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2007年12月，北京北郊。王振华正带着三个学生吟唱《幼学琼林》里的句子。

 

与众不同的是，来自湖南平江的王振华对学生的国学“启蒙”并不从《三字经》或《论语》开始，而是用人们不太熟悉的《幼学琼林》作为入门书。这是他从他的“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法。

 

“在私塾，我们不叫老师，要称先生”，王振华强调说。他的“先生”叫朱执中。

 

　　十年之前，15岁的王振华在家乡随五峰私塾的朱执中先生吟唱的第一本书，也是这本《幼学琼林》。那时他刚从初一辍学。从朱先生那里，他听来两句非常受用的话：“学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走天下。”王振华在朱先生的私塾里呆了三年，从《幼学琼林》开始，一路学到“四书”和《诗经》，还读了《左传》中的一些篇章。

 

 

王振华只是朱执中先生一生中所教的1000余名“读老书”的学生中的一个。在湖南平江，人们管私塾的学习叫“读老书”，相应地，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被叫做“读新书”。

 

朱执中生于1923年。1930年，七岁的朱执中开始发蒙。那时，距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的1905年，已经是整整25年的光景；之后再过5年，南京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在那个年代的平江，“读新书”和“读老书”已经是平分秋色。但是，朱先生那身为木匠的父亲，饱受传统乡土气息的熏染，执拗地把唯一的儿子送去私塾读老书，而且一读就是十好几年。

 

在那些年，国事风云变幻，即使在平江也有彭德怀老总领导的平江起义。不过朱执中所在的小山村还算能平静地容下几张书桌。他先后跟过六七位先生，这些先生中有三位秀才，甚至还有一位在抗战中从河南逃到平江去的举人。在这些拥有“前清”功名的先生们的调教下，朱执中把“蒙学”和“经学”的基本典籍学了个遍。幼学增广、三百千千、四书五经自不用说，就算是比较生僻些的“三礼”，他也用很大力气学了下来。甚至如今人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之类的名物之书，也是四十多本一本本读完。

 

不过，更让我们觉得陌生的，可能是朱执中从他的先生那里学来的“吟唱”的方式。“吟唱”介于“唱歌”和“朗读”之间，用的是平江的土话，声音略微拖长。如果句子本身没有韵，则句末大多加一个“啊”字作为韵脚。当十几个学生同处一室各“吟”其是之时，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味。除“吟唱”老书之外，赋文作对、吟诗填词、书法研习、礼仪演练也是朱先生早年私塾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一句话，除了不作八股文，朱先生在1930年代所上的私塾，跟古代的私塾几乎没有两样。“十年寒窗无人问”，从七岁到十九岁，朱先生在老私塾中，也算呆足了年头。

 

1942年，朱执中侍奉的最后一位先生钟柳春生病。在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执中诚惶诚恐地接过钟先生的私塾，教起自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老书，没想到这一教就是六十年，一直教到二十一世纪。

 

2000年前后，“平江私塾”突然热闹起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平江私塾也不只是五峰私塾一家，朱先生还有很多同行，他们有着和朱先生相似的读老书的经历——很多人就是朱先生的同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教老书的先生们因为年事已高先后封馆，平江私塾越来越少。在媒体的描述中，平江私塾一度成为“私塾的活化石”或“中国私塾教育的最后遗存”。

 

2003年年末，等到朱执中先生不再教老书的时候，各路媒体纷纷宣布：“随着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朱执中先生宣布‘封馆弃教’，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一不小心，朱执中先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不过媒体的判断并不一定全对，因为中国的私塾教育并没有随着朱执中先生的封馆而落幕。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长期以来，正规教育体制一级一级的阶梯，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九年义务教育”也通过法律的手段，以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深入人心。

 

所以，当2003年2月18日，河北行唐的中医傅路江创办明德学堂的时候，一些媒体又迫不及待地奉送了一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塾学堂”的帽子。

 

