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思潮中的儒家价值

——兼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局限与缺失（下）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之《广论政治儒学》（蒋庆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15年4月28日

（四）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四个严重问题，是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西化，这一西化已经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分配制度中，自由主义强调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公正绝对高于私有产权，二者都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基础上，结果双方均有看似合理的论证，长期争辩不休，在实践上造成了巨大的劳资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比如，自由主义自然倾向投资方一边，社会主义自然倾向劳工方一边，双方各自都有理，冲突难以调和。具体到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潮主张保护私有产权为第一要务，左派思潮主张保护劳工权益为第一要务，各自都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支持，互不相让，结果在现实层面往往不能调和劳资冲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究其原因，在于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都是理性主义思潮，都只从理性的立场来论证各自的合理性，而理性的特征是“二律背反”，即每一种理性的合理性在理性中都能成立，因而每一种理性的合理性都不能说服对方。也即是说，建立在理性主义上的思潮不仅不能平息冲突，反而会因各执其理而造成更大的冲突，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在现实层面不能调和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要解决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在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上的冲突，就必须超越理性，避免在理性主义的思维框架下来解决问题。具体到中国当今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汤因比说，人类的内战，多由财富的分配不均所引起。所以，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然而，用自由主义强调私有产权的理性方式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用左派社会公正的理性方式也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而只有用儒家的“仁爱”方式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仁爱”超越“理性”，是一种同胞之间相互关爱的真挚情感，在人与人之间感通关怀，相互慰藉，故用“仁爱”来解决中国当今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可以避免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之间永无休止的理性争执，也可以解决劳资之间各不相让的利益诉求。儒家所谓“仁政”，就是用同胞之间“仁爱”的情感来解决经济政治问题，特别是解决市场制度中的分配问题，使劳资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相互关爱、相互让步，相互和解，最终实现和谐相处，和睦共存。儒家在经济分配上的理想是“均富”，坚决反对“贫无立锥之地富则田连阡陌”的贫富两极分化（董仲舒语），但儒家的“均富”不是主张贫富之间各自依据理性的自利理由向对方争夺权益，而是主张贫富之间本着“仁爱”的情感相互协调让渡自己的权益。当然，在“均富”问题上，亦即在市场分配制度上，儒家认为强式群体要比弱式群体承担更多更大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亦即资本方要比劳工方承担更多更大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这就要求资本方主动发扬“仁爱”的精神去建立“均富”的市场分配制度，让资本方自发地本乎自己“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将属于自己的利益（理性上、权利上和法律上属于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仁慈地让渡部分给劳工方，从而建立起“均富”的市场分配制度。当年英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济贫法》，也是人类工业化以来第一部保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就是在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召感下制定的，而不是在理性计较争夺下利益分配的产物。在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中国，只有儒家思潮具有这种以“仁爱”精神建立“均富”制度的资源，而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则不具有这种资源，因为二者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建立在理性计较上的利益分配必然是永无休止的权利争夺。（资本方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劳工方有绝对不可侵犯的生存权，二权难以调和。）由此观之，由于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是西化思潮，故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所追求的市场分配制度也是西化的制度，即便左派反对自由派对私有产权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中国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但这一左派的反对也只能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反对，而非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反对。因此，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潮能够从中国文化意义上来反对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克服中国市场分配制度上严重的西化，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分配制度，即建立起根植于儒家“仁爱”精神的“均富”的分配制度。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

