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保访谈、记录、整理


刘绪贻，男，1913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40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华中理工大学兼任教授、中国世界史规划小组组员、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和社会学学会理事长等。现兼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顾问，《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

刘绪贻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史和社会学，与人合作总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其中第5、6两卷由他主撰主编，人民出版社）、合作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合作翻译《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等10余种译著；著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武汉出版社）、《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芝加哥大学硕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等。

刘绪贻教授对儒学一直持批判态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就是从根子上批判儒学。留美归国后，从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底，他继续进行对“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的研究，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实况，在当时发行量和影响均大的《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这些文章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主张“西化”而强烈反对儒家思想的。《学术界》2002年第6期刊发刘绪贻教授的《现代新儒学评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读后》一文，认为现代新儒家助长了我国社会上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气焰，是极有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 

问：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请问您对于其中大陆新儒家的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有什么看法？

答：近年来大陆新儒家兴风作浪太厉害了，其中少数人几近猖狂。社会上尊孔读经之风也再度流行起来。对于这些情况我内心非常不安，我对现代新儒学非常反感。这两年，特别是蒋庆这个冬烘先生很猖狂，我很想写一些东西来批驳他们，但是现在年纪太大了，我今年已经93岁，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很希望能读到批判大陆新儒家的力作。

现在我有一个感觉，从邓小平到胡绳、李维汉、李锐、任仲夷等同志，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解放以来，过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批判不足。所以才会有现代新儒学这么兴风作浪，尊孔读经这么流行的情况出现。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有两篇文章(2001年9月26日《长江日报》第13版上的《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2002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第14版上的《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都是谈这个问题。方克立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主要有三大流派：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是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解放后也是这样，不过力量对比与地位有所变化。他认为这两年大陆新儒家的活动，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站出来。我有一个想法，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过早地、过分地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蒋庆这样的人，他要用儒家思想、“三纲五常”这一套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要用旧社会的制度来代替我们现在的制度，公开地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反而能够容忍，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他的著作，到了这种程度，真是令人难以想通！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到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就反感，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却这么容忍！我以为是这些人的头脑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太深、太严重的缘故。“五四”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都不支持儒学，都是批判儒学的。是谁支持儒学呢？袁世凯、张勋、蒋介石、韩复渠，还有湖南的军阀何健，这些人都是支持儒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或者想当皇帝，或者想做宰相。

为什么当广州有的刊物发表像任仲夷这样的老同志提出可以搞“三权分立”的谈话时，就有人去“消除影响”，而最近大陆新儒家蒋庆等人这么猖狂，又是鼓吹读经，又是要重建儒教，却受到如此容忍？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我跟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但对他的思想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甚至赞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现在中国正在提倡法治，他还提倡这个！前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还把蒋庆请来（蒋庆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但提交了题为《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论文，后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访谈者）。蒋庆这个人的人品也是有问题的啊!他无中生有地吹嘘教育部聘请他编高中教材，教育部主管的有关机构不是已经辟谣了吗？当然，宪法里面规定了言论自由，让他讲话、写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帮他出书宣传他的那一套，我以为确实没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涂。 

问：您认为科学、民主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土壤里面生根，最为重要的动力是什么？

答：现在科学、民主在中国生根了没有？我认为没有。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指《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访谈者），编者虽然把我的文章发在第一篇，但他却被迫把我文章里面最为关键的论点“在中共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实行现代意义的法治”一句删去了。当然，编者事前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能不同意他删吗？不删文章就不能发表呵！我最近给《长江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不要再让孩子们读《三字经》了，不要再毒害孩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又比如说像《读书》这样比较开明的杂志，我有的文章它发表了，但2003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是谈“民主”与“民本”区别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思想，没有民主思想。责任编辑是主张发的，但当时总编却不让发。把“民主”和“民本”的区别说清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思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位总编却不敢或不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1989年4月22日，李锐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坚决克服封建遗毒和‘左’的顽症》中指出：“甚至有人一听说民主和自由，就神经紧张起来。”的确是如此！当然，我国现在在航天事业和其他某些科学领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很难说科学、民主已在中国生根了，我看还是说得谨慎些好。 

