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作者：方克立

来源：《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

摘要：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大陆新儒学；儿童读经；儒化中国；儒教

* 收稿日期：2006-01-10　作者简介：方克立（1938—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

周济部长：

去年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12册）。这套“诵本”还注明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和“学术专家委员会”班子指导在全国试点推行。另据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可见在教育部支持和推动的这一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中，蒋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多数专家学者支持和推动中国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青少年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由于用人失察，误用大陆新儒家蒋庆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被他引导到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新儒家“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程的错误方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

儿童读经并不是蒋庆最早提倡的。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已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影响所及范围并不很大。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被港台新儒家看作是他们的“反哺”理念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在大陆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庆。他从王财贵那里接过这面旗帜，不仅编了儿童读经课本，而且还有一套“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的理论，企图把读经运动完全纳入新儒家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复兴儒学（教）”来克服“文化歧出”的轨道。

在蒋庆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西化（现代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他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蒋庆一再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八个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现状，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教），“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学术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另一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等文章中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要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民主化或者说“再西方化”不是出路，而只能走“再中国化”即“儒化”之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在上层要“儒化共产党”，“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在基层要“儒化社会”，“立儒教为国教”。“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

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学者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蒋庆要求儿童读经的理论根据是圣贤创造文化，圣人编定的经典是表达“天道性理”和“圣心王意”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凡人和儿童要无条件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很难想象这样露骨的唯心史观（圣贤史观）能为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接受！例如，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14人而已。”这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实际吗？又如，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读经运动，将把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引向何方？

以上两个问题，在开展中国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跟着新儒家跑。在去年以来的读经之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只读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而将《老子》、《庄子》、《史记》等文史哲经典名著排斥在外，这与“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之名是否相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典义理，是引导学生批判地接受，还是强制性灌输，让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大儒”蒋庆编的12册儿童读经课本，报载已在一些地方刮起一股新的尊孔读经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在报刊上和网上展开热烈争论。这场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将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王财贵、蒋庆等人搞的儿童读经运动，如果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就像中、小学课外办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承担多大责任。问题是新儒家倡导读经运动的目的，正是要把儒家经典教育列入我们的中、小学正规课程体系；蒋庆编的12册读经课本，正是为小学6年12个学期设计的。这套课本又由教育部主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将其作为“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加以推荐，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政府导向的意义。因此，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读经之争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表示明确态度，在“为什么要读”、“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上与新儒家划清界限，采取措施消除重用蒋庆所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正确轨道。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有关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等问题，事前要讨论清楚，多听取教育专家和文史哲专家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的“学术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些学者也不满意过于倚重蒋庆的做法。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方向的，不赞成“复兴儒学”、“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等意识形态口号。因此，在今后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致

敬礼

方克立2005年3月4日

【附记】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二、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致郭齐勇、吴根友的信

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郭齐勇、杨祖汉主席

吴根友、周博裕执行长：

收到了会议主办单位寄来的邀请函，谢谢。来函将我的名字也列入筹备委员会“顾问”之中，实不敢当！

我因身体情况欠佳，不能出席此次会议，请原谅。

关于新儒学研究，我有一点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各位学者共同研讨。

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展对大陆新儒学的研究，我认为至少要关注以下问题：

1． 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

蒋庆早就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为“传播反哺期”，即港台新儒家“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反哺于国内”的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陆新儒学的出现，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新原道》第一辑（《原道》第八辑）“编后”说：“港台新儒学是《新原道》同人从正面走近传统的接引者。最近与其代表者《鹅湖》杂志建立起了学术上的合作关系，乃是一件十分叫人兴奋的事。”这里不但坦言了大陆新儒学的思想来源，而且还表达了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合作的意愿。然而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毕竟还有其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政治、*转现实社会的功能。

2． 大陆新儒学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大陆新儒家’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解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关系到大陆新儒学能否在中国大陆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蒋庆十六年前就明确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康晓光最近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中也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公开挑战的态度。也有一些大陆新儒家学者比较认同杜维明的“马列、西化和儒家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观点。他们虽然以“体制外”力量自居，但是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尽量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而更多的是采取打擦边球的策略。能否在认同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要求）的前提下来发展儒学是对后者的一个考验。

