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读经？（秋风）

薛涌先生在南方周末刊发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引发论辩。问题之引发，网络上下讨论之激烈，足见读经与不读经，并非单纯的事件。背后的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对启蒙、理性、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在在不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本版乐于促成如此高水准的论辩，不在澄清或支持何种观点，而在鸣发读者的自省与思索。

南方网讯　当反传统、反儒家的信念已经融入到中国大多数受过大学以上现代教育人士的血液中之后，有人出来提倡读经，当然会引起普遍的反对；在毋须承担责任的网络论坛上，甚至不乏恶毒的咒骂。

然而，为什么不能读“经”呢？

有人之所以反对读经，主要是反对背诵的方式。据说，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只强调背诵，而不管孩子是否理解。而源于西方、比如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育，要优越于这种教育模式。

可能确实如此吧。不过，这仅仅只是一种意见，即便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意见，也仍然只是一种意见而已。而且，强调背诵，似乎并非仅仅读经的专利，目前的语文、政治、英语、历史等等各门课程教育中，似乎都强调背诵。因此，如果断言这种教育方式就是“蒙昧主义”，那么，我们的学校就早已进入“蒙昧状态”，多一个读经，似乎也蒙昧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因为读经强调背诵，并不能构成反对它的有力理由。

当然，大多数人反对读经，主要担心的是经书的思想内容会毒害青少年，或者更具体地说，经书中的古老内容无益于培育现代公民。近一个世纪前有人主张把中国古书扔进茅厕，似乎就是这样的理由。这理由已经成了现代读书人的一种常识：中国的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跟专制制度、与压抑个人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没有人能否认经书、经典、经学与君主政体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儒家正统学说和儒生群体，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主权力、驯服暴力统治的功能？同样地，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除了赋予世俗统治以正当性之外，是否也发挥了约束世俗权力的功能？

假如人们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健全的政治哲学思考方式，则对于儒家与君主的关系，当会有更为健全的理解。事实上，至少从阿克顿爵士以来，西方即开始打破近代启蒙主义者所编造的中世纪一片黑暗的神话，而对基督教教会与中世纪文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准确地理解。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全盘反传统之后，中国部分学者似乎也已以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的制度与思想，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即便人们不同意这样的学术结论，而仅从现实角度考虑，读经也早就不再具有反读经者所担心的那种危险了。经，在传统社会中，确实具有“正统”的含义。经常有人希望借助于国家的权力，确立一种一元的意识形态，以此控制人们的思想。

然而，今天一些人士所倡导的读经，基本上不过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意见而已。他们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公立、私立学校体系，或强加于家长和父母。他们仅仅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激情，说服人们去阅读中国经典。

对于这样的意见，见仁见智，原是很正常的。那些坚定的唯理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现代化主义者，以及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当然拥有不读中国经典或不让他们的孩子阅读、背诵中国经典的自由。他们可以通过辩论，驳斥倡导读经者的说法。

但是，他们也应当尊重别人倡导读经的自由，只要这些人士并没有诉诸强制。他们也可以告诉那些“守旧”的父母，让孩子读经是不明智的、“愚昧的”。但假如这些父母不接受，他们就应当尊重父母的选择。归根到底，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是父母的自由，而不是他人或政府的权力。

不幸的是，在最近有关读经的辩论中，那些反对读经者的语言却充斥着阴谋论的猜疑和唯理主义的独断论精神。理性是宝贵的，进步是可欲的，而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法国大革命中间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理性宗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人，已经居于历史的终点，因而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而一切据认为妨碍他们所追求的进步事业的东西，都应当无情地予以摧毁，好让今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近代以来思想史上最大的悖谬：启蒙主义者从怀疑主义走向了独断论。正是基于这种哲学精神，反读经者确信，他们完全有理由对儒家经典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断：这些经典是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不管是其内容，还是其教学形式，均有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他们同时也患上了自由主义的神经过敏症：一切主张读经者，都是试图奴役人们的心灵，因而绝对不能容忍。

如果说，启蒙运动确实产生了什么可欲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发展出了宽容这种美德。但是，如果惟独不对理性和进步本身保持怀疑，或者说，不对怀疑精神本身保持怀疑，则在启蒙之后的今天，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这种态度看似悖谬，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某些人的心灵。

我们暂且不谈论中华文化复兴这个理想。但是，假如我们确实热爱理性，那么，对于传统，对于经典，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应当具有一种宽和的胸怀，且以同情的理解态度去对待它。假如有人热心于倡导读经，假如有一些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经，甚至，假如有一些学校选择让学生读经，那就应当平和地接受这一事实。可以辩论，但不应以“理性”、“进步”，或以“个性自由”和“现代化”为名，怀疑他人的动机，甚至贬斥他人的选择。因为，关于读经的利弊，似乎不像人类对偷窃或舍己救人那样，已形成公认的判断标准。而在一个文化、思想趋于多元化的时代，有人倡导和选择读经，完全属于教育自由的范畴，过激地反对他人读经，显示的不过是心灵的狭隘和理性的自负而已。（编辑：姜志）

来源：南方周末 2004-07-22

姚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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