（五）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五个严重问题，是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当代中国在迅速崛起，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现代中国的崛起，发端于中国近代屈辱挨打的历程。近代西方建立的社会迖尔文主义国际规则，逐渐演变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规则与帝国主义规则，这一规则是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不道德的“霸道”规则，托尔斯泰称之为“强盗规则”，邓小平称之为“落后挨打规则”。为了反抗这一社会迖尔文主义规则，避免落后挨打，中国奋起学习西方，参与了西方建立的社会迖尔文主义国际秩序的竞争，走上了强国救亡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逐渐接受并加入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但当今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虽然不再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规则与帝国主义规则，却仍然是隐性的建立在社会迖尔文主义基础上的“霸道”规则，而这种“霸道”规则也仍然是一种不道德的规则。当初中国为避免落后挨打，追求富国强兵加入了西方制定的这一规则而反抗西方，体现了最基本的㡳线的公正，有天经地义的正面价值。但是，现在中国逐渐富强了，明显的救亡任务也已经结束了，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如果仍然主动参与到西方制定的“霸道”规则中，即仍然毫无反思批判地主动参与到建立在社会迖尔文主义规则上的国际秩序中，这就很难说是为了实现反抗侵略的底线的基本公正。前面已言，当今西方建立的国际规则实质上仍然是社会迖尔文主义规则，即“霸道”规则，只是比一百年前有所隐讳有所克制罢了。然而，中国加入了这一社会迖尔文主义规则，就必须按照这一社会迖尔文主义规则行事，不可能加入这一规则又不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就比如接受足球规则参加球赛又不按照足球规则比赛一样。由于这一规则是不道德的“霸道”规则，中国加入这一规则就不可能摆脱这一规则的内在逻辑，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一规则的内在要求行事。又由于这一规则为西方制定，西方人最了解这一规则的实质，这一规则的实质就是“强大必称霸”，所以中国加入了这一规则又声称“强大不称霸”，西方人自然不信。按照西方所理解的社会迖尔文主义国际规则，中国“强大必称霸”，因而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才甚嚣尘上。其实，中国早已加入了西方所建立的社会迖尔文主义国际规则，只是交了一百多年的学费，到现在几十年才熟练掌握这套规则，在按照这套规则行事上才逐渐成功，因而国家才开始崛起强大。所以，“中国威胁论”并非西方人故作恐慌抹黑中国，而是西方人深切感受到的现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崛起仍然按照社会迖尔文主义的规则行事，不仅中国的崛起无任何道德意义，连当初中国反抗西方侵略的底线的基本公正也会丧失，因为按照社会迖尔文主义的规则行事就必然“称霸”，以“称霸”来反对“称霸”在道德意义上等于零。因此，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使中国的崛起获得道德上的意义与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用中国儒家的“王道”来改变西方的“霸道”，“王道”以德服人，非如“霸道”以力服人，故按照“王道”建立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必然是“道德的国际规则”与“道德的国际秩序”。鉴于此，中国加入西方建立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永远遵循这一规则与秩序，更不是去实现这一规则与秩序的价值，而是等待自己的力量强大后用儒家道德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去改变社会迖尔文主义不道德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即用“王道”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去改变西方“霸道”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实现“王道”必须依靠合乎道德的力量的支持，徒有力量不足以言“王道”，徒有道德也不足以言“王道”。）这样，中国的崛起就具有了道德的基础，获得了道德的支撑，赋予了道德的意义，体现了道德的价值。然而，在当代中国思潮中，自由民主思潮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甚至在历史上曾助纣为虐，即信奉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成了毛泽东所谓“先生打学生”的无道国家，亦即成了袁伟时所说的“老师加强盗”的霸道国家，这种身份注定自由民主思潮在中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脱不了干系，不足以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另外，自由民主思潮的义理基础只是一种权利学说，而不是道德学说，故自由民主思潮也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自由民主思潮将权利放在首位，作为其统治秩序的最基本诉求。在自由民主思潮看来，个人权利不仅是天赋的，也是法律的；不仅是普遍的，也是平等的；不仅是自主的，也是自由的；不仅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在我看来，权利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权利唯一不是道德的。权利根植于人的自利私欲，属于儒家所谓“人欲”范畴。虽然某些权利在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人的作用，如在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保护，但权利在本源处是与道德相冲突的。权利产生于人的私利计较，其法律后果就是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即消解了人的道德感，从而消解了人的道德。故权利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反而是对社会道德基础的腐蚀败坏。从某些自由民主主义者所鼓吹的性自由、性开放、性平等与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就可见一斑。因此，在当今中国，自由民主思潮不仅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反而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最大潜在威胁。）而左派思潮虽然反对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帝国主义，但其反对多是理性的反对而非道德的反对，即从理性的公正上反对而非从道德的善恶上反对，并且左派思潮所主张的多是无神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主义以及理性主义，而不是超越神圣的道德价值，即左派思潮中没有道德的根基，故左派思潮也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左派也强调权利，不过不是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利，而是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利，都不是道德，因而都不能成为社会的道德基础。）因此，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想主张用超越神圣的道德价值即“王道”理想来改变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因而只有儒家思想能够打破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铁笼，使人类的国际关系摆脱以力服人的“霸道”怪圈而具有道德的性质。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