我的党龄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可怕的，甚至可以利用它来推进科学和民主，因为自由主义者是服膺科学和民主的。实际上，现在的知识分子，如果允许他们说真话，有几个没有自由主义思想？有的甚至就是自由主义者。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但骨子里有自由主义思想，这恐怕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我想，党中央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这些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老是反感、批评“全盘西化”这个观点，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因精力不足，尚未动笔，但我思想上总认为不要怕全盘西化。世界上有没有全盘西化？我觉得没有。能不能全盘西化？我认为不能。所谓西化的内容，实际上最早是起源于英国、法国。德国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后起的，它当时是学英国，学法国；在学英国、法国的过程中，德国的传统文化是进行了一些抵制的。德国最后实现的“西化”，是英国、法国的现代化和德国传统文化的混合体。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是真心诚意地在那里西化，但是日本原来的旧文化的传统也是一方面吸收，一方面抵制，最后是“西化”了，所以现在我们把日本列入“西方”。但是，日本究竟“全盘西化”了没有呢？日本的天皇制、武士道、军国主义，并不是从英、法、美学来的，而是日本固有的。小泉纯一郎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完全西化了吗？没有！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几百年来也没有全盘美国化。所以中国不要怕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不是“西化”太多了，而是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自由这些东西在中国受到的抵制太多了。中国要建设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抛弃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念与法治体制，学习西方的法治观念与法治体制。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要使社会和谐，就必须消除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各种因素。我以为，在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不正常，前者具有绝对权力，后者的权利没有保障。改革开放前，如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所说：我国“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一般工人当然就没有发言权，工会也不能代表工人反对官僚主义；农民就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贫穷困苦；知识分子便沦为“右派”、“白旗”和“臭老九”。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情况有所好转，但远未完全改观。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于是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但是十六大以后，我们从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的，大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服务”这一类提法。这些提法当然是对的，但这些都是从党和政府的领导立场出发，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不相干，甚至矛盾，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曾经认为，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苏维埃已成为‘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机关”。这种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而斯大林是“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家庭，都置于国家的无所不包的监督之下。”(新华社参编部：《参考材料汇编》1989年第3期《苏联历史的反思》第17页)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是后来苏联崩溃的主因，这种前车之鉴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为人民”是好事，不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是绝对不行的，是不能持久的。 

问：您这么不喜欢儒学，难道您认为儒家中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吗？

答：那也不是。我原来很想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但因为考虑得还不成熟，没有动笔。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总以自己国家有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是一种光荣；认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而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如果儒学被否定了，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就大体被否定了吗？因此许多中国人对否定儒学在思想感情上难以接受。这种思想感情里面虽然有误解，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感情并不是理性。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儒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我们是否可以将它分类，分成精华与糟粕两部分。三纲六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是儒学的纲领，是对国家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这个纲领是糟粕，是应当否定的。如陈独秀在其《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载《独秀文存》第一卷第149-150页)中所说：“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纳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的不平等学说？”当然不能。除此纲领外，儒学中有些关于为人处世的伦常日用之说是很有益的。仅从《论语》中便可以摘出不少这种论点。举例如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过则勿惮改。”(俱见《学而》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和，是知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俱见《为政》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俱见《里仁》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俱见《述而》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俱见《泰伯》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篇)“过犹不及。”(《先进》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当仁不让於师。”“有教无类。”(俱见《卫灵公》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损矣。”(《季氏》篇)“巧言令色，鲜矣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俱见《阳货》篇)以上这些论点，对于为人处世来说，不仅有益，甚至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到今天一样有用。还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也是一样。难道我们今天建立和谐社会可以不要仁、义、礼、智、信？当然不可以。这里的问题在于：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五常”是为它的“三纲”服务的，是维持“三纲”体制的，有其特别涵义，所以经常与“三纲”并题为“三纲五常”。人们只要读《礼记》一书，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学的所谓“礼”，乃是按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尊卑、老幼、亲疏等秩序，为不同身份的人制定严格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待遇和行为规范的。儒学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乃是为了维持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儒学的所谓“仁”，其涵义又是什么呢？《论语》中说：“克已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使自己言行和享受待遇符合礼的严格规定就是仁，《颜渊》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由此可见，五常中最重要的两常“仁”和“礼”，都是为支撑三纲六纪而规定的。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有关为人处世的伦常日用之说，也大都与三纲体制脱离不了关系。比如其中特别受人重视、经常被人引述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就是孔子在其做官的弟子仲弓和子贡问他怎样做官、怎样做人时的答词。“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卫灵公》篇)官是代君主治理人民的。孔子认为，要维持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使老百姓不犯上作乱，做官的人便应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一些做官的人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给老百姓，老百姓到了忍无可忍之时，是要造反的。“过则勿惮改”一语和三纲的关系，还有一个现代的生动例子可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他是为了改变中共内部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情况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可谓“过则勿惮改”。但是，由于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改却把毛泽东改成了秦始皇，加强了中国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两个凡是”的论点。

