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边疆战略

作者：范仄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廿八日壬戌

           耶稣2015年4月16日

作者按：2010年7月，应王利邀请，在其领导的思想研究中心做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边疆战略”演讲。在原有向东开放的战略格局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中国向西开放的战略格局也已形成和并加快深化，中国四方的边疆战略越来越具有同等重要性。今特将此次演讲整理出来，供好友参考，也将作为“第五论”，收录于《中国政治建设五论》。

导论

今天讲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边疆战略”。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普世价值与国家特色等问题的探讨，国内仍然处于某种分裂状态。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我首先设定演讲对象。

第一类演讲对象，是对中国和中国人高度热爱又不排斥全球化的中国人。这是比较古典的角度，预设着特定的价值取向。

第二类演讲对象，是希望了解不同目的在不同因果关系中的情状的中国人。比较现代的人，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般不做目的论研究。但不管主张什么价值，目的怎样，总希望了解不同目的在不同因果关系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或情状。这是比较现代的角度，预设着特定的技术取向。

我还要讲讲今天演讲的性质。今天演讲的内容主要来自经验和阅读。所谓经验，主要是指我在西部的考察和游历。我曾去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做过社会考察，去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做过背包游。所谓阅读是指我的日常阅读。一年多以前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曾想做类似主题的策划，后因工作变动，策划搁浅，但问题意识一直保留着。

今天主要讲三个内容：第一，全球化时代的远交近攻战略；第二，地区一体化之前的中国边疆战略；第三，中国的四方边疆战略。重点是第二点，也即亚洲一体化或东亚一体化之前中国的边疆战略。

今天所讲更多是个人思考，谈不上系统研究，但希望能带来一点启发。

全球化时代的远交近攻战略

把握好中国所处世界的时代特点和可能未来，是思考中国边疆战略的前提。战略是联系现实与未来的谋划工具。国家战略所需思考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长度，远远大于其他任何组织。这种思考充满困难，但却是必须的。它需要特殊的方法论和表述方式。这里所描划的全球化图景及相应的基本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思考。这个图景虽然简约，但非常必要，它是展开和理解我所思考的边疆战略的一把钥匙。

1、当前全球化的基本路径

在我看来，当前全球化存在三种基本路径。

第一种是地区一体化和准一体化，也即地缘性全球化。人们所说的东亚一体化、欧洲一体化、南美一体化、东南亚一体化等，都属于地缘性一体化。它以地理边界直接关联为基本纽带。也可说是一种陆地式战略

第二种是跨国性国际组织，也即事缘性全球化或业缘性全球化。比如跨国企业、跨国NGO和跨国犯罪组织等。这种一体化也有自身的复杂性，比如总部和分部的垂直性支配性关系，既牵涉到权力分配，也牵涉到跨国认同。这种一体化是以事业或分工等的关联为基本纽带。也可说是一种海洋式战略

第三种是全球性国际组织，也即综合性全球化。比如联合国、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奥运会、世界杯等，涵盖面非常广。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地区性一体化和准一体化。

2、“大一统”构想：全球化的终结点

讨论全球化时代的战略问题，必然牵涉到全球化的完成态。对全球大一统必须有初步构想。这构想应是原则性的或要素性的。在我看来，这构想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基本要素是世界政府。它的主要内容是：大一统主权（基本主权）；全球事务分类主权（分类而非分权）；世界主权与国家治权适当分离；世界公民权与国家公民权适当分离。这既是长远目标，又是当前必要的背景性意识。

第二个基本要素是全球城市联盟。它是以很多城市群构成的多中心世界体制，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划分出“城市公民权”。我们过去有“编户齐民”，现在户口所有松动，但在地性公民权依然存在，比如业主权。

由此引申出第三个基本要素，即四级公民权体系。我们需要预想未来世界公民权利体系。我认为这一体系至少要划分出四级：世界公民权（世民权）、国家公民权（国民权）、城市公民权（市民权）和社区公民权（社民权）。我们也可以把这叫做权利封建制或权利郡县制。

