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精英主义：有儒家特点的民主（下）

作者：贝淡宁

           李万全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15年4月28日

黄宗羲还提出了改革儒家选择学者/官员的科举制度。他谴责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制度鼓励浅薄与剽窃，而无法发现学者的“真正才能”。[40]在黄宗羲看来，考试应当既考察记忆经典以及注解的能力，又考察独立思考的能力：“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41]

不管黄宗羲成立学者/官员议会的建议能否实现赋予那些有着“真正才能”的学者以权力的承诺，主要的问题在于它仍然剥夺了普通民众在政治中的发言权。[42]换句话说，黄宗羲支持民享的政治, 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对民治的政治的需要。[43]

一个现代儒家民主方案

所以一个当代的“儒家民主主义者”面临着如下困境，即虽然西方式的民主机制没有完全体现对“由英明的人进行治理”的关注，“学者/官员议会”的思想在精英政治方向走的太远以至于没有包含任何形式的由人民进行政治决策。现在折衷解决方法可能很明显了：一种两院制，包括一个民主选举出的下议院和一个的由竞争性考试为基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儒家”的上议院。[44]英国的下议院是一个明显的民主的下议院的例子，但是还必须确立一种儒家的上议院，所以我将试图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

首先，详细说明一种儒家的上议院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很重要的。这一方案对于那些没有尊重依据才能选出的学者/官员的传统的社会是不适合的。例如，考虑到美国传统中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憎恶，很难想象美国的公众相信成立这种上议院的建议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宪法中的障碍）。[45]英国似乎也同样缺少支持这种上议院的文化基础——英国传统中尊重“胜于己者”的观念似乎已被玷污，这里“胜于己”似乎主要指的是这些人的财产与阶级特权。

而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地区有着相对适宜的文化上的支持。在这里再一次指出，尊敬由受过教育的精英进行治理的观念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46]选拔学者/官员的竞争性考试确实曾经起到过促进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作用（对于那些有地位但没有成功后代的家族而言则是向下流动），[47]成功通过考试的人在普通民众中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在东亚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种依据才能组成的上议院是政治现状可行的替代方案。接下来的讨论将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之上，但此方案可能在其它东亚社会中也值得考虑。 .

让我对这里使用的术语解释一下。我将这种上议院称为“贤士院”。这个中文术语可以被大体翻译为由有品德与才能的人组成的议院，但是这种说法在英语中听起来很可笑，其它对这种上议院的英语说法也是一样。[48]翻译问题显示了这一方案受环境限制的本质：一种由文化精英组成的政治机制不可能在英语国家中具有哪怕一点的可行性（或吸引力）。[49]因此，我将继续使用中文的“贤士院”这一术语，它在中文中没有任何贬义。这一术语还可以提醒英语世界的读者，贤士院并不打算移植到英语社会中来。

二十一世纪中的贤士院

贤士院的成员将会以竞争性考试为基础选出。东亚国家的公务员考试可以被用作贤士院考试的基础，但应当对其进行改进。正如黄宗羲所说，考试应当既考察记忆力也考察独立思考的能力。论述题可以被用来考察后一种能力，匿名阅卷可以有助于确保公平公正的评卷过程。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能力表现了处理压力的能力，而这对处理危机情况的决策者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考试还需要进一步修正以发现政治活动者所需要的能力。这也许包括考察当代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考试还应当考察哲学以及文学知识，它们激发了过去的那些伟大领袖的灵感。[50]考察解决问题的能力[51]也很重要，还要有一两个关于论理学的论述题以便筛除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52]以及那些有才能但是漠视道德的技术专家。[53]无论如何，没有必要从头开始设计某种考试制度：正如前面所说的，考试委员会可以从过去与现在东亚以及其它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中获得帮助，[54]了解如何改进实际存在的考试方法。[55]

不用说，考试过程是一种高度不完善的选择有才能、有品德的决策者的机制。但是可以证明的是，这种程序比其它可供选择的政治选择方法要有效，[56]后者包括民主选举在内。东亚社会在二战后取得的社会与经济成就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依靠以竞争性考试为基础选出的公务员所做出的稳健决策。

