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内外与夷夏――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栏目:《原道》第17辑
发布时间:2015-05-15 15: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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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

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元一九六九年生,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学史》《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等。


 

 

内外与夷夏

――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原道》第十七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七日辛卯

           耶稣2015年5月15日

 

 

 

“中国”一词,考诸现存的文献及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然而,“中国”观念或意识却可溯源于更早的时代。大致上古时人类的早期民族,其活动地域恒小,不免视本民族为世界之中心,故常以“中国”自居。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恒居东亚国际关系之中心,是以“中国”之名一直保留至今。然自晚清以降,随着国人视野的开阔,且尤感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逼,“中国”意识日渐淡化,虽犹存“中国”之旧名,不过只是作为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列国而已,不复旧日“中国”之荣耀矣。

 

虽然,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本出于十四、五世纪以来西欧杂错争衡之政治格局,彼此皆以列国而平等相待。然自二战以后,苏、美两超争霸,各以“中国”自居,纠合一批盟国相抗,从而多少恢复了古代“中国”的内涵。其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盖自我而言;然若自苏、美两超视之,则第一世界为“中国”,第二世界为“诸夏”,第三世界为“夷狄”。今日中华民族欲言伟大复兴,其内涵颇不明瞭,大致有两种选择:其一,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列强”,即列国中较为强盛者;其二,回到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此本为“中国”之古义,然二战以后之美、苏皆尝居此种地位也。假以时日,中国虽以列国自谦,然随着综合实力之增强,虽不为旧日之“中国”,又安能辞其责乎!

 

一  关于“中国”之界定

 

1.中国与支那

 

“中国”一词,英译作china,汉文转译则作“支那”。[1]然“支那”一词最早见于佛教经籍中对中国的称呼,后来此称呼传入西方。近代以来,由于日本人借用作拉丁文的汉译,逐渐赋予了贬义。

 

考诸“支那”一词之本义,或以为“秦”之音译[2],或以为称慕中国“文物特盛”之义[3],或以“瓷器”之名代称中国[4],或以为“荆”之音译[5],或以为与中国之“丝”有关[6],或以为有“边缘”之义,与中心相对。[7]然而,其确切所指,至今尚未有定论也。

 

不过,就日本而言,其旧称中国为“中土”或“唐土”(Morokoshi),明治维新以后,甚至更晚,日本脱亚入欧,为了让日本国民从心理上彻底割裂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遂取拉丁文“支那”一词以称中国,且逐渐赋予污辱之义;[8]或者,未必有污辱之义,然其实欲自居中国,故称中国为“支那”而夺其旧称也,此种用心,观其建立“大东亚”之野心即极明瞭矣。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支那”称谓当溯源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康氏曾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的奏折,其中如此说道:

 

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

 

清末,洋人谓我国有朝名而无国名,故康氏欲定国名为“中华”,盖“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合中国、诸华、中夏而为一名,古今中外皆通,义亦宜也”。[9]

 

“支那”之名,本周边之称呼吾国也,非吾国之自名也。今康氏定“中华”为国名,又取“支那”之义以通“中华”,则古之“中国”至是而自贬抑矣。盖中国素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周边向慕华风之夷狄而已,故不有国号。然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屡遭败绩,则夷狄始为敌国,而传统之夷夏关系一转而为列国关系。[10]因此,对中国而言,国际关系实在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概念。至此,康氏乃欲清自建国号,而称中华或支那,其意盖以列国自视,虽无贬义,然已稍自卑矣,而不复旧时妄自尊大之心态。是以追本溯源论之,后来“支那”一词之贬义,盖始诸康氏戊戌间建国号之主张也。

 

由此可见,不管“支那”作何种解释,皆无“中国”一词本有之含义,即作为“中央帝国”或“世界中心”之义。[11] “支那”无论其褒义或贬义,皆周边视中国也。[12]因此,“支那”不过列国之一而已,绝无万邦来朝之义焉。

 

2.中国之外的“中国”

 

“中国”之义,有古今之不同。康有为尝论“中国”一词之本义曰:

 

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就所见东西南北对言之,非有所夸也。外人或讽吾国有朝名而无国名,若果然,更见吾国之大。然三千年来,对外皆称中国,并非无国名也。[13]

 