3． 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蒋庆一直批评中国近代以来走上了一条“以夷变夏”的西化道路，认为其结果是“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康晓光也认为在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们都对自由主义西化派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学者也频频抨击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和作为，这两派之间可以说一直争论不断。但在去年的读经之争中，有一些“中道自由主义者”秉持哈耶克重视传统价值的理念，对大陆新儒家发动的读经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陆新儒家立即抓住了这一牵手的契机，去年12月《原道》十周年座谈会即以“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中的儒学”为题。陈明自称“我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害”。也就是说，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对立和紧张之外，也有相互融通、联合、一致的一面。

4． 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

5． 大陆新儒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6． 大陆新儒家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

公开打出“大陆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举办学术会议，出版著作和《原道》辑刊，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推行读经运动，酝酿组织儒教团体等等。他们很认同杜维明讲的“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的观点，目前主要就是在做“储备社会资本”的工作。其影响虽然没有他们自己估计的那么大，但已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陆新儒学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但它已是一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已表现出现代新儒*学动之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功能，而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以夏变夷”）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重要研究对象。新儒学研究也不能不适应这一客观进程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能注意到现代新儒学发展史和研究史中的这一重要转折而开始重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

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方克立

2005年9月1日

三、关于所谓“立儒教为国教”问题致李宗桂、杨海文的信

宗桂、海文同志：

海文来电话要我将致武汉会议贺信内容扩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中大学报发表。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锐敏和敬业。但我作为一个病号，却不敢再给自己加写大块文章的压力了，所以很抱歉没有答应。在养病期间，我有时也就所感所思比较随意地写点东西，因为人活着就需要表达和交流思想，但确实已无精力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了。

去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在这一年中发生的文化事件有：4月陈明挑战南开刘泽华学派，引发了刘门弟子与“原道”派的一场争论[1]；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一套12册，并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读经之争；7月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又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0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的思想论争，有人讥其为1935年“本位文化宣言”的翻版[2]；11月24日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除继续宣传“立儒教为国教”的观点外，还明确提出了“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12月号称“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旗舰”的《原道》辑刊，以《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为题举办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并将其舆论阵地扩展到“原道”文丛、“原道”译丛和“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有人还把去年9月28日曲阜首次官方祭孔和对外汉办计划在海外办100所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也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表现。其实情况非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弘扬民族文化的一切活动都叫作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包含着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罕见，它在中国再度活跃起来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背景的。去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最典型事件是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亮相的贵阳“峰会”。我从现代新儒学发展史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动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进入了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这派学者积极入世的姿态是很明显的，一出场就奋力争夺话语主导权，并且很受媒体青睐。甲申年的许多文化论争都是由他们引发的，起而与之对阵、与之互动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反而处在比较边缘化的地位。

……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反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还不是个别情况。在经济学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力图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甚至边缘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和批判继承的方针都不行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纷纷登台并占有一定市场，他们断言中国只有走“儒化”之路才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儒化派在我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各有其阵地和市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刘国光同志关于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带有普遍意义，除了硬措施外，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者要说得起话，要有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使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最近各单位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操守。我很奇怪我们同行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宣称自己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理想、信念、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共产党员能是一致的吗？过去人们避“儒”唯恐不及，现在当儒家又成了一种时髦，以至共产党员也要去赶这个时髦。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和儒家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了儒家人生修养学说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说明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而是十分珍视儒学中的精华。李一氓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3]这说明共产党人是不能认同和接受儒家的价值立场与世界观的。匡亚明同志在研究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三分法”：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4]。这个“三分法”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讲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二分法。我们一贯主张对儒学要一分为二：对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即直接为维护、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和宗法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那些东西，如“三纲六纪”等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深入批判的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倍加珍惜，精心保护，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这个概念，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的人格化，或者说是一套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格化，它是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则存留于包括文化典籍、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在内的大、小传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精糟并存，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的巨大任务。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共产党员、儒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以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现在再来谈谈那封贺信。有人说我称蒋庆、康晓光等人为第四代新儒家是过分地抬举了他们，拔高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前面已经提到，我是从中国现代新儒*学动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港台、海外新儒学还在继续发展，但其基本格局、气象、规模已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性进展了。新儒学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考虑问题不能不以日渐强盛的中国大陆为主体，为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极其宽松的思想环境下，经港台新儒学“反哺”和十多年酝酿准备，大陆新儒学已渐成气候，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方针、原则和策略，比港台新儒学显得更有创造性，也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现实针对性，实已成为当今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话语，成为一面政治和文化旗帜。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动已进入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并相应地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至于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应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我想还是要发展地看问题，他们都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嘛！从年龄来看，蒋庆、盛洪50出头，陈明、康晓光40多岁。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代新儒家登台唱主角时，余英时50岁，杜维明40岁，刘述先、成中英都是40多岁。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50年代初才40出头，1958年发表“港台新儒家宣言”时二人都是49岁。第一代新儒家就更早慧了：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只有28岁，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时是36岁；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时是47岁，冯友兰写贞元六书时也是40多岁。所以，不能说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年轻稚嫩就不能当代表人物，而要看他们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