综上所说，我们可以说，儒学里面是有一些好的、有益的内容，或者说是精华部分，但是这些内容有其特性，作为儒学总体的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为维持三纲六纪体制、为维持君权父权夫权甚至神权(“天”)服务的，也就是为儒学的糟粕部分服务的。我们现在要想提倡、继承儒学中这些有益的内容或精华部分，就必须把它们从儒学的总体中剥离出来，让它们和糟粕部分脱离关系。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恶果的。现代新儒家不懂得这个道理，老是在那里侈谈“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外王”，真是徒托空言，痴人说梦！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继承儒学中有益的内容，决不能笼统地提倡复兴儒学、继承儒学，不能笼统地提倡尊孔续经，因为儒学、儒经、孔子学说的纲领性部分是糟粕，是绝对应当废除而不能继承的。我们只能继承、提倡从儒学总体中剥离出来的精华部分。而且还应指出的是，这种剥离工作，或如有些人说的“抽象继承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我们非常谨慎。 

问：您曾经这样讲过：“我爱祖国和祖国文化，但反对儒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文化”或“民族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答：这很难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在讨论中国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非常多，对我来说，我是同意我的美国导师威廉DangerCode;奥格朋(William F.Ogburn)的定义的。他把一切人为(man made)的东西都称为文化，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我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一切人为的事物，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儒学。比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青铜制造业。《左传》、《尚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就记载着夏铸九鼎、夏启铸鼎和以铜作兵的传说；到商代后期与西周时，我国的青铜工艺已达到高峰阶段，制造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无与伦比。其次，商代已经出现了釉陶，是我国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时期，中国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建筑等业，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夏代已经有历法或历书，如“夏历”、“夏小正”。商代历法更进步，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闰月的设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并有火星、商星的记载。其次，商、周时期，我国已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只可惜其中很多内容后来被儒学化了。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成组的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说明当时我国雕塑和音乐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年代，除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我认为，在这些家中，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为墨家讲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非命，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墨家学说还对于先秦哲学、逻辑学、工程技术学有一定贡献。当然墨家也有些问题，但我觉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况和韩非，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法治和“法后王”，这比主张唯心主义、人治和复古倒退的儒家是较胜一筹的。名家认为在名实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必须符实，这比儒家的“存名正实”的复古思想当然要进步。同时，名家学说中还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是儒学望尘莫及的。兵家《孙子》一书，直到当代，不仅其中论点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而且全书在军事学、战略学方面至今仍具有国际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和大型壁画。在科技方面，出现了农学专著《后稷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可能出在这个时期。医学方面除出现名医扁鹊外，已分成内、外、妇、儿等科，并发明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法。我国最早医书《内经》大约也出现于此时。

秦、汉以来，除儒学的发展演变之外，中国文化中当然还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物质文化方面，英国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已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好东西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近当代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鲁迅、毛泽东、柳亚子、陈寅恪、钱钟书、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聂绀弩、赵朴初等人的诗、词、曲、小说、散文、杂文等，不胜枚举。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等，也都蔚然可观。文学艺术以外，其他非物质文化成果还很多，我所知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历代的人祸天灾，特别是由于“文字狱”的祸害，失传了需要我们去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严，亦为数甚巨。

综上所说，足见除了儒学之外，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否定了儒学或儒学的纲领性内容便会否定了中国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

说到这里，另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吾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吾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小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因此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人权的进程上步履维艰。中国从汉代到清代，社会变化不大。有一个西方人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已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西方在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进步非常的迅速。我的一个学生叫韩铁，现在是南开大学教授，最近在《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环境保护在美国法院所遭遇的挑战》，其中说到：美国的一部法律史就是掌握法定权利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所拥有的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比如说，美国的儿童、妇女、黑人、胎儿这些群体，原来都是没有权利的(美国的妇女在1920年以前还不能参加选举)。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些群体都取得了法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于包括了像同性恋者。这是一个阶段。后来，除了人类的范畴之外，市政府、公民团体这些社会组织也陆续取得了法定权利。再后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界也取得了法定的权利。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提出树木应不应该有起诉权的问题，而且认为，如果人类对待树木太残酷的话，树木也应该有起诉的权利。美国的社会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社会，到现在，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哩！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我就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怖主义之名来削弱美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非常反感。 