国家公民权被讨论较多，其他三种公民权虽以不同形式存在，但不被学界重视。特别是城市公民权（市民权），不被揭示和承认，但在实际生活中无处不在。在美国读书的一个朋友曾给我讲过，在加州某小城，外来乞丐在当地游荡乞讨，会被逮捕，并被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种做法在当地不会被非议。这实际上是市民权的一种间接表现。美国社会可能会通过财产税、消费税等来间接确定在地性公民权。未来学界是否会把城市公民权揭示出来，还是未知数，但目前肯定是很难的，因为它直接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相冲突。四级权利体系是个大话题，在这里只是构想，只作为思考所需要的背景性意识出现。

3、“大一统”的传统地缘性路径

大一统路径不同于全球化路径。全球化是过程性阶段性概念，而大一统是终极性目标性概念。大一统是人们对所处“世界”的政教统一和一统。“世界”在不同时期和对于不同人是不同的，但在当事人的想象和经验中必须具有至大无外的特征，以至于所知世界之外的事物几乎处于忽略不计状态。传统路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秦始皇模式。它是由一国攻城略地而一统“天下”。在西方与此相似的是罗马模式。罗马实现了地域性世界的统一，甚至接近于“一统”，但并没有实现“大一统”，因为一直存在政治一统和基督教一统的分裂，即所谓的政教分离。

第二种是西周模式。它是由数国（地）联盟或联邦而一统“天下”。在西方与此类似的是美利坚模式或欧盟模式。美利坚模式和欧盟模式只是由数国或数地联盟或联邦而实现统一，但并没有实现其所处“世界”的统一和一统。

西周模式可能是未来大一统的主要路径。但是秦始皇模式会始终存在，作为最有力的辅助而存在。我讲的未来的远交近攻战略，就是以第一种模式为基础，第二种模式为辅助。

4、前大一统时代的地缘性全球博弈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所处时代主要面对的，是“前大一统时期”的地缘性全球博弈问题。   

目前地缘性全球博弈主体，主要包括一体化地区、行动一致的地区或公司、以及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小国必须组建成一体化地区或行动一致的地区，比如东盟，才有可能成为全球博弈主体之一。

就趋势来说，单一超级大国主导所属地区会越来越困难。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周边小国对大国天然有一种防御心理；二是目前为止单一超级大国没有这种诉求，现有的一体化地区也没有这种诉求。但是将来的超级大国可能会遇到如下困境：它将作为一个单独的超级大国参与全球博弈，还是作为一体化地区的主导性成员国参与全球博弈？

中国毋庸置疑属于大国范畴。对中国来说，地区一体化之前的大国战略，就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5、远交近攻：地缘性博弈的古典战略

“远交近攻”战略最先由战国时期的范雎提出。范雎是战国魏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在历史上，“远交近攻”战略一直作为对外政策而被人们讨论，因此人们很多只讲它的对外部分，而很少讲它的对内部分。在这一战略中，对内对外其实是分不开的。我所讲的“远交近攻”，就包括对外对内两个方面。

范雎的对外政策，是对齐楚等较远国家先行交好，使他们不干预秦国攻打邻国。魏韩两国地处中原，离秦国近，首先成为攻打对象。最后再攻打齐国。其要点是攻下周边一城，则巩固一城，由近及远，是一个长远而需连续的政策。

范雎的对内政策，是夺取亲贵大权，实现中央权力集中。没有中央权力的集中，就不可能有对外政策上的统一和连贯。我所说的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中央权力集中于中央，而非指地方权力被中央剥夺而集中于中央。在这种政治制度设计中，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划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至少是与对君主和臣民、国家与公民的划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国家发育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已经高度相关和普遍相关，以至于中央政府对于国家的意义发展到几乎相等同的地步。如果没有对内的中央权力集中，就无法全面、充分而灵活地调度全国资源。这样的国家被外国侵犯是很容易的事情，也根本无法完成对外的远交近攻战略。因此中央权力集中于中央，不只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问题，而更是国家发育状态问题。

就中外历史上“远交近攻”战略而言，秦国不是孤例。就“远交近攻”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苏联崩溃是典型的失败案例，民族自决权既未能解决对内的中央集权，其对外更是失败。美国门罗主义则是成败交织的远交近攻案例。