对给予年轻以及没有经验的人以过大权力的担心可以依靠采取一种最低年龄限制的规定来解决，规定35或45岁是参加考试的最低年龄。一旦选出代表，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最优秀的候选者最先选择），比如经济政策或外交事务，并要首先在以前的代表的带领下工作一或两年作为过渡，以便掌握一定程度的专门技术。

可能还有必要确保有来自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代表，特别是在一个少数群体可能更信赖他们自己的代表的多民族社会中。这可以依靠保证少数群体一定数量的议席以及修正考试的内容以适应不同群体的文化特点来解决（例如，选择西藏代表可以包括对佛教以及藏语的考察）。贤士院这一方案也与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实质的自治权相适应，也与允许各省在一些领域内管理各自事务的联邦制度相适应。

在缺乏一种选举机制的情况下，保证贤士院的成员不会滥用权力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在任期上进行限制，但是任期应当足够长（比如七或八年）以便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治并有效地为公益工作。[57]贪污的危险也可以依靠各种方式来降到最低，这包括通过公告与电视转播使公众知晓贤士院中的政治商议（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的内容、依靠新闻自由、调查以及公开腐败案例。代表们还应当得到慷慨的薪水以减少贪污腐败的动机，对腐败行为的严厉处罚也可以起到附加的威慑作用。

为了推进高质量的商议，贤士院应当在规模上比较小（最多几百人）。[58]参与商议的成员的动机应当是共同的善（这与民主选举出的政治家不同，后者常常受到满足特定选民利益的需要的限制）。[59]适当的薪水可以减少迎合有钱和有权人的可能性，或许还可以以法律禁止他们加入任何政党、收受任何利益团体的捐助（与美国确保联邦法官的正直的机制类似）的方式使成员进一步与政治压力隔绝开来。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在商议的过程中可以被解决，并为宪法所确定。[60]

民主院与贤士院之间的冲突

贤士院可以在就有关问题进行公开与公众商议之后，依靠多数票来进行决策。但是如果贤士院中“精英领导阶层”的多数与下议院中的民主的多数不一致怎么办？这种僵局可以依靠宪法机制规范两院之间的关系来解决。例如，“儒家”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加强贤士院的地位，在宪法中规定上议院中的绝对多数可以推翻下议院中的相对多数；政府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们可以从贤士院中选出；大多数重要法律将会由贤士院制定，下议院主要起着对其权力进行制约的作用。

“民主”的解决方式会是赋予下议院以权力，而贤士院起着相对次要的作用，即对下议院通过的法律进行修正、指出错误、提出小的改正建议，如同英国的贵族院一样。政府首脑可以来自下议院，而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可以来自贤士院。[61]

下一部分将会提出，一种相对软弱的贤士院可能是更加可行的，接下来则将提出，一种有力的贤士院可能是更受欢迎的。

可行性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从长期而言是不稳定的。甚至连中国共产党都将现在的体制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明政治现状属于一个过渡期。此时，不那么民主的统治因为确保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在中长期使大多数人获益，或许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由于大多数人可能不愿忍受创造经济发展（特别是高度分裂性的、东亚式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必须的艰难困苦，[62]对多数人的统治进行一些限制也许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发展了之后是什么？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对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有着普遍的共识，既投票权很可能扩大到所有人、一些形式的多党民主会生根。对时间（这会花十年还是五十年？）和机制（这会是精英领导的还是大众领导的、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有着争议，但是大多数中国观察家们——包括共产党的领袖在内——似乎相信民主是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理由相信中国最终会民主化，但是也许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投票权会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公认的一个重要象征，一种使人们知道政府承认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中有价值成员的方式。任何否认形式上的自由与公平的竞争性选举的政治体系——就算人们的观点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力非常低——很可能缺乏政治合法性，这使人们很难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例外。[63]

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一种宪法上软弱的贤士院也许是最有可能的。但是一个有着最低宪法权力的贤士院仍然可以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国家将有一群有才能而且无私的人随时准备为了共同的善采取行动，例如，在调查团和独立机构中任职、对政策进行评估、对政府提出建议。此外，在一个有着尊重依据才能选出的官员的传统的社会中，贤士院成员的观点可能获得实质上的社会支持。下议院中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如果一贯地忽视贤士院的政策建议，也许他们会发现想再次当选很困难。