可见,“中国”今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之简称,自为国号,然本非国号,所以“更见吾国之大”也。

 

然若就“中国”此义论之,自古以来,不独中国,其它民族亦有自称“中国”者。章太炎即如此说道: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14]

 

可见,“中国”一词实出乎一种自我中心意识或错觉。此外,如巴比伦人自称“中国”,其宗教圣地乌鲁克神庙被认为“世界中心”;古埃及人自认住在“世界中心”,卡那克神庙附近有标志“世界中心”的神柱。黑格尔亦有类似说法:

 

地中海为旧世界之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想起:那好象罗马或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Forum)。[15]

 

地中海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某种中心的位置,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并且,继续与后来的“欧洲中心论”结合在一起。而在地中海周围,如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雅典、罗马、亚里山大里亚等,都曾经被当作“世界中心”。

 

并且,仅就印度而言,不仅摩揭陀一邦被称为中国。晋《法显传》中说到中天竺时写到:

 

从是(摩头罗国)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而《佛国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条亦说道,“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引此并注曰:

 

按《佛国记》作“中国”。中天竺所谓中国,盖中天竺之国称中国者甚多,故言凡诸中国也。[16]

 

可见,仅印度一地,即颇有自称中国者。是以“中国”实根诸一自我中心的幻觉,非独吾国有此意识,故就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大范围而言,实有无数“中国”。

 

3.中国与诸夏

 

其实,即便就“中国”概念最后定型的春秋时期,不仅周王京称中国,而且诸夏整体亦称中国,甚至某诸侯国亦得称中国。

 

按照“中国”一词的本来涵义,“中国”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非常早的时期。不过,据现今考古材料,“中国”一词在文献上的证据还只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即成王之时。[17]

 

那么,此时“中国”一词的本意是什么呢?盖“國”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墙围成的地域。因此,“國”最初所指乃城邑,一般由部族首领及族人居住,与之相对,城外近处称做郊。[18]后来,随着部落的发展,拥有的城邑越来越多,所以,一般把首领居住的称为“國”或“都”。

 

西周时,周王称天子,其分封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所居住的城邑都是“国”。其中,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19]

 

最初,“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周人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一带也称“中国”。成王时,周公主持扩建了洛邑,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御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次年,平王迁都洛邑。丰镐一带落入戎人之手,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不过,此后周天子不再能号令天下,而降为列国,与一般诸侯国没有什么区别。与此同时,郑、宋、齐、鲁、晋等诸侯国迅速强大起来,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20]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王畿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至于齐国,地理位置虽不在中心,但能尊王攘夷,为一时之霸主,故《春秋》常以中国视之。

 

可见,“中国”首先是京师之义,确切指周之王京;其次指诸夏,即主要诸侯国活动范围。不过,如果我们追寻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早于周朝,即作为“中央之国”,亦即“世界中心”。不过,这些用法都是指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与“中国”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华夏”。

 

《国语·鲁语》云:“以德荣为国华。”《尚书·舜典》云:“蛮夷猾夏。”孔传云:“夏,华夏也。”《尔雅·释诂》云:“夏,大也。”《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杨注云:“夏,中夏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云:“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古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孔传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华或夏之名颇见于先秦典籍,皆指中国也。

 

清末,康有为欲定国名,对此说道:

 

诸夏之名,在中国对外之称,为至古矣。外国多以创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国为禹域,然则称诸夏最宜,不能以汉、唐之后起易之。[21]

 

康氏盖以为中国称“夏”始于夏朝,与夏人有关,此为一说。而程树德则将夏称推至尧唐之时,谓“中国古称夏”。其《说文稽古编》云: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按《书·舜典》:“蛮夷滑夏。”传:“夏,华夏。”明尧国号唐,已称中国为“夏”。《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时为周代,仍称中国为“夏”。《秦微》:“策夏车,称夏王。”注:“夏,中国也。”是唐虞至汉,皆称中国为“夏”。[22]

 

章太炎则以为与夏水有关。其《中华民国解》有云:

 

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而言诸夏。[23]

 

若以夏为族名,则“中国”一词又有种族之义。而公羊家所言之“诸夏”概念,既有种族之义,又有文化之义,则“中国”一词当兼文化之义也。[24]

 