从杰斐逊执政开始，美国进入大规模领土扩张时期，向北扩张的企图因与英国发生冲突而受挫，转而把扩张矛头指向拉丁美洲。这一时期，俄、普、奥三国缔结的“神圣同盟”正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国会咨文，门罗主义基本原则正式提出。基本内容是，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但欧洲列强不能再在南、北美洲扩充殖民地，欧洲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

因此，美国对欧洲列强实行的是远交，对临近的拉丁美洲则是近攻。通过阻挠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再殖民，使美国相对平稳地完成扩张过程——从提出门罗宣言时的24个州扩张到今天的50个州。但同时导致美国同周边国家关系较为紧张，使之在二战后成为没有“后院”的帝国。

6、全球化时代的“远交近攻”战略

发展到全球化时代，“远交近攻”战略必须被赋予新的含义：大国参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国主导区域秩序重建。换句话说，随着全球化深入，大国可能不再或很难单枪匹马地参与全球博弈，而主要是作为一体化地区的核心和主导者，代表和领导该地区参与全球博弈。目前欧盟、东盟等地区一体化越来越深入。面对这种地区一体化趋势，大国必须有相应的战略。

这种战略今天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含义：

第一，减少大国国民的全球化阵痛，特别是减弱由大国与周边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全球化阵痛。

第二，加速地区一体化及秩序重建。大国在地区一体化建设中必然担当推动者、主导者的角色，承担既主导又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

第三，减轻地区快速一体化的阵痛。大国既主导又共享的地区一体化，不仅与以往的殖民区别开来，而且可让地区一体化进程更加和谐。大国的跋扈和不承担领导责任，往往是地区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四，减轻地区世民的全球化阵痛。地区住民获得一定范围的世界公民权，是需要条件的，否则提前到来的世界公民意识会使自己与周边民众、所处国家等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地区性大国主动参与地区一体化，不可避免地属于大国的“近攻”战略，或者是所谓的“陆地战略”（而非“海洋战略”）。这应成为大国战略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远交”则成为此目的的战略手段。比如中国跟美国搞好关系，其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搞好关系，而是借助这种关系，为搞好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寻求更好的国际环境、更强的话语资源和更多的经济资源。如果中国与美国搞好关系，结果不是有利于中国与周边一体化，甚至对此有害，则搞好的中美关系，不仅失去战略性，而且是为自己掘墓。

“远交”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构建必须建立在所属地区一体化基础之上，否则世界新秩序即使构建成功，大国也会因为所属地区一体化不善而失去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或平等地位。

地区一体化之前的中国边疆战略

1、边境地区的板块化和中心化

这是全球化时代边疆战略的核心概念。所谓边境地区板块化，是指突破狭义的边境概念，扩大边境地区范围，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在边境区域形成具有辐射力和主导力的核心经济地带。我们过去讲边境，无非就是离国境线多少公里的概念，再远一点就不算，归根到底是一个线性概念；板块化则是一个面性概念。仅以西南边境为例，就要将云南北部、甚至四川南部等都视为边境地区，并由此形成具有辐射力和主导力的核心地带。

板块化对边境地区的意义很大，是全球化时代边疆战略的核心措施，也是边疆战略得以实施的基础，是边境地区具有辐射力和主导力的基础。因此，为了对边境地区实行板块化延伸，我们应当提供相应的政策倾斜，加快交通建设与共同核心地带的城市群建设，并建立大型统一交易市场等。

所谓边境地区中心化，就是提高已经初步实现一体化区域发展的边境地区对境外境内的辐射力和主导力，同时与内地中心地区实现良性互动互动，降低境外中心地区对我国边境地区的辐射力和主导力。我们在这里要区分境内中心地区和境外中心地区，尤其是双方边境中心地区的辐射力和主导力。国内边境中心地区与内地中心地区的良性互动，是边境地区中心化有效有益的前提。