但是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贤士院——就算是作为一个无力的上议院——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宪法商议过程中产生呢？当然，贤士院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很难预测它是否会诞生，而且思考此问题也许看起来很愚蠢。但不管怎么说，就算仅仅只是为了防止误解和滥用也值得对这一可行性进行一些思考。[64]一个有关可行性的论点是，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贤士院与传统政治文化会产生共鸣。这里让我提出另外两个会增大实现这一方案可能性的论点。

赞成贤士院方案的制宪会议也许会产生许多利益团体。女性团体可能会赞成贤士院这一方案，因为它会增加女性在政治过程中的比例。劳工团体由于担心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会受到大的经济利益集团的控制，可能也会赞成。知识分子受恶劣的民主政治论述的困扰，也许会支持制度化精英统治。甚至连民主主义者可能也会受将传统文化的一个因素制度化的吸引。对一个民族——特别是认同一个古老而且值得自豪的文明的民族——而言，将过去完全抛弃、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历史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相当具有羞辱性的。人们也许会赞成西方式的民主，前提是它促进了物质利益以及社会和睦，但是如果民主过程与计划不符怎么办？当出现问题时，会出现转而支持政治强人的诱惑，后者会承诺恢复国家的尊严以及“传统”的威权政治体制。[65]但如果一个民主体系包括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那样人们即是是在艰难的时候也会忍受这一体系。在中国的环境中，民主力量也许会欣赏这种观点，即贤士院可以稳定民主体系。

另一个有关贤士院的实际性论点是，它可以不经激烈的变革就嫁接在某种现存的政治机制之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在于对有关人民幸福的关键国家政策以及重要问题进行政治磋商。[66]在实际中，它被批评是玻璃橱窗中的闲职，由一些通过政治任命产生的、工作效率低下的人们组成。但不管怎么说，它包括了诸如粱漱溟这样的一流学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即使是在被毛泽东公开惩罚后，他仍然继续参与这一机制。[67]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李瑞环的领导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68]中国大陆的媒体公开讨论对政协进行改革的建议，比如允许它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监督政府的一些部门以及减少代表人数以易于开展商议。[69]或许最重要的问题反而是讨论的最少的问题：被任命的人忠于任命他们的党，因此不大可能与官方路线偏离的太远。正如一份官方文件所说的那样，如果“民主监督的关键是发展民主，让人人畅所欲言，并创造这样的条件与机会使每个人说实话、说真话、表达不同的意见”，[70]那么从考试中选出的代表只会忠于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国家（以及人类，更广泛的说）的最大利益，他们更有可能做政协应当做的事情。增加政协的合法性以及功效的最好办法将会是将它变成由依据才能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贤士院。 

简而言之，认为中国的民主体制会将在宪法体制中相对次要的上议院制度化也许并不是完全不现实的。贤士院会与传统政治文化产生共鸣，它在制宪会议上会受到利益团体的支持，它可以很容易的从一种现存的政治机构上改造。它会是中国式的民主：有儒家特点的民治。 

一种对“民治”的非威权主义的选项

但是如果“中国的民主未来”没有实现呢？我们无法准备地预测未来，有可能创始者们在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交给“人民”的时候会临阵畏缩。那时中国会注定经受专制的一党统治还是激烈的内战？当然，一种可能性是贤人统治：社会由从竞争性考试中选出的代表进行治理。这样的政治体制不一定是“专制的”，也就是说人们不是没有任何发言权或者公民权受到了严重限制。考虑一下下面的场景：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大多数人赞成一种强有力的贤士院。在国家层次上，最高决策者是根据自由而且公平的考试选出的，代表们在作出决定前进行着实质性的商议。国家的民主立法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将人们（相对信息不完全）的偏好传达给贤士院。在省市以及村级层面上，最高决策者是根据竞争性的考试选出的，任何决策都经过了公众商议。新闻自由基本上获得保证，人们有许多机会对贤士院成员的意见表示反对，表达不满。贤士院中的大多数讨论会进行电视转播，公众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场景中，精英统治不会是“专制的”，但是它也不会与“最低限度的民主”一致。这会意味着在最高的政治层面上将人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官员边缘化。至少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贤士院中的多数可以有权推翻下议院中的多数的。