至于“华”字之义,一说以为与华山有关,盖伏羲、神农、黄帝之国皆止于华山[25];又一说以华之原义为花,盖美饰也。[26]

 

南海则以华为夏之转音,其曰:

 

华字见于左氏《国语》,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诸戎称夏为华之证。华字文义,不知所自。吾粤语多古音,而读华、夏字同韵,音极近,但开口之高下音耳,当是夏之转音。……然则夏之与华为音转无疑。相习成风,或合称曰华夏,或称诸华。[27]

 

是以《春秋》之言“诸夏”,即诸华也。康氏又以诸华转音为中华,外人“支那”之名盖源于此,故诸夏、诸华、中华、支那,其源皆一也。[28]

 

二  夷夏之辨

 

1.中国、诸夏与夷狄

 

春秋之时,中国与诸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何休概括《春秋》书法有三科九旨,其中“异内外”之科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以鲁国为中国,以齐、鲁、晋、宋、卫等中原诸侯国为诸夏,以楚、吴、越等为夷狄。

 

成十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何注云: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適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春秋》假鲁以为京师,则鲁为中国也;鲁、齐、宋、卫、郑、邾娄国之会,盖皆诸夏之国也;吴虽强,然不与诸夏之会,而殊会于钟离,以夷狄故也。可见,《春秋》是将中国、诸夏、夷狄区别对待,主张内外有别。[29]

 

中国、诸夏内涵的变化实与春秋之乱有关,其缘由大致有二:其一,礼崩乐坏,所谓“亡国三十有六,弑君五十有二”,坏乱极矣;而周自平王东迁,降为列国,不能号令天下,行天子褒贬继绝之权。[30]故《春秋》之作也,以王法寓于鲁[31],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其二,夷狄之祸中国也亟矣,楚、吴、越、秦相继而起,故《春秋》假齐桓、晋文以伯讨辞,[32]许管仲以仁,皆以其能存诸夏,而免于“披发左衽”,其功巍巍矣。异外内之科实兼此二义也。

 

故在公羊家那里,中国的内涵并不确定:

 

一方面,仅指鲁国。盖周王不能号令天下,然王法存于圣心,形于鲁之行事,故托王于鲁以张治本。至于齐桓、晋文、楚庄之霸,亦常以京师待之。此时之中国乃文化意义上之中国。

 

另一方面,指诸夏。即就中原诸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夷狄相抗时,则以诸夏称中国。此时中国或诸夏乃相对于夷狄之一种族概念。不过,就《春秋》许齐桓、晋文之拒夷狄而言,中国、夷狄皆一种族的概念;而就中国不能拒夷狄,则或进或黜,又常以怀柔之术以驭外,则二者又多为一文化概念。

 

2.攘夷与种族概念

 

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公羊传》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何注云:“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周王之称天王,吴楚之君贬称子,皆所以尊王攘夷。《春秋》许齐桓、晋文,以其能尊王攘夷,行王者之事也。

 

召陵之盟本在所传闻世,其例当为内其国而外诸夏,然《春秋》曰“来盟于师”,盖内辞也,故《公羊传》曰“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齐桓本为外,此则从内鲁例也。《春秋》所常书,当以鲁为内,至其与夷狄相较,则引诸夏而内之,曰中国。故《常棣》之诗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又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董子曰:“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春秋繁露·竹林篇》)故就攘夷义而言,诸夏以同种视之,同为中国,乃比诸兄弟以御外侮也。[33]

 

故以诸夏能聚合、相救护以攘夷,则许诸夏为中国。至于齐桓、晋文之伯讨,假天子以令诸侯,本属不辞,然《春秋》犹许之,亦以其能悍卫中国也。不独如此,《春秋》之言及夷狄,常有贱辞。此文辞之攘夷也,大致有三:

 

其一,不许夷狄执中国。隐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云:“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何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执天子大夫而以中国正之者,执中国尚不可,况执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为顺辞。”所谓治,盖依法而执有罪者,乃狱辞也,今日美国自居人类之普遍价值所在,遂假国际法庭以治其他主权国家之罪,殆类此也。至于《春秋》不许夷狄治中国,以当时人类之普遍价值,亦即礼义,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是以中国虽有罪,夷狄安得而执中国哉!