在这方面有三个任务亟待完成：

第一，加速国土边界谈判，努力实现国土零争议。这一方面可谓刻不容缓。祛除国与国之间在边境领土上的传统争议，会使彼此心理直接减缓障碍和建立相互信任。亚洲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国与国之间是领土传统争端与经济现代争端并存。如果亚洲地区不早点解决领土传统争端问题，它将会成为亚洲发展最大的阻碍之一。

第二，给予边境板块化地区发展以政策和资金倾斜。

第三，推动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旦边境完全确定，这方面意义会更加凸显出来，因为现在国土边境的意义比过去弱化很多。在全球化时代，边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个政治和主权概念，并不构成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屏障。现在中央也提出一些共同开发的策略，这是很必要的。

一个很好的案例是珠三角板块化发展对港澳的意义。当年深圳的快速发展，对港澳回归祖国的意义巨大。尤其是深圳、珠海对国内的发展又有很大的辐射力，使得港澳至少在经济方面没有陌生感，可以增强对祖国的认同。

2、身体融合与文化融合

中国边境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族群融合任务不可忽视。其中，身体融合和文化融合是族群融合的两种主要方式，而身体融合是终极解决方式。

中国族群融合的核心难题，主要是：部分单一少数民族大面积聚居，聚居点相对集中，而不是在全国都有所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少数民族重新分类，分为全国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少数民族，地方性少数民族再进一步分为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小少数民族。从这个分类看，中国族群融合的核心难题，就是地方性大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终极政策核心就是如何把地方性大少数民族转变成全国性少数民族。

融合是族群性冲突的终结方式，有五方面重要内容：

其一，融合是不断发生的过程。这也表明不可能也不必要最终消除差异，因此有些差异是消除不掉的；有些差异还会不断再生产。融合更多是消除不同族群间那些容易引起冲突和对抗的差异，是为了让族群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

其二，汉族是由许多民族不断身体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常识。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一种自称“皇汉主义”的东西，他们完全忽视这一常识。

其三，融合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一般意义上强调的边境，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边境。但每个国家都另有隐匿的边境线，即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范围及对边境的影响强度。1998年我到西藏做社会考察，一村支书居然不知最高领导人是谁，都没听说过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也只知“毛主席”，而不知其名。在西藏某些地区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在这里是有限的，或者说影响程度是比较弱的。这种情况会给发展带来很大问题。

当然，如果这种影响有限是因为客观困难，那么这种客观困难也是分裂主义者所需要面对的。也因此，中央政府克服这种客观困难的速度，一定要远远快于分裂主义的克服速度。

其四，高级融合是通婚和文化融合。初级融合仅仅表现为混合居住。通婚就是身体融合，是用物理化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其五，融合也适用于与周边国家交往。国家间民族间融合就适合采用人海战术。白种人生育率越来越低，肯定无法采用人海战术。在融合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同质化问题，因为差异也会不断被再生产出来。一切有利于融合的，最终都是好的。

3、跨境人口管理

我国需要加强跨境人口管理。首先应设置跨境公民局，既管理跨境的外国公民，也管理跨境的中国公民。在该局应设置设置部分职位，让跨境外籍公民充任，以避免中国中心化的形象。对跨境中国公民的管理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以早日杜绝或减少他们在境外的胡作非为。

另外还设置移民归化局，受理外籍公民加入中国国籍及归化事宜。建议跨境公民局与移民归化局分设。

在全球化时代，加强跨境人口管理是题中之义。中国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做到对跨境公民一视同仁，有没有决心和能力解决外籍公民归化问题，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主导力。初级归化是政治归化，高级归化是文化归化。

中国的四方边疆战略

前面总论边疆战略，下面分开论述。

1、西北边疆战略

1999年我在新疆搞社会考察，有两点印象很深：维吾尔族是惟一一个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中亚民族；维吾尔族有很强的伊斯兰教宗教特点。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应给予同情性理解和深刻性理解，特别对前者。如果不理解这两点，在新疆只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反而会强化他们的分裂倾向。