精英统治应当被视为不够理想吗？换句话说，它相对于“民治”有什么优点？对强有力的贤士院的最有力的辩护是，它所制定的政策更有可能不仅有利于现在的、有经济能力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多数人或少数人，而且有利于潜在的公民、少数群体事实上和潜在的成员与外国人。例如，想象一下两院的代表必须要商议计划生育的议题。大多数农民反对政府限制子女的数量，部分是因为农村地区有着很深厚的对男性后代的偏爱。这些观点可能会主导下议院——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住在农村——民主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投票废除政府限制子女数量的努力，而不管长期的人口学上的后果。但是贤士院——为知识分子所主宰，大多数理解进行一些计划生育的需要[71]——有可能会反对下议院的决定。[72]

贤士院的知识分子们还有可能反对城市选民普遍的偏好。例如，现在城市居民似乎渴望拥有一辆汽车的“美国式”梦想，民主选举出的代表很少会反对这种观点（正如很少有美国的政治家公开赞成增加汽油税一样）。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贤士院可能对大量拥有汽车的负面效果更加敏感（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对石油的不断增长的依赖等等），会赞成对汽车销售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对公共交通提供更多的国家补贴。[73]就经济政策而言，依靠人们的选择可能也是一样轻率的。例如，当低效率的农民与国有企业的职工失去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很可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严格规定会导致短期贫困加重和社会不稳定。这时人们是希望当失业的工人在不断增长的私人领域找到像样的工作的时候，一切最终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但是民主选举出的政治家不大可能会如此耐心。[74]相反，贤士院更有可能采取一种长远的观点。[75]

简单的说，中国知识分子（即那些可能成为贤士院代表的人）的看法常常与主流观点相反。当然，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机制可能对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人们将会有许多渠道使得他们的偏好通过民主的下议院、次于国家层次的立法机构、协商性论坛、因特网、报纸、民意调查以及更传统的诸如抗议和请愿这样的机制而为他人知晓。或许有很多人在辩论之后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事实上现在的多数人的行为仍然是受到狭隘的经济利益或粗野的情感表达的刺激的话（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中看起来是这样），那么贤士院的代表应当能够让“人们”变得清醒一点。至少，贤士院应当可以不用担心选举时期的代价而约束人们最糟糕的过度行为。

对一种强有力的贤士院的更重要的反对观点是，这一方案可能是不现实的。首先，很难想象政治领袖们会有着很强的动力去为一种强有力的精英统治而努力。在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一旦他们的观点实现后，这些旧体制最主要的批评者会倾向于获得最高的政治地位作为酬劳：看看我们时代的曼德拉、哈维尔与瓦文萨。这对于新建立的专制体系也是一样的：看看我们时代的朴正熙与皮诺切特。然而在一个精英体系中，这样的政治倒退的几率是最小的。就算最有才智、最有道德的奠基者也无法肯定能够在有着十亿候选人的考试体系中获得高分。所以他们必须积极地推进一种新的体系，而没有以最高的国家权力作为回报的现实希望。奠基者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淡出。换句话说，必须要真正的无私的立宪奠基人才能够将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这一事业。

就算建立了这一体系建立，它也可能会不稳定。如果贤士院一贯地践踏人们的意愿，不管人们对由根据才能选出的精英进行统治的耐心在传统中有多么深厚，它总会消耗殆尽。所以贤士院的代表将不会偏离公众态度太远，除非这会影响到体制的合法性。贤士院将会小心的注意尊重人们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使自己变得多余）与不尊重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对）之间的界限。

接下来两章没有这么纯理论性。在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与少数人的权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状况：多数人可以选择压制或者边缘化少数群体。在第七章中，我将提出现在东亚的不那么民主的政体在保护少数群体的合法权利方面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与民主体制相比），这是对在本地区的民主呼吁需要保持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八章关注民主教育这一问题，这来自于我个人的经历，我试图说明意愿良好的推进课堂内外民主商议的计划可能会加剧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除非采取考虑他们利益的特殊措施。在这两章中，我将提出一些或许对于东亚的多元文化社会特别合适的建议。

【注释】

[40] 黄宗羲并不是第一个谴责流于表面的学习的，荀子（约公元前310－219年）将真正的学习与“诗书故而不切”进行对比。《荀子》, trans. Knoblock, 1.12。

[4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113.