 

其二,中国与夷狄会盟,则殊会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何注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孔广森曰:“会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谓内诸夏也。”殊会夷狄,所以贱之,不以夷狄敌中国也。昔日西方七国本苏联之敌国,其后苏联瓦解,俄罗斯欲融入西方,虽得与七国首脑会议,犹用“7+1”之名,盖以俄罗斯为夷狄,乃殊会之也。

 

其三,中国与夷狄会,不与夷狄为主。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若齐桓、晋文会诸侯,则得为主。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传》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此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今日中国与其他国家会盟,莫不以中国居首,即此义也。

 

上述三种对夷狄的态度,概无关于礼义,纯以异类故而贬之也。

 

晚清之时,革命党人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假排满之名,行革命之实,乃极张《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34]刘师培甚至丑诋夷狄非人类,谓夷狄其先始于兽种,其后进化亦迟,至世界递迁,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叹夷狄入主区夏,“后世中原不竞,鞑虏凭陵,鸟迹兽蹄交于中国,神州赤县莽为牧场,人禽之界荡然泯矣,此长林丰草,禽兽居之,龚仁和所由兴叹也。”[35]至于章太炎,则假儒家复仇之义,极论种族革命为是。

 

其时南海主保皇,极论满洲为同种,谓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36]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37],“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38]。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39],则满清之统治,真大有功于吾华夏中国也。

 

至革命功成,满洲既逐,而蒙古、西藏与新疆以异种故,亦与中央渐行渐远,相继沦入敌手矣。故孙文倡“五族共和”之说,欲摆脱满人压制之汉族又能“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为时已晚矣。[40]其后,满人忿于种族之卑屈,遂一意复国于关外,致为日人所乘。追寻前因,盖革命党人假排满为帜,其虑非远,其谋非深也。

 

虽然,春秋时之四夷,本视为别于华夏之异种,至汉以后,则以夷狄进于中国之故,而泯然为汉人矣。

 

3.进退夷狄与文化概念

 

《春秋》之御夷狄也,或褒进,或贬黜,皆以礼义。其进之也渐,其黜之也缓,怀柔远人之术也。若此,中国与夷狄常取一文化概念。

 

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云:“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注云:“《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逊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春秋》之于夷狄,视其行为之合乎礼义与否,以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以进退之。

 

盖春秋之时,楚、吴、越之势寖盛,时主中国之会,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取怀柔姿态,未若后世排夷之刚烈也。《春秋》备七等之法,一则进之有道,故“许夷狄不一而足”;一则黜之有道,故勿触其暴,勿逢其怒。[41]

 

4.王鲁以张治本

 

《春秋》尊王,然周已不复天王之尊,而王法亦不可得而行矣,乃发王鲁之旨,一则以鲁为中国,为天下之化首,一则不欲托诸空言,故借鲁事以明王法。后儒之攻《公羊》,多集矢其王鲁之说,实未必深知《公羊》者也。盖《春秋》王鲁,乃托王以明义,虽非真以鲁为王,然周之不能王亦不容讳焉。

 

桓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徐彦疏释京师云:“《春秋》据鲁为王,故内鲁,若周公制礼,内京师然也。”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何注云:“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隐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传云:“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何注云:“我者,谓鲁也,内鲁故言我。”邾娄仪父朝鲁,而鲁亦以内辞。故公羊家以鲁为京师,即内鲁也。内鲁,实王鲁也。然《春秋》本以周城为京师[42],传文亦然。[43]然亦有异义焉,如哀四年传文乃以楚为京师。[44]

 

故诸侯之朝鲁、大夫之聘鲁、诸侯之师与鲁战于近地、失地之君及大夫奔鲁,皆书“来”。来者,内鲁之辞也。而独于召陵之盟,书曰“来盟于师”,与齐桓公为主,亦内辞也。所以内辞者,以其能行王道也。盖鲁本周公之邦,一变则至于道,而邾娄、滕、薛、宿之朝鲁,盖慕鲁为王化之首也,故褒而进之。《礼运篇》夫子叹鲁,实期鲁以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也。

 

