是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四小龙适时回应此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刻，因而成为西方制造业和投资的首选，藉国际市场机制而兴起，日后更成为亚洲服务与金融业的先驱，取得领先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地位。

新加坡可说是此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新加坡的华人世界也正是最深受儒家思想与文化熏陶的地方。华人去外地谋生必须具有的团结与奋斗精神，不但体现在李光耀身上，也遍见于新加坡的华人。李光耀以至新加坡上下都奉行高度的廉洁，是李光耀和他的政党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李光耀在推行铁腕政策时，也重视教化的工作，对于当年知识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公民，也推动很多社会教育运动，以提升国家的形像和建立公共意识。在学校也推动对学生的文明卫生习惯等教育，以营造未来的文明社会。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进一步推动儒家文化与伦理的研究，曾成立儒学的研究中心和广邀世界著名的儒者前去讲学，推广儒家的理念。李光耀似乎想藉儒学合理化自己的统治和统一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型态。后来与儒者多接触之后，大概也知道儒家与亚洲价值之间的差距，以及害怕由推崇儒学引起境内民族争端，因而中止了这方面的推展。但这也表示儒家的文化和理念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以蕞尔小岛而能成为第一世界的先进国家，人均值是亚洲第一，远超于亚洲各国，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名列前茅。此可见文化力量之重要。可以说，新加坡是真正体现传统价值与文化教育之软实力而具有高度成就的国家。

新加坡最让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它既是一相当专制和一党独大的国家，且毫无自然资源，但却成为最亮丽的新兴国家。西方一些观察家认为新加坡其实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是采用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和生产的效能，因而才有如此优良的经济发展。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何在相当独裁和严控社会反对力量，没有足以监督政府的民间力量之下，何以新加坡的政府不流于严刑苛政，贪污腐化，而且以新加坡如此现代化国际化的人民也不争取自由，起而抗争和反对威权的统治。这是惯于以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结合的西方评论家所不解的内部矛盾的事。在儒家来看，此实不难理解。因为，新加坡社会所隐函的儒家的文化与人格理想，一方面使新加坡政府自觉自愿以廉洁自持，信守公平竞争，全心全意促进施政的效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愿意全力支持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减少政治纷争与动荡，全力发展国家与社会，使自己和家人取得丰足的生活而又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

虽然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也不是任何不同国家或地区所能仿制的。但这种一党独大而又有全面和高度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也常是一些落后地区的政治强人所梦的最理想的境况。当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即访问新加坡，并对李光耀能把此弹丸之地发展为世界花园城市，表示赞叹。李光耀却认为大陆人材济济，当更胜新加坡。据云这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新加坡之强人政治与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而经济发展如此突出，也正是大陆统治者最理想的模式，此所以李光耀虽然与台湾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大陆近年的历届领导人都与李光耀有频繁的来往，是大陆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咨询和参考的对象。新加坡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派出最多的学习干部的地区，是大陆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参考模型，大陆由此交流也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能否适用于中国大陆却不无疑问。事实上，新加坡往后的发展，民主政治仍是有待反省和有待完成的课题。

当代新儒家之后/现代民主理念：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的现代化论述中，除了在外王上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科学之外，在社会主体上仍然强调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并不采取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模式。儒家基本上保持家庭为一亲密的生活共同体，属于伦理的内在关系，在生活上、财富上、利害上都密不可分，彼此融为一体，个人只是此家庭一体之不可分的部份。在传统社会更亲密的情况，整个家族都有亲密一体的关系，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家庭核心化和工作的流动性，家庭形式趋向核心家庭的结构，但通过平常许多共同时令节日的文化生活，平常的家庭聚会，以及分担养育父母之强烈责任感，大家庭的亲子关系，仍然保持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社会的家庭之中。此在新加坡即建立一家人可以互通的医疗账户，彼此可以互相或共同使用，分担医疗的费用。这是受儒家重视家庭关系之下而有的一种医疗制度，不但增强家人之间的关系，也让家庭参与和分担每个人的医疗健康照护。在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中，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是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关系，家庭几乎没有政治的功能。而儒家基本上是以家庭为社会政治的单位，所以，当代新儒家之民主构想是在强调家庭的组织和功能，重视家庭与社群的政治功能之下，转化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制度，以增强社会的团结和民主的尊贤让能的机制。在政治的领域内，儒家可以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外在客观的关系，彼此可以互为一权利义务相对的主体，但仍保持公民为一体之社群，互此在生活共同体中合作互惠。对于经济之自由开放，儒家也不会接受任由资本家之以巨大资本扭曲市场，造成贫富不均，使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经济发展和自由市场必须以不伤害和促进家庭和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为基础，此如提供公共的廉价房屋，保障人民有合理的居住地方，保障人民有一定的生活资源，不容许市场把民生必需品滥作商品来炒作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儒者对社会财富不公的永恒的批判。因此，当代新儒家在追求现代化时已批判地超越和化解了西方现代化的一些流弊，如个人与社会之疏离异化，只片面主张个人之权利，而不重视个人对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等。当代新儒家之返本开新，絶非一般不负责任的批评所指为放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儒家的一体观也表现在，当个人或家庭与社会国家利益有冲突时，儒家并不主张只顾前者之利益，而罔顾社群中他人的共同利益，重点是如何取得和谐合理的结果。儒者承认他者对自己具有不可少的互助的功能和贡献，不可以片面强调自己的利益。权利与义务并重。而在儒家的深层理论中，人与人实为一体，不应有你我之严格对立的区分。

