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八日壬子

           耶稣2015年4月6日

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

昧于天理良知、昧于仁义道德、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的蒙昧者太多了，中国成了愚人国，尤其是政治文化两界，几乎成了愚昧的两大根据地和大本营。

清末以来，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派和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纷纷以先觉者和启蒙人自居，以唤醒中国人为自己的责任或光荣。然而，它们越是启蒙和呼唤，中国人越是精神错乱、思想颠倒和恶习深重，愚昧疯狂愈演愈烈，到文革抵达巅峰状态。

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启蒙者，本身都是蒙昧派甚至反动派。所以他们的呼唤，负作用特别大，他们越启，国民越蒙，所谓启蒙，实为蒙人。他们不明中国文化和历史之真相，不明道德良知之实相，而且不少自由派还被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唯物主义之类歪理邪说遮蔽了心智。他们自己需要进一步启蒙。

真正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启蒙、权利意识唤醒当然有意义。但这种启蒙对利益主义和利己主义者无效。对民主这种公益事业，弱势群体有搭便车心理，特权利益集团必然顽抗---从利益角度考虑，民主化于他们有弊无利。

事实证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启蒙是失败的，而孙中山和中山派、即三民主义的启蒙教育工作，无疑也是失败的。这不是方法问题，更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思想文化问题---三民主义的文化品质不高，不足以启国人之蒙。

三民主义虽不歪邪，很不中正，对于儒家，属于外道。儒家坚持中道原则，对于中庸之外的任何主义都保持警惕。儒家对民族民权民生高度重视，却置之于仁本位之下，绝不允许它们主义化。而三民主义取儒家之枝节，赋予它们“根本性”地位，将它们本位化，过犹不及，流弊后患就很大。

《中庸》教导：“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三民主义颠倒本末，不知先后，丧根失本，就远离了中道，远离了政治之中正。论政治社会建设，它不如自由主义；论个体安身立命，不如佛道两家，遑论儒家。同时，三民主义缺乏形而上依据，肤浅粗糙，收不住人心，拢不住豪杰。所以，孙蒋无论怎样强调儒家道统，实质上都是另辟蹊径而偏离正道了。

国民党大陆失败，“三民”难辞其咎；台湾进步主要拜儒家所赐。从大陆到台湾，从蒋公到马君，国民党于三民主义越来越淡化，对儒家则越来越尊重，其政治品质也越来越高，终于促进制度成功转型。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就离不开儒家的配合；若信仰仁本主义，完全可以抛开三民主义。在仁本主义中，“三民”都有合适的位子。把它们主义化反而有弊无利。

顺便说说孙中山。《台湾民报》1925年2月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孙中山北上进北京时受民众热烈欢迎的情形，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并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云。

孙中山与拜物教教主和暴君列宁相比，当然好得多正得多，但是，说他“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却是吹捧过度了。此君不是坏蛋，却是个大糊涂蛋，文化政治双重糊涂。略说孙氏几大糊涂表现如下：

一是推崇洪杨帮。他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自诩“洪秀全第二”，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革命自有好榜样，汤武革命最经典，何须借助集邪教和暴政于一体的洪秀全？革命自有正道在，何须借助民族主义邪旗？

二是敌视改良派。清朝若能主动从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代价最低而收效甚大，原是国民国家之福。孙氏却以改良派为敌，非置清政府于死地不可。这样的革命，品质不高，私心太重，为了革命而革命，而不是真正为了国家民族。更不可容忍的是，孙氏甚至纵容其党徒暗杀改良派！

三是苟合马列派。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是错误的。联俄联共是苟合北狄，比一般夷狄更加邪恶的恶势力；扶助农工是苟同民粹。当时到处造反作乱的所谓的农工，大多是被启蒙派和马列派联合煽动起来的愚民暴民地痞流氓，别说正人君子，连正派人正常人都罕见。

孙氏最大的糊涂是撇开仁本主义大道，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尽管他口口声声强调三民主义与道统一脉相承，实质上三民主义与儒家中道杆格不合。国民党政治品质有限，文化教育失败，军事每况愈下，最后败退台湾，无不根源于此。这也是孙氏革命党大逊于儒家改良派的要点。

孙中山革命的成功，恰是中华民族更大灾难的开始，他呼唤的声音和影响越大，中国人越糊涂，根本原因在此。

马列派的启蒙和呼唤就更可怕了，纯属负面。毛泽东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

这不是唤醒是催眠，不是启蒙是洗脑。因为马列主义的错误是原则性的，无法弥补和修正的。换言之，马学是古来第一邪说，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邪的，都是违反文化正道、道德正理和政治正义的。

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又必须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于个体而言，唯有以儒佛道为中心的文化道德启蒙，才有可能让人建立基本人格，超越世俗权力和物质利益，对精神利益、心灵财富和良制建设产生兴趣。

于社会而言，没有一定的文化和道德垫底，一切良风良俗良制良法都成为不可能：德治礼制不可能，法治民主制也不可能。良好的道德，必然绽放相应的自由芬芳，监狱何以展现道德的美好？良性的自由，必然依托一定的道德基础，沙滩无法建设自由的乐园。

中华文化和道德良知启蒙应该是新启蒙的核心内容，这比民主宪政启蒙重要得多，钱理群先生的话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试问，对于这些昧于天理良知的“有毒的罂粟花”来说，民主宪政知识懂得最多，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

或说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勇气和反思！此言没错。实质上勇气和反思是道德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缺乏文化、道德及历史知识，连常识都欠奉，极其蒙昧无知，极其缺心眼。这就是缺少勇气和反思的根本原因。

或问：“为什么中国政治转型这么难，比老大哥更难？”答：因为中国人特别蠢，比前苏联人更蠢，蠢到倒孔灭儒的程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在这样极端非人化、丛林化的社会，别说礼制，民主制也不可能。道德低洼，百秽交集，众恶所归，古今中外的垃圾毒品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觉后知觉后觉，就是先知先觉者和儒者的天赋责任和义务，无可推卸，无可逃避。不知道也罢了，知道了各种真相和真理，就必须说出来，不管别人态度如何，听不听从。否则，就是对文化道德启蒙责任的放弃，就是对真相和真理的吞没，就是罪过！2015-4-2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