（六）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六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执政党将基本国策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高速发展经济，而没有顾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许多国外高污染的淘汰产业，结果付出了高额的环境成本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针对这一问题，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因为自由民主思潮推崇由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并主张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全球化与一体化，结果不管路途多么遥远，跨越多少国家，世界任何地方的资源都会向特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汇集，比如，第二次中东战争，科威特油田大面积失火，贵州边远山区的重金石矿就被民众乱挖，做成灭火粉运到科威特（因重金石矿做成灭火粉密度大灭火效果好），结果造成了当地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因此，希望自由民主思潮来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就必须对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作限制，这是自由民主思潮不能接受的。其次，对左派思潮而言，左派思潮虽然反对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全球化与一体化，但左派思潮禀承西方无神论思想与物质主义思想，因而一个非常重要内容就是科技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发展至上论以及大众福利论，而科技、生产力、经济发展与大众福利必然会影响到生态环境。由于左派思潮缺乏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道德原则，提不出真正与自然相处的和谐理念，故中国当今的左派思潮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反而是造成中国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西方受神学生态学影响的左派思潮则另当别论）鉴于此，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这是因为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一体”的思想、“以物观物”的思想、“物与成物”的思想、孝道中“孝敬自然”的思想、王阳明《大学问》中“良知感通”的思想以及祭祀天地山川河海草木的“报本返始”的思想等等，都是“深度生态学”的思想，而所谓“深度生态学”就是从生命信仰上、良知心性上、超越观念上、天道天理上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不是仅仅从自我利益上、利害计算上、科学技术上与法律制度上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只有“深度生态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儒家思想就是这种“深度生态学”。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

（七）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七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现代性危机，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危机，意指西方近代文明出现了种种问题，如人性异化、意义失落、自我膨胀、功利至上、信仰萎缩、道德衰败、理性铁笼、科技宰制、信息爆炸、观念暴政、一切平等、大众民主、全球趋同、资源浪费、能源枯竭、环境破坏、核子威胁、低俗娱乐、吸毒犯罪、色情泛滥、同性婚姻、克隆人类以及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现世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拼命学习西方，并且现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日常文化交往中，所以源自西方文明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也已经大范围地出现在中国，当代中国的许多危机都具有现代性危机的性质，都可以通过现代性危机来解释。面对这一现代性危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因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在本源上正是产生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体现的都是西方文明所展现的现代性本质。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反传统性的现代性），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虽然二者争论不休，长期敌视，但二者体现的同样都是西方文明中同一性质的现代性。因此，要靠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来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根本没有可能。因为不仅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本身就是现代性思潮，不可能以现代性思潮去解决现代性危机，还因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始作俑者，不可能自己的产儿自己扼杀。鉴于此，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在近代以来屡遭现代性的摧残打压，即屡遭自由民主主义思潮与共产社会主义思潮的摧残打压，故儒家思想在近代以来没有机会经过现代性的全面洗礼，因而没有转变为现代性思想。（尽管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力图完成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但并未成功。）这对儒家思想是件大好事，是所谓因祸得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没有脱胎换骨地转变为现代性思想，儒家思想中保存了大量博大精深的传统性价值，而这些传统性价值正是医治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良药。由于现代性危机是当今人类的通病，西方世界也力图通过自身思想的努力来解决现代性危机，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就企图通过将现代性原则推至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现代性危机，即通过更现代性来解决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性所依据的是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如自主、自由、自我、多元、平等、权利等，只不过是将这些现代性原则极端化。）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使现代性危机越陷越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根本不可能以现代性来对治现代性，必须以传统性来对治现代性，只有以传统性来对治现代性，才能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问题。（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服从、义务、名分、群体、忠孝、一统、等差、德性等均不是现代性价值，而是传统性价值。）因此，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潮具有丰富的传统性价值与资源，因而只有儒家思潮才具有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能力。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

（八）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八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所谓“复古更化”，就是回归中国古圣人创造的华夏文明，改变中国百年来严重的“文化歧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诸领域完成中国文化的复兴。古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分别由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与濂、洛、关、闽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完成。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严重偏离儒家文化与儒家学统的 “文化歧出”，如“汉承秦弊”，“秦弊”源于刻薄寡恩崇尚耕战的法家，其“文化歧出”表现在违背了继承尧舜道统的“周孔之教”；汉初推崇“黄老之学”，其“文化歧出”同样表现在违背了“周孔之教”。汉代的“复古更化”就是使歧出的文化、学术与政治重新回到中国古圣人创造的华夏文明上来（“周孔之教”即华夏文明）。宋代的“文化歧出”表现在唐以来佛教的巨大影响，儒学出现式微，文化、学术与现实生活日益佛化，宋代的“复古更化”就是使佛化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中国古圣人创造的华夏文明上来。在当代，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抛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盲目效法西方与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歧出”，使中国在文化上丧失了自身的文明特性。这种中国“文化歧出”的状况发展到现代，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承苏弊”。这一“苏弊”极为严重，若要彻底解决，就必须像古代一样兴起一个新的“复古更化”运动，将歧出的中国文化重新拉回到中国古圣人创造的华夏文明上来，即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像古代一样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诸领域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显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因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本身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化歧出”的始作俑者与主力军，中国的“文化歧出”正是由它们造成。因此，在当今中国，要兴起一个新的“复古更化”运动，要将歧出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中国古圣人创造的华夏文明上来，要像古代的“复古更化”一样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诸领域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非儒家思潮莫属。这是因为儒家思潮代表的正是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体现的是中国五千年来古圣人创造的正统的中华文化，因而只有儒家思潮才有能力完成当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因此，当代儒家思潮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诉求就是为了完成当代中国的“复古更化”，而当代中国的“复古更化”正是当代儒家思潮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