[42] 儒家学者只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思考“民治”政治的可能性。然而从那时以来，他们始终努力要求在政治上给予普通民众一定的发言权。参见王军涛，“中国历史中的儒家民主主义者”。

[43] 对孙中山建议的五权宪法可以提出同样的批评。这五种权力中包括独立的考试权。在孙中山的方案中，包括选举进入立法机构的人在内的一切国家官员，“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 (《孙中山选集》，49). 孙中山希望可以避免“美国政治腐败散漫”，“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但是这种方案会使那些当选但没有通过考试的政治家失去了政治权力，不管他们多么受到公众欢迎。很难想象一个将人民选出的领导人排除在外的政府在人民眼中能够获得多少合法性（考虑如下情况，一个人获得80％的选票但没有通过考试，另一个人成功通过考试但只获得20％的选票，前者被后者取代）。陈祖为建议（但没有明确地说明理由）一种也许可以补救这一缺陷的模式：那些想要参加选举的人必须参加一个考试，并要求他们在竞选资料中公布他们的得分。陈祖为，“民主与贤人治理：一种儒家视角”，未发表论文，18。这可以让人们投那些也许在智力上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候选人的票（在美国由于似乎政治家的“愚蠢”能够吸引选民的支持，在政治资格考试中拿低分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优势）。

[44] 我对其它一些试图将民主与对“贤人统治”的重视结合起来的方案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参见我的《东西相会》，289–307. 最近，蒋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案，一种三院制的立法机构，它包括儒家精英的代表、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精英的代表与人民的代表。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312–17. 然而，蒋庆的方案要求在三院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批准一项法案，没有说明三院地位的区别以及如何解决僵局，这样可能导致几乎无法通过几部法律的后果。胡百熙（Edward P. H. Woo）在他的《追寻理想政治秩序与理解不同政治文化》(Hong Kong: Novelty Publishers, 2002)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在一党统治的范围内选择有德的领导人，但是它可能与现在的政治体系一样存在有合法性问题。另一种可能性由中国一位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非正式地提出，认为中国应当重新建立君主制以建立立宪君主制民主（他对我说，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大的错误就是废除了君主制）。但是这一方案无法应对政府需要才能这一问题，而且从实际角度出发，君主制一旦被废除就很难再恢复它的魔力。

[45] 丹尼尔·贝尔（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某种在美国环境下也许是最接近于一种依据才能组成议院的方案。贝尔的观点是给予国会议员任期限制，而“退休者”进入第三个议院，“顾问院”。这些退休的议员会得到经济上的补助，他们将会有意愿、有能力为共同的善而努力，并且无需担心选举的问题。贝尔，“战争依旧：意识形态之后，腐败” ，The New Republic, 23 and 30 August 1993, 20–21. 然而，顾问院可能仍然是由一些平庸的人组成的，因为这些人唯一的资格就是依靠取悦于“人民”的短期利益成功地进入了国会，何况对他们而言，抛弃老习惯是会很困难的。

[46] 我不是想说，这一文化传统仅仅是儒家思想所特有的：我们可以说法国社会中尊重知识分子并赋予其以政治权力的传统与此是相似的（虽然最近法国的政治事件说明，那里有着不断增长的对精英统治的憎恶：参见贝淡宁，“巴黎电讯：阶级冲突”，The New Republic Online, 6 June 2005, http://www.tnr.com/doc.mhtm1?i=w050531&s= bell060105).

[47] 参见何怀宏，“儒家的平等观及其制度化”，在儒家思想与人权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6月。关于儒家式的贤人治理反映了某个方面的平等的观点，参见A·T·努恩（A. T. Nuyen），“儒家思想与平等观念”，Asian Philosophy, vol. 11, no. 2 (2001), 61–71.