问：对于新儒学，您说要作出“强有力的反击”，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呢？

答：先要了解他们。方克立教授过去把现代新儒学分为三代：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贺麟他们这些人是第一代，牟宗三、唐君毅他们这些人是第二代，杜维明他们这些人是第三代。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又出了个第四代，就是蒋庆他们这些人。首先应该了解他们，揭露他们，要把他们的东西拿来看一看。方克立把蒋庆的东西拿来看了一些，就能把蒋庆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我国目前社会政治制度的这些东西揭露出来。首先要了解，然后再揭露，然后再批判。 

问：现代新儒家主张读经，而且主张从娃娃抓起。您是反对儿童读经的，为什么要反对？

答：我在这里不想对现在读经运动中所提到的那些经书一一进行评论，只想对《三字经》进行一些分析，说明它是不适宜于儿童的读物。当然，《三字经》中也有极少数内容是对儿童有益的，比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也有一些内容是对儿童无害的，比如关于数字、天象、季节、方向、牲畜、谷物、历史朝代等知识。但是，《三字经》中严重有害的内容是不少的。

首先是它有违反科学和事实的内容。比如该书的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非科学的。现代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早已证明，人在刚生下来时，只有自然之性，没有社会性，故其性无所谓善恶，善性恶性都是后来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又比如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把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联系起来，显然是荒唐的，但该书却断言：“此五行，本乎数”，认为是合乎规律的。该书还说：“我周公，作《周礼》。”但是经过历代许多学者研究，直到今天还不能证明《周礼》系周公所作。又比如，该书说“炎宗兴，受周禅”，实际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戏，人所共知是赵匡胤自己导演的。他通过导演这出戏篡夺了周的天下，怎么能说是“受周禅”呢？该书还说：“勤有功，戏无益。”“勤有功”是对的，“戏无益”则不对。现代教育学认为，适当的游戏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开发，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再比如，该书说“《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中的确有孔子弟子记录的他的善言，但也记录了他的一些“不善”之言。比如《泰伯》篇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乃是要求人民群众盲目地服从统治者，以便统治者实行专政，是和现代政治要求公民有知情权，有监督统治者和维护自己权利之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颜渊》篇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鼓吹腐朽的宿命论；孔子答齐景公问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鼓吹腐朽的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子路》篇中肯定父子互相隐瞒偷窃罪行的说法，是破坏现代法治的言论。《阳货》篇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显然是站在男权主义与剥削阶级立场发言的。由此可见，笼统地说《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他的“善言”的书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其次，《三字经》中充满了典型的一般人所说的封建思想，亦即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这种思想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它集中体现在“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和“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两段话中。对照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武帝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三纲五常教条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鲁迅先生说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毛泽东说是一种政权(即统治者权力)、族权、神权和夫权统治的社会。所谓“君臣义”，说到底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父子亲”，说到底是“父命不可违”。所谓“夫妇顺”，说到底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至于五常，则是为三纲服务的，为维护和巩固三纲的。以五常之一“礼”而言，就是按照尊卑、贵贱、长幼等次序，规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行为规范的。这些礼节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大家在看演皇帝的各种电视片时，就可以体会到礼的作用，因为片中各种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以及彼此之间的对待方式(比如臣对君的跪拜、君对臣的赐死)，都是以“礼”为根据的。

再次，《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是过时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教育原理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民。《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是“上致君，下*泽(注：这就是做官)。扬名声，显父母”，是忠臣孝子，是脱离生产劳动的官老爷、人上人。社会主义教学对象不分男女，《三字经》讨论的教育对象只是男子，因为它说：“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是德、智、体(或德、智、群、美、体)全面发展，《三字经》提倡的只是读书，而且主要是读儒家的书，特别是宋代新儒学的书，从朱熹编著的《小学》(注：该书言洒扫应对进退之事)起，然后是朱熹注的《四书》，然后是其他经书，最后是子书史书。不过由于读子书不能猎取功名，大多数人并不重视。社会主义教学方法注重灵活多样，除读书外，还画画、作手工、参加劳动、进行体育锻炼、做实验、参加社会调查等等；即使读书，也要阅读面广，注重启发式。《三字经》则提倡死读书，甚至劝导人们“头悬梁，锥刺股”，牺牲睡眠时间，心无外鹜，死记硬背经书。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体衰弱、眼光短浅的忠臣孝子，说得严重点，是培养奴隶胚子，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由上所述，显而易见，《三字经》是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康的。我衷心地希望人们再不要引导孩子们读《三字经》和蒋庆宣扬的那些经书了。 

[张世保博士于2005年10月28日前来采访并记录，后经整理于11月17日用电子邮件发来，我于12月7日修改完毕。——刘绪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