可见,《春秋》王鲁,皆取礼乐教化之义也。故《春秋》之治诸夏、夷狄,悉据王法:其治诸夏也,常以贬辞,[45]盖欲其敦厚同根,故嫉弑绝尤甚;其治夷狄也,常以褒辞,欲其慕义来朝,故嫉凌压尤甚。是以诸夏、夷狄,此时纯为一文化概念:其亲诸夏,其远夷狄,皆以治有详略故也,与同种、异类之概念当无涉焉。

 

《春秋》王鲁,故鲁当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所以详内略外也。[46]此义盖本诸《公羊传》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解诂》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盖言王者当先详于内治也。[47]故就“详内略外”义言之,中国与诸夏不同,常以指鲁国也。

 

诸夏与我种族同,文化同,情犹兄弟;夷狄与我为异类,文化亦别,乃视若仇雔。故情若兄弟者,虽中国政制措施或有更迭,而不碍其同根也;视若仇雔者,能因政制措施而相投合,则引而进之也。国初出兵朝鲜、越南,实欲尽兄弟之谊焉,未可一概以国际主义义务论之。[48]

 

诸夏观念对于《春秋》内外说之成立极重要。康有为认为:

 

《禹贡》以五服分地治之亲疏,《春秋》以己国、诸夏、夷狄分三等。后世忘之,岂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则无五服、三世之分者,势将渐弱。盖三代至秦,皆有己国以与他国相对待,又有诸夏以与夷狄相等差。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罗马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后次第平列,故最爱罗马之民,以执政权,其后渐推权于意大利民而止。其于新定之邦,号曰“布尔宾”,则仅羁縻赋贡焉,所谓藩属,视为诸夏也。其于日耳曼诸部,则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故能致强大。我国自汉后,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此我国之所以不增大,而罗马则增进无已欤?然罗马自奥古士多之后,亦有闭关专内治之意,与光武略同,但其后诸帝不守之耳。[49]

 

是以罗马之图霸,亦用诸夏之法,盖治当自近者始也。二战后,苏美争霸,各有卫星、仆从以为亲附,亦用诸夏之法也。吾党自抗战以来,即视“统一战线”为法宝,此后又据“第三世界”为吾兄弟之国,毛泽东之远略如此,盖深得古人遗意焉。惜乎后来政府不复以中国自视,唯求媚美是务,则旧之诸夏不复为我有矣,故当“六·四”之后,美一旦变脸相向,吾即势孤矣。

 

可以说,夷夏之辨包括种族与文化两方面内涵,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皆可由此两方面内涵导出:既以夷夏为种族概念,故须攘夷;又可视为文化概念,故当尊王,而以礼义进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诸义皆从此出。晚清以来,保皇党与革命党人各据一义以相抗。孙中山甚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早已消亡,因此,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略面前,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尤其在列强包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50]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晚期的孙中山那里,不再是推翻满洲统治的工具,而是未来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的工具。

 

三  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春秋之时,楚、吴、越相继而起,凌驾诸夏,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采取怀柔之姿态,或进或退,或褒或贬,犹未失自信也。

 

自北宋以降,《春秋》学再度兴盛。不过,其学术路数殆与汉唐不同,盖折衷三传乃至舍传求经矣,至于三传对于《春秋》“其旨数千”理论的阐发,多阙略不讲,其所关注者主要在两点:尊王与攘夷。这恰恰构成了内外理论的两个方面。

 

尊王。春秋时,周王不复号令天下,故黜周而王鲁,以《春秋》当新兴一统,颇有通三统之义;宋初惩唐末五季之乱,对骄兵悍将防范尤深,其所尊者,乃时王而已,其用意则在塞乱源,非若春秋时天命无所系也。且春秋时王者尚有后治夷狄之义,而宋时则绝无也。是以太祖次第削平宇内,屯重兵于京师,尽收藩镇之权,此乃宋之尊王也。

 

攘夷。春秋时有中国,有诸夏,彼此因种族、礼义而相亲,以此而抗夷狄也;宋时则不然,唯有中国与夷狄,种族虽绝异,礼义则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汉化,辽诸帝亦然,且金世宗得号“小尧舜”,则中国与夷狄之间,实未有先治后治之义焉。故宋时中国与夷狄皆纯粹为一种族概念。又,春秋时楚、吴、越之霸,乃中原诸夏之主也,故《春秋》能进之,能退之,非若辽宋、金宋之长期对峙可比也。

 