[48] 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出了有关贤士院的观点，现在我后悔使用了英语词汇“学者议会”（ House of Scholars），因为这听起来像是我在为一种由专业的学者组成的政治机构辩护（任何通过了考试的人都可以成为代表，并不需要是一个学者）。我考虑过其它的英语词汇——儒者院 （the Confucian House），才能院（the House of Merit），知识分子上议院（the Senate of Intellectuals）——但它们几乎都听起来可笑。在我一篇关于中国的商议性民主的文章中 (“有着中国特色的商议性民主：对何包钢的研究的评论”，《在中国寻找商议性民主》)，我使用了“商议院”这一术语，但是这一术语没有表现出这一政治机构的儒家色彩。最终，我决定最好还是使用中文的“贤士院”（感谢宋冰的建议）。

[49] 值得思考的是最近由数百名学者签名的抗议香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2004年5月）的情愿书的中英文版本的差异。中文版本一开始是“我们是一群知识分子……”，而英文版本的一开始是“我们所有署名者……”。在中国人看来，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道德地位的观点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家可以自豪地肯定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

[50] 有关文学对领导者的重要性，参见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尚武的政治：为什么领导地位需要一种异教徒的精神》(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 39.

[51] 加拿大外交人员需要通过的考试以前只考察知识的广度，但是最近对此进行改革以考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考试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加拿大外交学院内两种文化的发展，一种的代表是因其知识的广度而获得成功的学者，一种的代表是因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获得成功的实用主义者（与北京的加拿大外交人员韩逸敏（Kim Henrie-Lafontaine）的交谈，2005年1月12日）。

[52] 一种过滤掉蛊惑民心的政客的方法是要求对同一公共政策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有说服力地论证，正如香港政务官的考试所要求的那样。这一方法无法过滤掉机灵的诡辩家（或者律师），但是它可以过滤掉希特勒、毛泽东等等，他们似乎天生就无法理解——更不要说条理清楚地说明——相反的观点。有关考试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具体细节，参见贝淡宁《东西相会》，308–16.

[53] 例如，“最优秀和最聪明的”的人（借用大卫·霍伯斯坦的讽刺用语）被肯尼迪总统选中来领导对抗共产主义的战斗，这些知识分子为越南战争提供了虚幻的“前景”。这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工作是如此糟糕（三百万越南人在这场他们称之为“美国人的战争”中死去，其中包括两百万平民）是担心授予一群知识分子精英过多政治权力的一个理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贤士院中的代表人数要远远大于肯尼迪挑中的那一小批精英的数量，而且贤士院中大多数的商议是 公开的，可以让公众审查的，所以就算一小撮缺乏道德感的知识分子通过了考试成为贤士院的成员，他们那些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计划也不大可能被通过。

[54] 有关新加坡选择公务员的体系与帝国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之间的有趣比较，参见张苏惠（Kris Su Hui Teo），“新加坡的公职：一种终身考试体系”，未发表论文。

[55] 例如，在新加坡与日本，有着如何在考试中考察创造性的活跃讨论。最近新加坡沿着此方向的改革举措是提供给考生一些场景以及许多不同的因素，然后要求他或她决定哪一个因素更重要（与张苏惠的交谈，2004年10月）。

[56] 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提出了一种随机方法作为选择政治才能的程序：“我会建议，考虑到在共识大会（consensus conferences）、公民陪审团、单一议题短期小型议会（planning cells）以及审议式意见调查中完全是外行的普通公民的商议的高质量，我们可以考虑如下可能性，即建立一个由人口中随机选择出的普通公民组成的上议院，任期或许是一年。这一方案是在英国最近关于改革贵族院的讨论中由狄莫斯（Demos）智囊团提出的”。德雷泽克，“不同地区的商议性民主”，《在中国寻找协商行民主》。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中，随机选择会意味着贤士院很有可能由相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组成（考虑到他们构成了人口的多数）。必须要具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相信他们可以像由竞争性考试选出的代表一样参与高质量的商议。无论如何，德雷泽克的建议在中国的环境中是不可行的。中国没有任何采取随机选择方式选出决策者的历史，不愿冒风险的中国人不会进行这样没有经过检测的试验来选择那些要思考诸如是否进行战争这样的议题的代表。与此相反，在东亚，考试体系已经证明了它作为选择政治才能的方式的地位，从而在社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因而那些诉诸于考试体系的政治改革方案更有可能获得人们的认真对待。