明德学堂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它集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第二，它较少教授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却以“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甚至中医和武术等为主要的教学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中，“四书五经”几乎是一个早已僵死的词汇，怎么又在这么一个小县的学堂中复活起来？奇怪也哉。

 

不必奇怪。实际上，这几年兴起的私塾或学堂还有很多，比如上海的孟母堂，安阳的谦德学堂，合肥的小筛子私塾，娄底的贺氏私塾，武汉的童学馆，苏州的菊斋私塾、淑女学堂，吉林的蒸笼古文，天津的在谦私塾，北京的成贤学堂，济南的女子私塾…… 几乎各大城市以及一些中小城市，都有私塾的踪迹。

 

真一个“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一切都发生在平江私塾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新老私塾的交替，彼此毫不知情，时间上却如此接近——一个奇妙的“新陈代谢”。

 

这些现代私塾或学堂用“朗诵”代替了“吟唱”，不过教学的形式基本上还是相似的，那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念”。在教学的内容上，它们和五峰私塾也颇为相似。不过，新私塾中的教学主题，已经不再叫作“教老书”，它们有另外一个似乎更加时髦的名词——读经。

 

原来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民间的私塾实践，背后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读经运动。

 

 

“小朋友，跟我念”。

 

这是王财贵老师的口头禅。几乎每次的读经宣讲会上，他都会向家长和老师强调这个读经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是小朋友？答曰：小朋友记性好，且机械记忆能力大于理解能力。

 

为什么跟我念？答曰：小朋友不需要讲解，只要跟大人一遍一遍念，记住就好。

 

跟我念什么？答曰：经典——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老庄，柏拉图，莎士比亚……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副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教育在台湾得到广泛响应。后经南怀瑾、杨振宁等人的倡导和推动，大陆和港澳地区乃至北美、东南亚华人社会均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据说，至今为止有上千万的儿童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

 

王财贵办的网站叫“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读经运动，确实已经遍及全球，至少是全球的华人社会之中。不过，在大陆，一些学者倾向于把“九老提案”作为读经运动的起点。

 

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指导学生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1998年，根据该提案的精神，舒乙、王志远、刘荫芳等人牵头创办了“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该校“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

 

经历无数政治风波的九位老人，显然没有“奢望”将经典教育推向全社会。能够有少量古典学校存续传统文化的香火，或许已足慰其心。圣陶学校的王志远校长也说，他们一开始的侧重点就不在做“运动”上。

 

“读经”要真正在大陆“运动”起来，还需要历史的机缘。

 

2001年，王财贵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演讲，本来的题目叫“儿童经典导读教育”。当该讲座录像被制成光盘后，题目变成了“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平心而论，在北师大的讲座现场，场面并不火爆。但是制成光盘之后，据有关人士估计，其流通量至少有几百万张。有人称之为读经运动中的一个“利器”，“百年震撼”的说法倒也不算太夸张。

 

尽管被称为“百年震撼”，王财贵这套读经理论，一开始还只是在民间流传。“读经”这桩事情真正走上台面进入公众的视野，还需要三年的时间。

 

2004年5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该丛书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有“当代大儒”之称的蒋庆编写，从四书五经一直选到朱熹、王阳明，一水儿的儒家经典。该书出版后，薛涌于2004年7月8日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一文。这位被评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这几年在国内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也都够出成集子了，但这篇文章却受到格外的关注，成为引发“读经大讨论”的导火索。除薛、蒋二人外，秋风、朱国华、刘海波、许纪霖、皮介行、袁伟时、王怡、王达三、杨东平、胡晓明等众多学者也参与其中，一时间好生热闹。

 

“读经运动”，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发酵，终于浮出水面。

 

在这一过程中，和读经有关的民间或半官方机构逐渐形成，相关的讲座、会议也在年复一年地开展，甚至一些公立学校也破天荒地将“读经”引入课程之中。许多参与者都对读经进行了一番思考，甚至俨然形成一些大大小小、主张互异的“流派”。

 

遍地开花的私塾，就是这个读经运动的重要“基地”。但，要想梨花开，光有春风还不够，还得问问梨树，甚至土壤。

 