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也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5]，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蒋庆1989年发表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以后几年他在公羊学方面下了一点工夫，致力于建构、论证、宣传他的“政治儒学”体系[6]。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谈话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如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用儒家文化先进论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论，否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还企图用“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只有儒家的“王道政治”才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康晓光也以大胆敢言著称。他在我所在学校发表了“儒化中国”的著名演讲，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以后是在网上看到的。他也用儒家的“仁政”学说来否定我国现政权的合法性，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儒化”的原则和策略：“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儒化共产党”的关键是要“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儒化社会”的关键是要“立儒教为国教”，包括把儒家经典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等。他明确地说：“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一些人企图用“西化”的办法来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些人则企图用“儒化”的办法来把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大陆新儒家“儒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是非常明确的。

“立儒教为国教”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社科院今年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我没有参与其事，不知道它的宗旨是什么。社科院作为党中央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儒教研究也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我想院领导会关注这个问题的。在宗教问题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和方针，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重要的内容，对任何宗教都适用。“儒教”要复兴，要重建，也首先要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拥护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而不是要社会主义社会来适应你，按照你的“儒化”原则来改造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共产党。康晓光的“儒化”论与我党的宗教政策显然是相冲突的。“儒教”如果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能指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即共产党来把它立为“国教”呢？在今日中国，任何思想学说想要宗教化，都应该吸取“****”的教训，不要走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对抗的道路上去。

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但这里面有一个要与马克思主义争指导地位的问题，要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因此就不能抽象地肯定其实践功能的合理性了。大陆新儒家的积极有为还表现在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的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在各种文化论争中都是高调出场的一方，去年以来声势造得很大，吸引了一批青年和同情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学者跟着他们走，拉一些知名专家来做“顾问”[2]，给人以崛起了一大“学派”的印象。有人把港台新儒家称为“寂寞的新儒家”[3]，大陆新儒家则是不甘寂寞的新儒家，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这也是大陆新儒学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之一。

为什么去年会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为什么大陆新儒学一出场就影响那么大？这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教）”的界线，分不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有些媒体记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就廉价地做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武汉会议后，有人问我这个或那个学者是不是大陆新儒家，我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关注了被邀参加贵阳“峰会”集体出场的几个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做了一点考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我的认识还很不深入，所以提出来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虽有其特殊历史地位，但他们并不是十分成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如同前三代新儒家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因此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宏观审视与个案研究都是需要的。这个课题提出来，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可能要到数十年后，大陆新儒学的命运也有待历史来证实，但对这个新生事物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给予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课题，而且还密切关联着现实的思想斗争。

去年我生病了，基本上没有参与外界活动，很多情况不知道。今年春天开始感到“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是一个重要课题，找了一些资料来看，陆续发表了一点意见。但人微言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我做很多事情，有时只能干着急。我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思想文化战线的共产党员能够重视这件事情，认真分析和对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复杂情况，加强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这种不太正常的局面。在今天，我们要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化”论，因为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本来是想轻松自由地同你们聊聊天，没想到下笔难停写了好几千字，今天又加了几个“注”，虽意犹未尽也该打住了。很愿意听到你们的高见！

专此顺颂

研祺

方克立

2005年9月20日

原载于《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