（九）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九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文化身份”丧失的问题。所谓“文化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在文明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国家文明特性的自我确认，是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国家文明属性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国家在以文明决定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中“我属于谁”的文明归属。一句话，“文化身份”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国家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知道自己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结果必然会在文明与文化上丧失自我认同，在文明特性上丧失自我确认，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不能实现国家文明属性的自我定位，在以文明决定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中找不到“我属于谁”的文明归属。这样的国家，就是亨廷顿所说的丧失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的国家”，这种“精神分裂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必然不知道“我是谁”，因而必然会“无所适从”，即必然会找不到自己明确的文明定位与文明归属。由于这种“精神分裂的国家”不知道“我是谁”，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这类国家的所作所为又必然不会被其它在文明属性上正常的国家所理解，因而其国家行为在国内与国际上常常会陷入乖谬错乱状态。然而，非常不幸，当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在拼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管是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还是共产社会主义），通过一次次彻底反传统运动，打倒了自己的文化，弃绝了自己的文明，致使中国成为人类近代史上最独特的企图通过彻底打倒自己的文明而走向现代的国家。在这种百年来彻底反传统运动的影响下，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文明与文化上丧失了自我认同，在文明特性上丧失了自我确认，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实现不了国家文明属性的自我定位，在以文明决定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中找不到“我属于谁”的文明归属。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已经不知道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即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一个亨廷顿所说的没有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且无所适从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代中国的许多行为在国际上不被其它文明正常的国家所理解，往往做出许多在文明属性上不可思议的混乱行为。针对这一情况，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无能为力，因为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本身就是外来思潮，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特性，体现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因此，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仅不能确立中国独特的文明“自性”与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能实现中国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文明自我定位，不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中国的文明归属，即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仅不能解决中国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的问题与中国丧失“文化身份”的问题，相反，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在中国盛行百年，正是这两大思潮造成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全盘西化”与“全盘俄化”，因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彻底丧失了自己“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鉴于此，在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潮中，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当代中国“文化身份”丧失的问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潮本身就是中国固有正统文化（儒家文化）中产生的思潮，儒家思潮代表的是中国文明的特性，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能够确立中国的独特文明“自性”与中国的自我文化认同，能够实现中国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文明自我定位，能够在国际关系中确定中国的文明归属，能够解决中国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只有儒家思潮能够确立中国的“文化身份”，找回中国的“文化自我”，解决中国在文明与文化上“我是谁”的问题，最终将中国从一个没有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建设为一个具有中国文明“自性”的“精神正常的国家”。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十）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第十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都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并非一天突然形成，而仍然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国家历史连续性”是一个国家统治权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所谓主权上的“历史合法性”，即形成了“历史主权”，用今天的主权术语来说就是“主权在史”，即统治的合法权威来自连续性的国家历史。伯克所谓因长期拥有而获得的合法性就是指这种建立在“国家历史连续性”上的合法性。当现代英国人说英国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大宪章》时，不只是在说《大宪章》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在说《大宪章》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英国合法统治的权威。同理，当现代美国人说美国统治的合法性来自美国《宪法》时，不只是在说美国《宪法》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在说美国《宪法》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美国合法统治的权威。（伯克在谈到英国宪制时认为，英国宪制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历史中形成的“时效原则”〈prescription〉。伯克指出：“吾人的宪法，乃是一部因时效而成的宪法。这部宪法唯一的权威，在于它乃是从吾人早已不复有记忆的古老年代就已经存在。”因此，在伯克看来，正是自古以来的历史延续性赋予了国家的统治权威以合法性。见杨肃献《柏克政治论文选》导论。）因此，“国家历史连续性”作为一种形式要件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即某一国家不承认现代的国家是古代国家的历史延续，那这一现代的国家就不具有“历史合法性”，即不具有“历史主权”，因而不具有源自“国家历史连续性”的合法统治权威，在历史延续上就会被认为不合法。非常遗憾，中国百年来由于各种西化思潮的冲击，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反传统运动，最终造成了中国“国家历史连续性”的中断。具体来说，右翼的自由民主思潮把古代中国描绘成罪大恶极的“专制”国家，并且要彻底打倒“专制”国家，故造成了中国“国家历史连续性”的第一次中断，而民国的建立就意味着是对“专制”中国的第一次否定。（“国家历史连续性”作为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只涉及历史的连续性特征，不涉及历史的实质性内容，即不涉及历史内容是否善恶以及是否专制自由。）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潮除仍然把古代中国描绘成罪大恶极的“专制”国家要彻底打倒外，还把古代中国描绘成处于社会主义史前史阶段的过渡性国家，不具真有历史的真正性质，其存在价值只是为最终消灭国家做准备，而四九年后建立的新中国即是与传统中国彻底绝裂的新纪元，这又造成了中国“国家历史连续性”的第二次中断。由于这两次“国家历史连续性”的中断，结果造成了现代中国缺乏国家统治权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不具有源自“国家历史连续性”的合法统治权威，因而使国家的统治能力削弱。因此，要解决现代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从而要增强中国的国家统治能力，就必须赋予中国“历史连续性”与“历史合法性”，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除这两大思潮以“专制”、“封建”、“落后”等左右意识形态否定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外，在学理上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比如，自由民主思潮以建立在抽象理性上的“社会契约论”来否定“国家历史连续性”，而左派思潮则以建立在辨证理性上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否定“国家历史连续性”。故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仅不能解决现代中国“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的问题，反而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最根本原因。鉴于此，解决现代中国“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的任务就自然落在儒家思想上。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历史中长期形成的正统思想，具有中国历史的正统性，更在于儒家思想最重视国家的历史连续性，把国家的历史连续性看成是国家合法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比如，《春秋》就有“国家万世一体”之说，而明清两朝在北京修建的“历代帝王庙”更是把儒家“国家万世一体”的思想通过国家祭祀活动体现出来，表明现在的国家就是历史上的国家，国家的历史连续性没有在现在的国家中断。此外，在现代的儒家思潮中有“政治儒学”思潮，“政治儒学”思潮主张的“儒教宪政”中有“虚君共和制”与“议会国体院”的制度安排，这两个制度安排的目的都是在用宪政的强有力制度架构来保障“国家历史连续性”不会在现代的中国中断，即用宪政的强有力制度架构来保障现代的中国能够获得主权上的“历史合法性”，使中国的国家统治能够获得源自“国家历史连续性”的合法统治权威，从而增强“历史合法性”所赋予的国家统治能力。所以，我们说，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只有儒家思潮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