私塾的土壤在民间。

 

 

有人说，王财贵那一句“小朋友，跟我念”，点燃了整个读经运动。

 

这话对，也不全对，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至少就私塾而言，在王财贵之前，一些私塾的主人已经有过一些对于教育的反思，甚至尝试。

 

明德学堂的傅路江把自己创办私塾的思想根源一直追溯到高中时代。高中时代的他极其厌恶学校的应试教育，他说：“上高二的时候，我就想，以后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受这份罪，就像监狱一样，学了那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几乎要使我崩溃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到县图书馆去看《古文观止》、《老子》、《庄子》之类的书籍。

 

后来，当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傅路江试着把自己熟知的《医学三字经》教给她——倒也不是一板一眼地师徒相授，不过就在女儿耳旁念叨几句罢了。等有一次他出门办事回来，妻子满腹疑惑，说女儿这几天老是念叨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有一句好像什么“要耕地，有牛羊”。傅医生也耕过地，知道羊干不了这差事，于是蹲下来在女儿嘴边一听究竟。这一听大吃一惊，女儿成天念叨的，竟然是“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越汉季，有南阳……”这正是《医学三字经》里面的句子。这书傅妻没有念过，加上小孩子发音不准，只道“越汉季，有南阳”是什么“要耕地，有牛羊”。傅路江从此对小孩子的记忆能力刮目相看，于是不失时机地把整本《医学三字经》给女儿念叨完了。

 

道谦学堂主人王密生是河南某县的文联主席，平素对四书五经之类颇有研究。在他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密生闲来无事，等女儿放学后，就领着她读《大学》，没想到女儿一个星期就背会了。王密生喜出望外，又接着教《论语》，并且还给她找了几个伙伴一起学。“我女儿从三年级开始就不去学校了，就在家学习，期末去学校考试。她以前考第一，回家后去考，还是第一。我说这成啊，还去学校干吗？”

 

类似的尝试，已经在学校正规教育体制之外，隐约找到了另外一条教育的路子。只是这些个人的零星探索，一开始难以形成气候。毕竟，面对强大的体制，任何个人的零星尝试即使成效显著，也难以底气十足。

 

王财贵那场“百年震撼”的演讲给他们撑足了底气。

 

2003年，傅路江从网上搜到了那场演讲的视频，看完之后目瞪口呆，“这不是我们家几代人的心愿，让他给一语道破了嘛！”傅路江让同为中医的老父亲看，老父亲看完后，泪流满面地告诉儿子：“这个计算机啊，三千六百块钱买的，咱们看了这一场演讲，就算现在把计算机砸了也值。”

 

行动是当机立断的。他们本来就是中医，于是让孩子继续读《黄帝内经》。傅路江则专门去了一趟石家庄，买回来《大学》、《论语》等一系列教材。在女儿身上试验继续取得成效之后，他在当地大发传单，宣讲读经理念，硬是把明德学堂给折腾出来了。

 

道谦学堂的王密生看完王财贵的讲座光盘后，也大有“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慨，于是马上在网络上和王财贵取得联系，过从甚密。此后他心里更有谱，继续教女儿和几个孩子深入读经。后来他女儿去考河南师大附中，该校招生只需要面试即可。女儿当着面试老师的面，四书、老庄几本古书指哪背哪，解释通畅，直让面试老师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回去叫你爸准备钱（来上学），你爸厉害！厉害！”几个一起读经的孩子也用同样的方式，一起考进了这所河南省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不过，上了一个学期，女儿就觉得学校没意思，于是又回来自学，继续读古文经典，也学习各门功课，期末去考试，也还名列前茅。

 

对于女儿取得的成绩，王密生一个劲地后悔，“如果早一点教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发心，要办一个私塾幼儿园，就收从四岁到六岁的孩子，在我这读三年，把四书五经基本上都背会。”道谦学堂就这么办起来了。

 