此间说《春秋》者,如孙明复、胡安国之辈,皆严华夷之界,此盖偏取《春秋》攘夷之义也,至于《春秋》以道德进退夷夏之义,则阙而弗讲焉。是以康长素讥宋儒之说《春秋》,以来“尊己则曰神明之胄,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义,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51]盖《春秋》者,王霸之学也,宋时衰弱如此,宜乎不能尽得《春秋》之古义焉。

 

至清世,满洲以关外小夷入主区夏,乃以倡言满汉大同为国策,而常州学者亦颇致意焉。庄、刘、魏、康之徒,阴承泯除满汉畛域之谕旨,而览乎满汉地域、文化之趋同,遂无视满汉种族之差异,宜乎清季革命党人“谄谀满洲”之讥也。虽然,宋儒所忽视之进退夷夏义,至此乃得盛张其帜矣。此时之“中国”概念,盖指同一礼义文化范围下满汉共治之国家,而夷狄则扩大到西洋红毛诸国,尤其至清中叶以后更是如此。

 

不过,由于内外关系的变化,清人关于“中国”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在魏源(1794-1857)那里,“中国”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所辖的地域,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指西洋红毛诸国[52],以及南洋诸国;不过,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这时又偏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53]民国初年,康有为折衷《禹贡》五服之制,乃欲划中国为三服,即以长城以内之中国旧壤为甸服,设府州以尹治之;沿边要地为要服,若滇桂之边、海南岛及东三省之边、四川之边、新疆之近边、内蒙古之近边,设道治之;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三省之边为荒服,以都督治之。

 

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使用“中国”一词。其后,清朝在与列强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亦使用“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更没有中国人赋予的那层意思。然而,“中国”一词,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因此,清朝愿意采用“中国”为国号,却并无与列国相待的意味,正因如此,后来日本不欲从吾“中华”之称,而采用西语china的转译,即“支那”一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至此,中国有了其明确的地理范围,即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然而,“中国”皆不复有过去“中央之国”的内涵,不过列国之一而已,于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开始进入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

 

我们发现,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中,康有为的公羊学理论起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康有为借用公羊三世理论,宣称人类已进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谓“远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间的差异不再重要,即便有差异,亦不过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先后不同,而《春秋》讲的种族差异的内涵完全被忽视了。康氏甚至主张,种族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不断的人种改造来加以泯除。[54]

 

这一时期的夷夏理论宣称孔子主张的大同理论在西方找到了榜样,至于数几千年来中国遵循的先王之道,不过是圣人用以治理衰乱之世的办法,因此,中国欲进入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应该用一套新的办法即西方道路来治理中国。这样,夷与夏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传统中国成了夷,而西方诸国则成了夏。中国从此不再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甚至,传统中国应该放弃旧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趋近。这样,当一种为天下取法的中国观念崩溃以后,并与近代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相结合,从而催生出一种仅仅作为种族或地域的国家观念,即民族国家。

 

因此,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以“中国”这种简名而自称时,不再有相对于夷狄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仅仅指称一个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区域。其中如果尚有些许文化上的含义的话,也仅仅是消极的,即向西方迈进的。

 

然而,当中国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时,东邻的日本人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颇欲以古之中国自比,并且,出乎与西方列强对抗的目的,又试图建立与之相关的“诸夏”观念,“大东亚共荣”之说盖出乎此也。[55]早在19世纪末,日人近卫笃磨(1863-1904)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已明有此意:

 

今日之东亚问题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实为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身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美洲之门罗主义,乃不外此意也。在东亚,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任务者,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在今日之局势下,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虽然如此,但我等最终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56]

 

可见,在20世纪早期,不仅当时的日本人,而且包括部分中国人,尚有此绝大抱负,即欲举东亚之力以对抗西方异种。

 

1898年6月,近卫笃磨组织了同文会,其用意即在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联结。[57]近卫笃磨甚至在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上发表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扬种族战争:

 

我认为,东亚将不可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一难点铭记心中。[58]

 

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会会议中发表演说,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59]

 

正是在此意义上,南海甚至直接称中国与日本为诸夏:

 

日本与支那,对宅于大地渤海之中,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韩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60]

 

南海甚至有“合邦”之说:

 

