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至五日，和大学好友驾车去了趟山西，不是对山西有什么偏爱，而是北京周边省份，可看的似乎只有山西。是的，夹在山河壁垒中的这个内陆省份，虽然也曾富庶，虽然也以古建筑、雕塑、壁画闻名于世，但在我心中总脱不去昏黄、暗淡的基调，因为飞扬的煤屑和曾经辉煌的大寨。

出发的那天，北京是薄阴天气，但我们四人的心情却和我们的“宝马”――黄色夏利２０００一样飞扬，韩莺在外企作公关策划，每天做不完的文案已让她“青春二度”――满脸豆豆；南西在一家商业性报纸做记者，写不退的广告类豆腐块也叫他无暇喘息；小嫚刚刚写完博士论文，等待她的是导师批阅后的裁决；而我栖身于一家不太小的大学，教着自己或喜欢或不喜欢的课，写着一些其实谁也不看的文章。所以当韩莺提出出游的打算时，自然积极响应，虽然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山明水秀，但毕竟是逃离啊。再加上我们要去亲近的还是我们真正切切的在城市中触摸不到的历史。

路上的车，绝大多数是自驾出游的，其中最壮观的莫过于一个近三十辆车的车队，每一辆车上都帖着标语，号称“游遍山西全境”。我们四人，除了南西本身话不多，又专心驾车――男士自当担此大任――外，剩下三人，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回忆往事是我们谈话的重要内容，而每一件往事，在经过回忆的包装之后，都是那末动人，甚至那些当时曾让我们气不顺的事情，也在回忆中不知不觉披上了搞笑、黑色幽默的外衣，让我们大笑不已。我也扎起了小辫，老黄瓜刷绿漆――充嫩。

我们的行车路线十分简单，穿河北进山西，直奔平遥古城。沿途的河北乏善可陈，工业化的进程在这块并不富庶的土地上留下的只是粗陋，让人不由发出“进也不知能进多远，但是退却绝对退不回来”的感叹，上世纪初，许多西方著名作家在工业化的狂飚突进中不少这样的感喟。车过河北井陉，便进入山西境内，首先谋面的便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娘子关，我们行车所经可能不是娘子关关口，但停车观望四周地势，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如果说，沿途的河北还有工业化的痕迹的话，那末山西则更多的是满山的丘壑，少见人烟。因为是初夏的雨中，那些丘壑竟少了许多苍凉，多了些许秀美，而这正合了从钢筋水泥中逃离出来的我们的心愿。也让我对山西的印象大为改观。但是，由此推断普通民众的生活，山西极有可能不及河北。这让我不由想起在《中国国家地理》一篇介绍格萨尔王故乡的文章中看到的一段话，是一位阿须草原上的僧人说的，大致意思是，你们说这种自然的风光、原始的景观美啊美，那你们为什么不到这块土地生活呢？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掉换一下呢？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也有权力过现代化的生活，你们凭什么要我们永远保持这种样子？是啊，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人对优裕物质生活的向往，我也更希望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坡上的乡亲富足安康，但在他们富足之后，还会不会有这脆弱的绿色点亮我的眼睛呢？除了让人意外的温润外，在山西境内的高速路上，见得最多的就是标语了，像门庭一样，炫在视线的前方，透着那么点幽默。

 

淅淅小雨中，我们到了平遥城外。入得城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记忆中的故乡小城，而那座小城，那座在汉武帝时即设郡的小城，那座有着青石板小路和风吹雨淋的半圈土城墙两个城楼的白龙江边小城，在前两年的摧枯拉朽的“城建”中，彻底的消失了。据说某些政府官员还要在撤县设市后，让她失去那标识她历史的名字，换上一个只具有地理意义的称谓。我虽离乡十又四年，故乡的记忆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正惟此，我的怅惘也就越来越沉郁。在没有走在平遥的小巷中之前，我以为我的怅惘将无处释放，我的故乡将从此无根，但踩在平遥的街巷，我快乐了，如同我梳起的小辫，童稚重温。