每一个私塾的形成，都会有不同的机缘。但是，有一点或许是相同的，那就是王财贵等人宣道的读经理念，正好与民间对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反思相暗合。当然，你也可以说，后者暗合了前者。

 

　　不过，这清风玉露两相逢般的“暗合”，却牵扯出一个法律的尴尬来。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一年多以前，一座名叫“孟母堂”的私塾，突然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竟也家喻户晓起来。尽管这所栖身于上海别墅区的小私塾，当时只有12个学生。

 

事情起于2006年7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读经教育与学校教育”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及了孟母堂的办学情况。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首先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该报又在11日、12日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对孟母堂进行报道和评论。媒体的报道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7月14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派人至孟母堂质询。7月17日，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其“非法教育活动”。7月19日，家长以“孟母堂违反义务教育法吗”一文，致函松江区教育局，认为自己不存在违反义务教育法的问题。7月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发表谈话并给媒体发文，列举出孟母堂的三条“错误”，并称将在9月1日前叫停孟母堂。7月31日，孟母堂发表“家长声明”，对于上海市教委所认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逐条的辩解，不过表示将在9月1日前暂时停止家庭自主学习形式。此时，孟母堂表示将在9月1日前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市教委。

 

一时间，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直让人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

 

“冲突”在8月23日达到高潮。当天，教育部法制处副主任张某在上海为教育部门负责人作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专题辅导报告时指出，“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即使家长再有本事，孩子也不能在家接受教育”。她认为家庭无法提供养成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以及军训课程等。

 

这似乎是最终的判决。网络和媒体兴起又一轮激烈讨论。一天之后，8月24日，孟母堂向上海市教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消《告知单》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此以后，“孟母堂事件”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在等待行政复议结果的过程中，双方反而从初期的对抗慢慢走向沟通。上海市教育部门相继约见了孟母堂的男女主人。到开学前的8月31日，松江区教育局也并没有真的来强制取缔，只是到孟母堂抄取了一份在家学习的儿童名录。

 

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2006年11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回复了孟母堂递交的《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通过这种“软着陆”的方式，“孟母堂事件”最终划上句号。

 

9天之后，2006年11月28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这个解释，被看成是国家五十多年来首次对于私塾合法性的承认，也被认为是“孟母堂事件”的相关产物。

 

至此，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春。

 

　　伴随着媒体的大量关注，“私塾”和“读经”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孟母堂”三个字，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当代私塾的代名词。

 

 

“小朋友，能给我们背一段《论语》么？”

 

“好，那我就从《微子第十八》开始吧。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2007年11月，中央电视台某档栏目的录制现场。来自北京某著名中学的“90后”的中学生们，正一个劲地抢着话筒发表自己关于孔子的看法。有的说孔子不过是“老头儿一个”，有的说孔子最多算“成功人士”。来自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的几个八九岁的小朋友，却把这些中学生们大概从来没有通读过的《论语》，背得滚瓜烂熟，让众人刮目相看。

 

私塾读经教育在人文方面的优势，确实有目共睹。按照私塾老师和家长的看法，把这些古文经典背下去，长大了自然会消化，一生受用不尽。而且，据说经典教育可以有效地开发儿童大脑的智慧，这将促进而不是阻碍对于数理化等科目的学习。

 

问题是，如果一直这样读下去，长大之后，孩子们怎样才能进入大学？又拿什么文凭去找工作？“出口”不畅是困扰许多让孩子读经的家长的头等问题。

 

在以前的平江私塾，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第一，在平江去读私塾的，大多是上了几年小学或中学，家长感到孩子升学无望的时候，才选择去读些老书；第二，平江乡俗重礼，红白喜事都需要“应酬先生”，而这个角色恰好可以由受过专门应酬训练的私塾学生来充任。一句话，尽管平江的老私塾早就失去了科举这个“制度性”的出口，但是缓慢变迁的乡土社会恰恰为其提供了另一个出口。

 