结语：儒家思潮综合创新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不能解决上述中国存在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即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信仰空虚问题、不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制度西化的问题、不能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生态危机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丧失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但是，尽管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存在着这些缺陷与不足，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完全无价值。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也是为了解决人类问题而产生的思潮，在今天只要善于吸取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正面价值而剔除其负面价值，其正面价值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何谓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正面价值，必须以儒家义理作为衡量标准来进行取舍。）。因此，在当今中国历史巨变的大开大合时代，未来能够引领中国走向正确道路的思潮将是吸取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正面价值又固守本民族正统思想文化而有能力进行综合创新的新思潮。无庸置疑，当代儒家思潮正是这种在当今历史大开大合时代进行综合创新的新思潮，就像汉代儒家思潮与宋代儒家思潮是当时进行综合创新的新思潮一样。历史证明：只有固守本民族正统思想文化又吸取其它外来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而按照本民族正统思想文化的根本义理进行综合创新，才有能力解决时代与未来面临的诸多艰巨问题，从而才能形成本民族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文化。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当代儒家思潮的历史使命就是吸收自由民主思潮与左派思潮的正面价值按照儒家的根本义理进行综合创新，以期在未来形成本民族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文化，从而解决当代中国与未来中国面临的诸多艰巨问题。我们坚信，儒家思想自古以来都具有刚健日新的“时中智慧”与“中道精神”，亦即具有博大的襟怀、包容的性格、综合的传统、创新的能力以及历史的视野与丰富的资源，从而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能够在坚持自己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吸取其它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新的适应时代又改造时代的新文化，从而能够化解时代的危机，解决时代的问题，为中国和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国思潮中的儒家价值，亦即是时代赋予儒家思潮的新的历史使命！

西元2011年9月22日于龙场阳明精舍俟圣园之无闷居

附：大陆新儒家文丛之蒋庆著《广论政治儒学》出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