穿过几条街巷，我们来到了预订的位于古城沙巷街的旅馆――一得客栈。这是平遥票号世家侯王宾的大宅院，建于清乾隆年间，全院布局严整、结构对称、主次分明，是典型的原汁原貌的古民居建筑。我们的客房位于这座大院中的书院，两间卧房一间厅堂，无论是厅堂的方桌、长条凳、灯碗、还是卧房中的大炕、炕桌、衣帽架、椅子均为古制，但炕头的电视以及现代化的卫生间，又无不提醒你这些古雅似乎不过是“show”。店主是一位温婉的妇人，有着周正的相貌，说话轻言细语，和这古雅的建筑极是相衬。后来的两天中，平遥人的文雅和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城内店铺林立，卖着所谓的平遥三大名品：牛肉、推光漆、绣花鞋。但他们几乎不高声叫卖，也不拉着游客非要推销出去，甚至在你谈价不拢，假装离开后，也不会喊你回来再议。最有趣是在明清街上，在每一个旅游城市都有的着古装照相的摊位前，一位游客穿完古装照完相后却拒绝付服装费，这要在别的地方准保已经吵的不可开交了，但在这里，摊主只是说着一句话，“你看我已经收了这么多钱了，”表情极是谦和。惹得我们忍俊不禁。或许当年富甲海内的晋商在做生意时就是这样一幅表情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走平遥城墙。平遥城墙到底筑于何时，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据《平遥县志》记载，周宣王时这里就曾有驻兵屯守，“筑西北两面”。明朝初年，在原有城垣的基础上重修扩建，并全面包砖，这就形成了这一国内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内部用土夯实，外表全用砖砌筑的砖石城墙。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以及历次战乱、解放后的人为破坏，平遥的城砖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补铺的，许多城砖上都刻着“１９７９年”。城墙全长大概为１２里多，东、西、北三面为直线型墙体，南面则沿着河道呈弯曲型，形如一龟甲，故又有龟城之称。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迎薰门、永定门、凤仪门、太和门、亲翰门、拱极门。每座城门外都有一座包围着城门的小城，称为“瓮城”，瓮城四面的墙上都吊着恐怖的兵器，看来是先诱敌深入，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鳖”。城墙上还有数不尽的敌楼和垛口，据说有７２座敌楼，３０００个垛口，以隐合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典故。我们是从凤仪门也称下西门上的城墙，一路走过去，开始还有人与我们同行，渐渐就只剩下我们四人了。城墙上，有些地方并没有补修，有些城楼也没有开放，是为了让人们凭吊呢？还是只修了游客常去的地方，不得而知。远观城内的一些建筑，尤其是城墙破损比较严重的一边，也毁损比较严重了。为了尽量保存古城原貌，城内似乎已禁止修新的建筑了。在古城外，已经建起了一座新的平遥城。

下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内参观，看民居、观票号。据介绍，平遥古城以南大街为中轴，分为左右两部分，其中左方有城隍庙、文庙、魁星楼、清虚观，右方有县衙署、关帝庙、集神福寺，而县衙则居全城中心，充分体现了传统礼制的“左文右武”的程式。城里的建筑以明清时候为多，许多保存相当完整，都饰以精美的木雕、石雕或砖雕，门窗通常为木棂花格，上面可以帖剪纸窗花。而在古城内就有好几家专营剪纸的商店，据她们自己介绍，多是剪纸世家。

从明朝以后，平遥人以善经营而闻名，最终将此地发展成为山西中部的商业中心。而票号的出现，就是精明的平遥人的创举。我们着意参观的是“日升昌”票号旧迹以及该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的故居。“日升昌”票号首创汇兑业务，堪称中国票号第一家。很快，平遥票号就发展为二十多家，其中，就有可以和“日升昌”抗衡的“蔚字五连号”，而“蔚字五连号”的创始人便是“日升昌”曾经的二掌柜毛鸿翙，这两大票号老板之间的恩怨，已通过余秋雨的《抱愧山西》为人们所熟知。令我惊奇的是，在当时资讯很不发达、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就是做到了保密及不同成色银两之间的兑换工作，在“日升昌”营业的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冒领的事件！据说，为防止冒领事件的发生，“日升昌”在一百多年间，更换了三百多个密押。更令我叹服的是，票号的管理方式，股东是从不参与票号的管理工作的，人们知道雷履泰，知道毛鸿翙，却不知道日升昌的股东李大全。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票号的分红方式也别具特色，经理的一部分红利，只有在自己死后才能由自己的子孙分批拿到，因此，作为经理，必须推荐能人，与票号共休戚同荣辱，这样才能保自己的子孙永享富贵。而事实也是，日升昌票号的经理几乎没有同姓的，这就和同样闻名天下的徽商的家族式经营明显不同。

一天逛下来，人困马乏，急需饱餐一顿，但平遥的吃食实在不敢恭维，由于地处北方，自然是以面食为主，但除了在作面的花样上变化外，什么鱼鱼、剔尖、靠姥姥，等等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汤的口味几乎千篇一律，似乎所有的面浇的都是一种汤。也算是白璧微暇。

张艺谋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的大院名满海内，我们此行选择的是王家大院。王家大院位于平遥古城南近六十公里的灵石县静升镇。隋文帝时期，天降陨石，故名灵石。王家大院始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大规模重新修建距今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以面积论，它有１５万平方米，是同样闻名的乔家大院的二十倍，但对外开放的只有四点五万平方米。和平遥民居一样，王家大院的建筑同样以石雕、木雕、砖雕闻名，无论是在斗拱、挂落、照璧还是匾额、地砖、窗棂上，三种雕法处处可见，而内容则多是四季花卉、鸳鸯贵子，多取谐音，以表达对“善”对“忠”“孝”的追求，也通过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达到教化的目的。这些雕品的刻工都精细入微，布局也充盈不杂，充分体现了清代建筑“纤细繁密”的风格。站在这一院落群的高处俯瞰大院，正好是一个“王”字，而置身于其间，每条通道的建筑既似曾相识，又各各不同。这里也是天下王姓博物馆，供奉着王姓始祖王子乔，保存有王姓族谱２１６种、１３００余册，另有太原王氏系表为所有寻访者提供祖先的迁徙线索，我这一王姓后人，也在始祖像前烧香祭拜，让祖先的血液经我而绵延，如同这古老的文化。

转眼两天的行程就结束了，越近北京，心情越沉闷怅惘，感叹要是今天是二号该多好，在北太平庄，与他们分手，我说：“挥手自兹去”，韩莺笑言，不能那末伤感，不还在一个城市吗？确实，不还在一个城市吗？但我们一年又见得了几回，几年又这样逍遥一回，可不是“挥手自兹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