新疆有问题，但问题不在新疆。国家统一是全国一盘棋，而非某一地区问题。对于少数民族，国家统一不只是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更是其对其他地区和人民的认同。后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而这才是关键一点，也是国家统一和国家认同的终极性所在。北京原来有多条新疆街和很多清真餐馆，新疆人在北京因此没有很强的陌生感或恐慌感。随着现代化发展，新疆街和清真餐馆在北京逐渐消失或减少。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进一步调查研究：东部城市这些年的现代化，是不是就是“去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某些少数民族在东部城市的生活空间是不是被压缩了？尽管同时也是“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我曾住过的某地方，原来有几家清真餐馆。经城市改造，一家清真餐馆也没留下。有一年，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在我那里住了半月。这半月他过得挺苦，不得不去新疆驻京办那边买一打馕回来，每天就着开水吃。有时没辙，我就建议他去他所谓的汉餐馆，点些米饭和泡菜，告诉他泡菜里不放猪油。他吃了一两次，总觉不妥，有时就干脆饿着。我这朋友原本打算大学毕业留在内地工作，但最终因为适合其生活方式的空间过于逼仄，只得回到新疆工作。

历史上的边境民族有两种命运：被打跑或者融进来。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维吾尔族只能或者是移民国外，或者是融进来，成为全国性少数民族。维吾尔民族，要从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变成性全国性少数民族，整体迁移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让维吾尔族人从新疆走出来。

第一是人走出来。共享改革成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东中部城市落户就业。促进少数民族到东部就业，将就业与落户联系起来。吸引一个维吾尔族精英过来，他的亲戚朋友就可能会跟着过来一部分。

最近政府提出西部少数民族到东部落户的条件放开，就是很好的尝试。但是光放开还不行，还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在东中部城市中建立适量的少数民族餐馆、清真寺和新疆街，让西部穆斯林在东中部没有生活上的陌生感和恐慌。东中部地方官员要有大局意识，要选择适合中国多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些基础上可以形成和深化少数民族在东中部不同地区的地域性文化，比如海派维族文化、京派维族文化等，以打破族群内部的简单认同。

还可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体人才在东部地区成为全国性明星。可以大力发展陕甘青等地，使其成为吸纳西北少数民族就业经商落户的大基地。

第二是文化走出来。比如推广西北少数民族服饰，把外部性差异缩小。适当将个别维吾尔族节日立为全国节日，强化他们的全国性存在。还可以尝试加强维吾尔族前穆斯林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维吾尔族有几百年是信仰佛教的，这个历史研究很重要。通过大力宣传，打破少数民族内部的简单认同，就是增强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

第三是让全国人民走进去。首先要发挥新疆非维吾尔族地区的特殊功能，即非维吾尔族地区可以成为内地移民的首选地。在这些地区民族矛盾依然难以避免，但不至于引发分裂。

民族混居是新疆一切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实现民族混居，首先要有相应的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就是将分散居民适当聚集。新疆城镇化规划，重点应放在多民族地区，多建多民族小镇。其次是适当的生态化战略，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都可以达到混居目标。再次要有相应的产业化战略，并与整个大西部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同时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使内地人口大踏步走进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新疆搞移民，因为移民会带来冲突。冲突并不可怕，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关键是如何冲突以及如何引导和管理。

要发挥跨民族机构的融合功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但企业特别是央企依然可以适当发挥这种融合功能。分布在新疆的央企尤其应该发挥融合的功能，因为其本身就是被赋予很多政治任务的经济组织。党组织、团组织尤其能发挥融合功能。NGO和学校，也可以适当发挥这种功能。

第四是边疆板块化建设。首先是大板块建设，即大西北建设，要确立大西北的中心地带并给予优先发展。仅仅是新疆板块化是不够的，因为无法解决地方性大少数民族问题。应将新疆纳入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构成的大板块。大西北的中心地带是陕西。陕西如果获得很大发展，对西北就会产生很强的正面辐射意义。

陕西和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的地方，西北少数民族进入不会有太多陌生感和恐慌。在历史上中国解决东西问题都是建都西安，解决南北问题则是建都北京南京。我们不建议迁都，但可以经济倾斜。如果陕西发展速度不高于新疆，可能会有很大隐患。

