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

作者：刘海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原刊：《经济导刊》2015年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廿六日庚申

           耶稣2015年4月14日

提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为典范案例，提出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理论，探讨其在中国的实践、政治哲学基础和运转机制。指出其同自由民主政治逻辑的不同，探讨了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改造保持信心。

总结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这里，“列宁主义”特指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根本优势所在的概括，进一步可以概括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并且能够有效改进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规律或逻辑。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够对先进性团体政治进行充分解读，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内涵。列宁的建党学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意义上提出的，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未能将其系统化。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多是从历史演进的轨迹来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理论视野就难以扩展，甚至导致一些胶柱鼓瑟的论述。面对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驳；面对文革赞同者振振有词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国先进性团体政治还在“吃”历史实践成就的“老本”。

中国共产党无疑有巨大的历史成就，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实践蓝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是，政治实践与政治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历史常见的现象，政治表达的不足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实践的进步。历史进行了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时的理由不尽恰当，虽然不影响当时的成功，却不利于今后的选择。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以“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这个探讨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理论点，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2]

中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研究，虽然是一般性的，却必须以中共为典范和最重要案例。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一系列认识都需要通过对中共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获得。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学自苏共。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引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的固有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奋斗历程，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的努力，中共已经不同于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完善了列宁的构想，且超越它的缺陷。[3]列宁主义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独有的特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中苏两党命运不同。提炼中共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复述列宁主义原则，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才会丰富完善，例如明晰党的“组织纪律性”内涵，彻底批驳“极权”、“黑社会”的妖魔化论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指导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笔者以为这本书是政治科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发明之作。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无产阶级正确政治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首要性，特别是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的政党理论，在实践中一般有着巨大的政治效能。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意味深长的，但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之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释。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民意党失败以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了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可能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为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中国共产党具有同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钊是中共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他激烈反对暗杀（这是当时一般革命党的特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它的历程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批评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许由于中国的传统“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潜在影响，中共高度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党员标准添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尊德性”。在广大党员中，极端崇尚“气节”。中共模范干部的气质，则大抵归于圣贤人格与实践理性能力的兼备，只是传统上以“党性强”的术语表述。中共军队是以雷锋为榜样的军队。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

中共一开始建党，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定区域的公开的执政者（国共合作）；然后完全自己主导一方土地与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战开始之后，实际上形成与当时中国正统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完整体系。抗战结束，中共已经是拥有一亿人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广大区域的统治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的22年间，除了短暂到重庆谈判之外不曾离开根据地和军队一步。这对于理解中国深厚文明底蕴和中共独特经历造就的中共特性很重要。一些反共情绪激烈的人物，包括以赛亚•伯林，刻意将共产党和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联系起来，似乎共产党是靠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方法取得胜利的，不过苏共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这种说法的口实。中共则毋宁说是“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的故事，与涅恰耶夫主义完全相反。

中共历史的特点，一为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谓“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二是在田制、币制、税制、社会组织、兵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诸多的创制，这些创制解决的中国社会千年的古老难题。这些成就既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先进性政治团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列宁提供了组织原则与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党员提升了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烈士，是党员继承传统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时期合乎正义与实际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以，笔者认为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苏东共产党进行类比，也不必担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过时之处是否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烈士们超越性的精神，是一系列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尽管在选择时所声称的理由未必恰当。但，后者是一个重述历史的话语论说问题，而非推倒既有选择重来的实践问题，明乎此则不会妄自菲薄而丧失“三个自信”。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

西方国家政党的定义“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4]，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与领导体制并不是靠政党法、社团法规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首先，表现在它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审议机制；第三，因为党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存在，达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结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执行能力。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性团体的政治逻辑，实际是更先进和更普适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

先进性组织与代表性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4.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的却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缓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不公平的阶级分化（例如消灭产生土地食利阶级的制度）、铲除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土壤（例如遏制贫富差距悬殊、促成民族团结）、避免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认真汲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正义的客观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进性团体建设和运转的一系列微妙方法和细节。

中国传统儒家主张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但是要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审议、高效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儒家并没有政治想象力能够发现它，而仅寄托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是托克维尔、施特劳斯等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例如，托克维尔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而非从属于经济，制度的安排取决于人们的努力。他们也没有可能去思考先进性团体政治。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尽管在政治哲学层面颇有见识，但是对共产党却充满偏见，他们也不肯精炼西方之外的政治实践，以克服自由民主政制的弊端。

自由民主论者的问题在于以个体权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视野来构造政治，他们立基于错误的个体欲望为本的政治哲学、狭隘的博弈均衡的社会理论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们甚至忘记了英国普通法制度构造的历史经验。托克维尔对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认识，他预见了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学家戈谢认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5]

由于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尽管并非在现实中都不能运转，却只能在少数地方勉强可行，有绝对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条件。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公共平台与论坛的每种观点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规则体系，在此规则体系下，各方趋利避害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这是非常幼稚的。此规则体系如何维系不说，他们完全看不见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审议性秩序的存在。对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种博弈均衡，而是审议共鸣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为不可能，结构性地锁死在利益博弈均衡当中。政治是紧密的共同体整合后自然出现共识并有效实现共识的决策。政治必须基于德性，必须超越于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认为发扬德性或以德治国是个体的修养问题，如中国宋代之后儒家所倡导的那样，也是没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国仍然主要是个社会结构或组织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组织成员选拔、组织纪律要求、组织生活熏陶、组织理想教育、也包括组织内的决策程序等，打造在政治审议、政策判断与政治行动方面都健全而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此团体且能够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因为团体的组织特性，因为团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结构性利益特点，人为地制造一种政治场域或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义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利益和强力”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团体成员表现得具备德性。先进性团体政治要达到信念与明智的完美结合（政治不是做礼拜也不是做买卖）、群众与精英的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追求的是人类限度内政治的最高境界。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加上一句，“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可以说明政治组织这种结构性整合的作用。