[57] 任期限制可能还有着推进合理的地方分权的效果。也就是说，有着任期限制的代表也许更有可能确保在地方层次的决定不会被国家的政治机构篡夺（与任职终身、对权力饥渴的官僚以及关心下次选举的有野心的政治家相比）。

[5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地方层面上有着成功的关于协商机制的试验。参见何包钢，“中国的参与和协商机制”，《在中国寻找商议性民主》。在这篇文章中，何包钢并没有提出这些处理相对直接的地方事务（例如，决定地方官员的薪水）的试验应当在国家层次上实行。很明显在将商议性民主从地方扩展到国家层次上有着现实的阻碍，这包括资本家经济利益的力量、国家安全事务的保密需要、对时间敏感的经济政策（例如，决定利率）的要求、现代决策在经验上的复杂性以及将大量公民引入决策过程中的不现实性。在国家层次上的商议性民主还会面临文化上的障碍。在东亚社会，有着重视由有才智而且热心公益的精英进行决策的政治传统。但是期望商议性民主的理念能够改善依据才能选出的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的观点并不是不现实的，制定宪法时可以对贤士院进行规定使之更适于商议。

[59] 我不是想建议，贤士院的代表必然会有着一致的对共同的善的理解。当对共同的善的理解产生冲突的时候，代表们将进行投票表决，决策将依据多数原则。

[60]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规范贤士院与最高法院的关系。汤姆·金斯博格（Tom Ginsburg）提出，在有着儒家传统的东亚地区，最高法院倾向于顺从于最高政治权威的偏好。 金斯博格，“儒家立宪主义？对韩国与台湾立宪的考察”，Law & Social Inquiry, vol. 27, no. 2 (Fall 2002), 792. 而被期望在政治事务中表达更加清晰立场的贤士院，可以此方面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

[61] 英国政治体制的一个优点是，普通民众可以将他们的同情给予一个相对无力的国家元首，同时对有着真正政治权力的首相持更加批评的态度（与美国的总统制相比，后者的国家元首也是国家最有权力的政策制订者）。所以国家象征性的元首可以从贤士院中挑选，或许可以是最年长的代表或者是在资格考试中获得最高分数的代表。

[62] 值得思考的是，英国工业起飞的结果是在1660年至1760年之间仅仅产生了平均1％的经济增长，到十九世纪中期提高到3％（从未比这更高过）。在此时期，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诸如曼彻斯特这样的高增长地区成为了“人间地狱”，这在恩格斯1844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到了形象的刻画，而且“在另一个一百年的时间里，大多数英国人几乎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对欧洲与中国的巨大分歧的解释”，在北京大学的讲座，2004年9月21日。由于高经济增长率，工业化过程在东亚要快得多，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短期代价相对也要高（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是1980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获益，只是除了工人、农民以及女性之外）。人们会希望大多数东亚民众从工业化中获益在时间上的迟滞也同样会短一些。 

[63] 根据调查数据，在中国（以及其它东亚国家）大多数公众赞成民主是有缺陷的，但仍然比其它形式的政府要好。拉塞尔·J·道尔顿（Russell J. Dalton）与石度初（Doh Chull Shin），“民主渴望与民主理想：东亚公民的民主倾向”，2003年9月25日，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library/index.html, visited 19 May 2005). 然而，这次调查中给出的其它可选方案有限而且相当不吸引人（选项分别是“由专家——而非政府——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对国家最好的进行决策”，“一个强有力的、不担心议会或者选举的领导人”，“由军队进行统治”，“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如果被调查者被要求在民主政治同时经济低增长与一党的、非极权主义的统治同时经济高增长之间，或者在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政治家进行治理与由根据才能选出的君子进行治理之间，或者在非民主的但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民主政治但是社会动乱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怀疑在中国人们对民主的支持会少一些。另一个调查显示在东亚有59％的人倾向民主 (http://www.globalbarometer.org), 但是这里给出的选项（例如，专家治国）同样不那么吸引人。而且正如裴文睿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当东亚人倾向民主的时候，“与自由主义民主相比，他们更喜欢多数主义或者非自由主义的形式。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韩国人赞同如下说法‘如果我们有着正直的政治领导人，我们可以让他们决定所有的事情’，40％的人相信‘政府应当决定哪些观点可以在社会中进行讨论’，而47％的人相信‘如果人们有着过多的不同思考方式，社会会陷入混乱’”。裴文睿，“人权与法治”，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67n.195，引用朴重明（Chongmin Park）与石度初的调查数据。这样的调查有着更多的问题，比如很难估计偏好的强度以及它们对行为的影响，很难区分信息充足与信息不充足的情况下的偏好，很难将道德与政治概念翻译为其它语言。