不过，对于大多数私塾尤其是全日制私塾的学生而言，还是难以避免面临几近严丝合缝的现代教育制度。让孩子“上大学”几乎是大多中国家长心中难以磨灭的情结，但现在的大学，显然还没有直接向优秀私塾学生敞开的半点意思。于是，家长们的选择也是各式各样的。

 

特别笃信读经理念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私塾中一直读下去，以后凭本事到社会上找工作。较为担心孩子将来出路的家长，则会选择让孩子在私塾读一段时间，再回到学校，或者同时在私塾和学校之间两头跑。

 

当然，现代私塾也不是全然没有正规教育体制外的出口。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孟母堂的男主人信心十足地说，学堂的孩子已经有读经几年后直接出国读书的例子；在山东德谦学堂，也有学生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取得本科文凭，进而再考研究生继续深造。这些迂回的方式，或许为现代私塾学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更为吊诡的一个问题在于，一个孩子上面有好些的家长：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家长之间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完全向左，但谁又都希望按照自己认同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

 

九岁的张锦汉小朋友就面临这样的难题。他从小被母亲尚女士带着读《道德经》。等儿子上小学之后，尚女士见儿子课业繁重，没办法继续读经了，觉得需要把孩子送到私塾，但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包括丈夫和父亲。2007年暑假，尚女士借口外出旅游，把孩子送到上海一家私塾。然而纸包不住火，丈夫和父亲最终知道了，于是一家人从陕西老家往返上海两趟，孩子还是被接回去了。但没过多久，尚女士又把孩子带到山东的一家私塾，自己索性把工作丢到一边，在私塾里和孩子一起读起古书来。为这，她和丈夫差点闹到离婚的地步。

 

如果家长之间意见不合，特别是父母之间意见不合，孩子就难免在学校和私塾之间来回徘徊。如果夫妻二人对读经理念都非常认同，那么一个新的私塾很可能就此诞生，安徽合肥的王武东和陆易就是如此。他们办的小筛子私塾，因为不收费而在圈内名气颇大。

 

王武东认为，私塾教育属于德行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用商业的方式来运作。夫妻二人从2004年开办第一个诵读班以来，到现在已经开了四个诵读班，搭进去了好几万的积蓄。后来，为了让私塾持续下去，他们不得不折中一下，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公益账号接受捐赠，但捐赠必须是无记名的。

 

实际上，经费问题也是私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河南安阳的魏老师为了开办谦德学堂，甚至卖掉自己的房子，住在学堂租来的房子。这种发自民间的私塾目前缺少政府或相关基金的资助，经费问题大多数还不得不依靠收取学费来解决。不过，如今能够基本实现收支平衡的私塾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孟母堂以及天津的在谦学堂。

 

平江五峰私塾八十多岁的朱执中先生，尽管满腹经纶，却不怎么去理会什么“读经运动”或“现代私塾”——据说有人出八十万请他去做关于读经的讲座，被他谢绝。朱先生的儿子，在岳阳已经买好了楼房。尽管老伴已经去世，封馆后的朱先生，仍然一个人住在土墙的老屋中。低矮的老屋四周，围着两层的楼房，都贴满洁白的瓷砖。每天清晨，朱先生一般都会在老屋的墙根下晒太阳，抽抽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想。门前的路上——据说这条土路很快就会铺成柏油路——不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太阳的光，很快就被四周的楼房挡住，于是朱先生起身进屋。佝偻的身躯转过，恍惚中一个乡土社会的背影，渐行渐远。

 

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的学生、二十多岁的王振华对于“读经运动”的参与——王振华曾经在长沙跟随推广经典教育的老师做过“经典导读”，也曾经在北京跟过一位专门推广《弟子规》及德行教育的王教授。他现在所收的学生，其家长也深受王财贵等人读经理念的影响。他还教孩子们“吟唱”，但大都用的是普通话。他用自己抄写的繁体、竖排、小楷的《幼学琼林》和四书等作为学生的教材，但也用一些现在出版的大字拼音素本教材。在王振华那无名的私塾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所谓“传统”和“现代”之间某种无声的结合。

 

私塾之路，或许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