先进性团体政治与中国政治传统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古典的，而非现代个人权利本位论的。其制度安排既考虑了人性的弱点缺陷，也同时考虑人的德性与主观能动性。这同普通法司法制度——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只有行为良好与否问题没有错案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类比的。它追求治人与治法的动态循环，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论何时，人类在政治领域，必须承担判断的负担、必须承担行动的责任。先进性团体的成员，必须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行动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结构的产物。

为什么不选择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

在通常的语义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对于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自由选举”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

先进性团体内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而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不同政治逻辑中投票程序的意义不同。为了说明党内投票的性质，笔者不得不作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法庭陪审团投票是自由选举吗？大公教会教宗选举是自由选举吗？如果不是，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教宗选举的历史和现实中，其繁杂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其完全不同于自由民主的逻辑。教宗选举不是枢机主教团成员政治权利的表达，其仪轨是要创造这样一种齐心同力发现客观正确的场域。

对于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选举，但是其政治的基础不仅是党员政治权利的表达，更是成员的德性或曰党性，是团体的质量，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形成的某种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竞选一人一票投票机制危害了共同体政治审议、政策执行的话，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机制存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弊端，就在于在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情况下进一步把熟人社会撕裂。此种形式主义规则下的博弈，难选出好人，大量的是贿选上台，然后胡作非为。竞选民主具有强烈的制造一个“认赌服输”的赌场情景或商场情境的含义，致使政治市场化。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团体当中同志之间的信任比民主制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部分，以前者为前提运转，在《怎么办？》中他写道：“我们党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6]

现在我们说的党内民主，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如果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逻辑，那就是一党多派，党员公开竞选职位。这样，党只是一个平台，不复具备先进性团体或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党内决策有投票，却不能拉票，不能竞选，不能允许派系的存在。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绝不可能是“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逻辑决定了，不可能重复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逐渐一人一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保持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进性团体政治，也因此更可能进行长远的、全局性视角的决策。对运转良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来说，一个政治家的策略是择善固执，因为这是共同体内的重复博弈，必须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正确最终一定胜出。竞争性民主，则是当下不择手段，拼凑多数，而出现投票的循环、多数的暴政、少数的敲诈（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种种问题。根本上，就在于两种政治的情境不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区和在完全陌生人的社会里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进性团体本身的状态最重要，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非常微妙复杂，诸如党员的人数、党员选拔的程序、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任务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党员的道德修养与理论教育等等。可以确定，党员人数不能过多，应该有个极限；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职能党员，在财产权意义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性善性恶、简单假设基础上。为什么对中共来说，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非常重要？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检讨和精神提升分享机制，高级干部也必须参加一个由周边党员组成的支部。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意义，将中共变成一个行政官员的组合，会议只剩下当下具体工作的讨论会、工作的布置会，是悲哀的。党的纪律，目前中纪委从事的反腐行动只是底线，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伦理。党的纪律规范体系不仅是成文规则，更是案例，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

当今政治话语亟待完善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没有得到系统的、合适的理论表达。理论家往往只有本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导致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种理论来论证中共制度与政策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国家与政治体制的设想，也只能从当时的现实材料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思想材料，无法在操作意义上给予完全指导。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政治理论被引进的自由主义则根本敌视中共的一切，从根本上抹杀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可能性。我们曾经一度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逻辑中的理念方法，试图改进中国政治体制，但其中隐藏着陷阱。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超越性的命题，则既遮蔽了中共的历史成就，也无法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还会处处受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意义含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它本身使人民成为可能，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因为这混淆了先进性团体与西方政党的根本不同。中共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先进性是不变的。

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的信心

尽管我们能够提出许多的改进意见。无论如何，尊德性与严纪律，即党员必须保持高于普通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行为标准，是党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础。我们或许应该对党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先进性团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是一致的。每个党派时时刻刻需要竞争性地获得选票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确实是来自外部的制约，但是这也消灭了责任的归属，导致各种政治欺诈，必定是为私人和集团谋求私利。这种制约，能够改变党派的纲领和行为，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错能力而非纠错能力。在政治上，我们究竟依赖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还是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这是一个问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限制条件下这种制约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商人行为良好，但如果是艺术家、学者，这样的约束也只能培养平庸而市侩的人，绝无伟大作品问世的可能。最近这些年，中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碍难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这是党的自主性减弱的后果，而绝非少了外部制约的原因。

先进性团体成员的心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信奉哪个理论更重要，具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信念，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先进性团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提出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性论述，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理论，探索其政治哲学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希望中共领导人坚定对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将“百代皆行党治国”，以先进性团体整合人民、领导国家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合理性，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而是中国的“顺乎天而应乎人”。

笔者认为，当下尤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党建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政治大学问，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方法下，党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注释】

[1]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肖自强先生和笔者看法近似，他指出：关于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论述一直阙如。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执政体制的论述，一般是直接论述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很少从自身的具体执政中跳出来研究一党执政体制的一般性原理。这会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论述缺乏更宏大的原理性视野，从而会影响对自身执政的认识；一是无法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科学论述，从而无法在民众那里建立科学的认识方法或者说一般的认识方法，从科学角度确立相关的信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fc7ee0101nqlr.html，2015年1月7日访问。

[3] 中共成为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案例，当然也有历史机缘作用，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需要总结和精炼中共的历史。

[4]罗金斯：《政治科学》，林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第218页。

[5]转引自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载《东方历史评论》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列宁选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