[64]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很容易被误用，因为他对此说的太少。如果关于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不是只写了含混的几句话，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差距会更加明显，渴望权力的独裁者会发现试图证明他们大多数异乎寻常行为的合理性更加困难。

[65] 到2003年为止，民主没有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繁荣，而人们开始变得清醒，只有不超过10％的人继续支持民主。结果是弗拉基米尔•V·普京总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他将俄罗斯带回了专制的道路。理查德·派普（Richard Pipes），“俄罗斯的民主：并不动人的画面”，《纽约时报》，2003年6月3日，B8。在拉丁美洲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联合国在2004年4月组织的对十八个拉美国家的19000人的调查发现，与一个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相比，大多数人会选择一个独裁者，如果后者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的话。胡安·法雷罗（Juan Forero），“拉美的腐败与贫穷在考验人们对民主的耐心”，《纽约时报》，2004年6月24日，A1.委内瑞拉并不那么民主的民众领导人乌戈·查维斯总统所获得的公众支持，说明这些偏好同样也影响了政治现实。

[66] www.china.org.cn/english/archiveen/27750.htm （2003年7月11日访问）。

[67] 参见艾恺（Guy S. Alitto），《最后一个儒家学者：粱漱溟与现代性的中国困境》，第二版，(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68] 罗德明（Lowell Dittmer），“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接班”，《江泽民之后的中国》， ed. Gang Lin and Xiaobo Hu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15.

[69] 例如参见，“专家呼吁政协进行体制改革”，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5日。 (http:// www.sina.com.cn/c/2003–03-05/1510934116.shtml, 2005年5月23日访问).

[7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181.

[71] 就连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也指出进行一些控制的必要性。例如，王丰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果现在已经超过了它的正面效果，他提出采取两个孩子的政策。王丰，“中国能够继续它的独生子女政策吗？”Asia Pacific Issues: Analysis from the East-West Center, no. 77 (March 2005), 1–12. 对性别选择进行一些限制可能也是合理的——如果完全由农民来决定的话，他们很可能更愿意要男孩子。

[72] 就限制居民迁徙权利的户口制度的价值而言，在两院之间可能有类似的差异：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可能会赞成废除这一体制，就算这会导致大量移民涌入城市，造成过度拥挤以及社会动荡这样不受欢迎的后果（参见第十一章中对户口制度的优缺点的讨论）。

[73] 香港非民主的殖民政府以及不那么民主的新加坡政府都对汽车消费进行了限制，并资助发展了出色的公共交通系统，将交通堵塞最小化，这使得两个城市成为了节约能源的模范。我希望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也会跟着这么做，但是这会要求与大多数人的意愿作对，大多数人似乎渴望拥有汽车。

[74] 正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说的那样，“统计数据显示新兴的民主国家一般倾向于在贸易上变得更加保护化。虽然一些群体从增长的贸易中获益，但是另一些可能会从中受损。如果外国竞争会使普通选民的短期利益受损，反对自由贸易的意见可能会增加。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也许那时能够依靠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案或者甚至依靠帝国主义的扩张从而控制外国市场的方案，来获得支持。这可能是新兴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危险，在这些国家中精英们能够利用他们对媒体的垄断或决定议程的权力来决定选民所能获得的信息与选项”。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342–43.

[75] 在下一章中，我会提出如果台湾宣布正式独立的话，针对台湾的战争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同样，这时贤士院中的知识分子更有可能提高警惕，正如美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反对在没有更多的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仓促地入侵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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