唐君毅先生认为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一种互让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是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主体之下的政治制度。推选代表是敬重其人格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竞争权力的活动。政治领导者虽不必是圣人，但也要有足够让人民信任的德行表现，德行仍然是统治决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推行的政策是否大公无私和有效能的最佳保证。李光耀以操守廉洁，有治理国家之才干，因而被新加坡人所拥戴，他的德行的表现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唐先生对民主政治作为文化的一环的诠释来说，政治没有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人类各种具体生活安排和文化活动服务，如为宗教、学术、文学、艺术、体育、军事、家庭、社群等第一义的文化活动来服务的。因此，当代新儒家也主张政治提供最大的共同的自由空间，让每个人可以按其志趣从事各种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不当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更不是西方政客之以争取选票为目的短视、甚至是有害国家人民的投机的政治行为。因此，儒家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照顾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促进人民之间团结合作，以改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幸福。此方是真正的政治为人民服务。

儒家主张的生生之德，不但要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中，也同时要推展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一体与同情共感上，儒家反对对他人和大自然的无穷剥削与利用。儒家认为人与天地实为一体，休戚与共，因此重视人与自然环境取得和谐平衡。人类自己的生活应当俭约，不能竭泽而渔，更要成为自然界的保育者(nurturer)，使自然不受伤害，以人力补助天地化育不足之处，照顾残障老弱，祈使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使天地万物更欣欣向荣，不断繁富生长。在此，儒家的取向是反对以邻为壑，反对只为个人或家庭自身，以至自己一国的利益而枉顾他人、他国、他族的利益，反对为了人类私利而伤害自然物种和环境之繁衍。因此，儒家倾向主张各种族各国和平共存，平等互利，促进国际各方面的交往沟通交流和互助，包括经济与市场的公平交易，工商业资源的交流，人们之自由出入境等，促进人类真正统合成一多元的天下一家的世界。

结语：李光耀未完成之民主课题

李光耀可说是很能运用儒家在治理国家上的积极贡献，加上自己在英国留学的经验，具有现代世界知识和视野，因此，很可以在洞明时势上适当地限制人民在政治上的权利，而全力发展社会经济，不但使新加坡得以生存，人民生活富足，更奠定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被称为新加坡之父确是当之无愧。但是，当新一世代的人民成长，追求自由与独立自主的意识日强，人民很难再被封限在民生富足与经济自由的范围，政治上的自由自主也是人类内心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也可说是涉及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是人之尊严所在。李光耀当年在英国即知道英国殖民新加坡并非为殖民地人民着想，而只为英国的利益，因此决心回到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这不止是一爱国精神，也同时是对政治不公义，对统治者不为人民利益设想的一种批判与反抗。为生存而暂时加以强势治理国家，只是一时之计，势不可能永远。开明的威权政治也不能保证社会的繁荣，更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与尊严。纵使一时开明，没有约束的威权统治永远都是人民心中之巨石，随时都可以把人压死。新加坡实已面临进一步改革的路口，恐怕不是李光耀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所能逃避的政治课题。如果李光耀的追随者能进一步发挥儒家之智慧，则开创出一现代的和乐富足的民主社会并非不可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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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