其次是小板块建设，就要做到经济发展与民族混居两个指标并重；增加少数民族聚居区间际地带的小版块建设。这一点我们目前认识不足。

2、藏区边疆战略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源于1996年1998年我分别到青海藏区和西藏所做的社会考察。

其一，发展不得先于实质主权力。所谓实质主权力，也可称内在边疆，即主权的实质控制状态。

在考察中我发现以下一些情况：1、藏族富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低于藏族穷人。藏族富人有一种说法，即富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因为藏民族本来就很优秀；以前之所以没有发展，是因为汉族压迫。藏族穷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度相当高，主要源于对共产党的感恩，认为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基本幸福。2、边远藏区关于中国和中央的认知相当贫乏。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藏区党支书不知邓小平、江泽民。3、藏区高层官员后代的离心力比较强。4、藏区是典型的地方性大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大面积聚居。5、在中央主权实质发展前，曾有禁欲文化的民族不适宜放开物欲式经济发展。

其二，要加强藏族的混居局面。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点用力。首先，与维吾尔族类似，鼓励藏族走向全中国，加强云川青甘藏区的民族混居，加强非藏族人对藏区的移民。其次，充分尊重藏区夏尔巴人要求独立划分民族的意愿。藏族里族群其实非常复杂。康巴人如果能够单独划分成民族，也是不妨的。换言之要重视和利用地方大少数民族内发展出来的差异。

其三，加强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建设：加强爱国僧侣的道德建设，提高爱国僧侣对藏族人的影响力；加强藏族前喇嘛教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比如加强对“本教”的研究；打破藏族对自己简单统一性的认识，加强藏族形成的历史研究和宣传，比如像纳西族、汉族人、蒙古族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3、西南边疆战略

中国西南边疆战略的核心是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但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中央必须首先加强西南边疆板块化工作。

云南、贵州、广西的一体化建设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利用珠三角资本能量，力图形成广东、香港、广西、云南、贵州的南线经济板块。香港如果积极参与南线经济板块建设，其经济地位就不在上海之下，因为这有利于其形成和加强对东南亚经济板块的主导。

因此，跟陕西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新疆一样，广西云南等地一体化速度也必须大大快于东盟内部一体化速度。境内中心地带一定要超过境外中心地带的发展速度。

现在中央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但力度仍不够。应派非常有力的官员过去。

4、北方边疆战略

就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而言，我们应当以鼓励投资、劳务输出等名义支持移民俄罗斯东北亚地区和蒙古国。移民很关键，出现任何矛盾、任何冲突都不应退缩。只要俄罗斯不以非法手段打击中国移民，中国政府都应给予支持。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天然移民的好地方，以投资名义过去，是很好的口号。

东北亚边疆战略的另一核心，是处理抗日战争问题及由此而来的美国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大东亚共荣圈，或者说大东亚主义。我们可以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思路里的和平路径整理出来，为新的大东亚确立合法性。我们所倡议的大东亚主义，是东亚诸国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争取东亚能以一致的声音和立场参与到全球博弈中，在各国通过东亚共同体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不出头、不附议，而只是默许。中国若要消除东亚民族恐慌，就一定要用到民族融合策略。

关于东北亚自然贸易区路线图，我的主张是目前只建双边自由贸易区，而不搞多边自由贸易区。目前东北亚地区，国家间自由贸易区占据主要位置的肯定是日本而非中国。如果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东北亚的主导性就会大大降低。

5、海洋边疆战略

中国海洋边疆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台湾统一。从地理角度分析，如果不统一台湾，中国就是一个拥有绵长海岸线却没出海口的国家。一旦统一台湾，美国包围链条就全部被打破，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任何图谋都难得逞。反过来讲，如果台湾获得真正独立，那么中国的海岸线就基本上被封死。台湾统一绝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其更多关涉到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出路问题。

中国目前的海洋边疆战略有两个重点。重点之一是海西地带板块化要优先发展。现在“大三通”已经开始，但海西的发展仍旧太慢，内地接招慢了半拍，这是一个失误。重点之二是要早日确定海疆边界。和西南部尽早确定边境一样，边界的不确定会给中国和周边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问题，至少双方之间很难达成相互信任。接下来就是海洋军事、海洋产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