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的二十世纪

作者：姚中秋

来源：《 辽宁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二十日甲申

           耶稣2015年5月8日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典出《吕氏春秋》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恰巧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了河里，就跑过去，把孩子从河里弄上来了。对子路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件义不容辞的事，不值得一提。结果小孩回家后，跟家长说，我刚才掉河里了，差点淹死了，那个叫子路的救了我。家长一听，这得感谢呀！用什么感谢呢？就把家里那头牛送给子路吧。子路实惠，竟然把牛收了。更怪的是，他收了牛，老师还表扬他。

子曰：打今儿个往后啊，这个鲁国人哪，一定会争着抢着去救落水者的。

子曰：由啊，你这个牛收得对呀。

20世纪初，由于清末推行新政，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朝的覆亡，这一套体制就中断了。士君子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慢慢地消亡了。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中国古典教育传统的中断。当然，这个中断与政治的剧烈变化有极大的关系。国家积弱积贫，政府图富强，所以更相信权力的作用，更相信技术的力量。所以中国的教育，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高度专业化、实用化为目标的，各种学校，多具有高等技校之功用。要建海军，就办一个海军学堂，要搞轮船，就建一个船政学堂，要修铁路，就办铁路学堂，要推行法制，就办了一个京师法律学堂。整个20世纪的教育，就是从这样一个思路发展出来的。其优势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就在于，缺乏德行的养成，其所培养的人才，不再是士君子。而只是一些学有所用的专业人才。在这些专业人才中，会有少部分人，比较关注公共事务，他们就成为了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思考现代知识分子兴起这个问题时，会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知识分子的兴起，应该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1905年废科举之后，年轻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0年之后，到1915年，这批人也都大学毕业了，成为了专业人才。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比较热衷于公共事务，有家国情怀，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由此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现象，儒家士人不是知识分子。尽管表面上看，他们有若干相似之处，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文化群体。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现代知识分子学的是专业知识，士君子是读经出身，其德行的养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士君子当然也有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对他不重要，其根底是一种心志。而知识分子与此相反，他首先有的是专业知识，然后才是一种情感，一种家国情怀。他没有养成足够的德行，也没有领导者的心志。知识分子习惯于站在社会之外看问题，士君子则是站在社会之内看问题。因为士君子本身即是社会的领导者，出了问题他会反身求诸己。他面对社会问题，首先会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要改造社会，先从改造自己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不良现象，我首先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不良现象。可是知识分子通常会自我标榜为一个批判者，是站在外面评估一个对象，所以才会面对社会问题指手画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所发出的呼吁往往是要求人们按照他说的来做，他给社会提出要求，让社会改正。他不会因为社会问题而反省自己，问题是社会的，根源在于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办。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姿态，人们因此名之为“姿势分子”。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永远没有让他满意的现实，而真理永远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这样一个命题，而一个儒家士君子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儒家士君子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却要执著地改造人民，为人民传授真理。知识分子把自己想象为黑暗中的明灯，拿着手电筒为人民照亮前程，而儒家士君子却要与人民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尤其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士君子所接受的知识往往是一以贯之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而知识分子的知识却都是来自西方的。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就知识分子的本质而言，他们都是反中国文化的，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取向。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立场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困境，他们希望改变中国，要让中国变得好起来，并为此不懈地呼吁，却永远不可能成功，原因在于，其文化立场是与民众的文化生态以及文化生命为敌的。这一事实导致了20世纪中国最深刻的文化冲突，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以拯救老百姓为名破坏文化，而老百姓却在不自觉地守护中国文化。完全的不自觉，绝非有意识地要与知识分子为敌，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我爷爷这样做，我爸爸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这一文化冲突，其实是许多政治冲突的底层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太苦，太穷，文化太落后，一定要改造他们，不能让这样一盘散沙的状态持续下去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可是，没想到这个改造如此艰难，最后还是因为放弃了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努力，才取得了重大进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找到了改变中国的真理，并为此付出了努力，没想到遭遇到了普通民众无声的抵抗。

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得那么活跃，我们好像认为那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了，知识分子占据了整个舞台。可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整体看上去却似乎乏善可陈。

我们要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情势中，如何重建士君子养成机制，这是中国走向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的关键。任何一个时代，社会治理的好坏都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士君子养成机制，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因为这是中国的经验。关键的问题还是教育的规划。实际上，这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在教育中重新导入中国文化，这些年来有了很大进展，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突破。

对此，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本报记者薛百成据采访笔记整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