若夫东海对居,风教相同,种族为一,则敝邑之与贵国,名虽两国,实为孪生之子。唇齿之切,兄弟一家,存则俱存,将来且为合邦。亡则俱亡,将来同夷于黑人。[61]

 

康氏视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其意则在对付异种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时又在种族的意义恢复了夷夏理论的另一层内涵。[62]

 

孙中山亦有中、日唇齿相依的观念。其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上说道:

 

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国,假使受制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决难巩固,故不得已而出此。……(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我们中日两国,最宜联合一致进行。……消灭冲突,解释误会,共同谋亚东大陆之幸福,同为东西之主人翁。[63]

 

此时孙氏犹为日本之侵略开脱也。孙氏甚至还有支持日本建立东亚霸权的主张。民国初年,孙中山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密谈,据戴季陶《日本论》载桂太郎谈话要点,其中有云:

 

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此两战者(指中日、日俄之战),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之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绝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势力如何耳。……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64]

 

可见,日本的扩张意识与本民族存亡的忧惧意识是结合在一起的,与西方帝国主义之扩张不同。而且,日本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自幕末时期就有了,其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亦是出乎此目的。出乎此种目的,乃至于联合中国、土耳其,包括德、奥这类后发的国家。是以其在二战期间打着“解放”之帜出兵东南亚,非其虚语,乃其民族近百年之忧患意识所致。惜乎后来之日本背弃桂太郎的道路。

 

其后,孙中山《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云:

 

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以纳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65]

 

孙氏呼吁日本支持中国之革命,认为中、日利害相同,中国一旦革命成功,将与日本一道对抗欧美列强。[66]孙氏盖欲引日本为诸夏而共抗西夷,然日本之志,首先则在诸夏内争“中国”地位,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狭小之故,故欲先吞并东亚诸国以强大其“中国”地位。[67]孙氏似颇为之惜,以为其目光短浅,乃失东亚人民之心。

 

孙氏晚年甚至主张中国、日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联邦之内,以对抗欧洲。[68]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不仅主张亚洲联合的必要,而且又呼吁:

 

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是自由身份,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69]

 

其时,日本的亚洲主义愈益倾向于首先谋求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孙中山对此亦颇警省矣。[70]

 

章太炎亦有类似看法。1897年,太炎尝撰《论学会有大益于黄种》、《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二文,其中有云:

 

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两国斥候,……无相负弃,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71]

 

然以赤县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72]

 

显然,太炎主张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尤其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对抗白人帝国主义。其后,1898年,章太炎在《上李鸿章书》中以为,“今夫日本,非有深怨于我也。……夫同种之国,……非得日本,论语与共命。以一时之怨视之,乃不如白种,是犹兄弟争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73]

 

1907年,太炎与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的志士共同成立“亚洲和亲会”,其约章云:

 

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集庶姓之宗盟,修调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达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74]

 

随着日本渐渐转向帝国主义,太炎又寄希望于中印之联盟,乃至整个亚洲之团结,其目的均在对付白人帝国主义。

 

至于日本,相关的理论更是丰富。“亚洲主义”发源于十九世纪的日本思想界,其旨在倡导“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号召亚洲人结成黄种人的联盟,共同反对欧美的殖民入侵。此种思想其实是东方的“门罗主义”。而中国与日本则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固然主张中日提携,然而,却寻求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此种“亚洲主义”与康、孙等人的主张是有很大区别的。

 

1933年,石原莞尔提出“东亚联盟论”,认为一战以后形成了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四个集轩,最后世界的竞争将在美洲集团与东亚集团间展开,二者的决战将“决定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来统治世界,决定人类的最后命运。这是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究竟谁来统治世界的战争”。[75]要取得此决战的胜利,东亚诸国尤其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与日本要互相提携,实现日、满、中三国之联盟:“一、国防。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也必须建立满洲国。二、政治。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三、经济。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四、文化。日中两国民族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新文化,并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人类最高的文明。”[76]其后,近卫文磨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东亚联盟论”的政策化而已。

 

日本战败以后,毛泽东屡屡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美帝国主义,盖视日本为诸夏也。[77]日本侵凌中国如此,而中国犹能以诸夏而恕之,遑论素来为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更当以诸夏相待矣。

 

【注释】

 

[1] 拉丁文、意大利文、印度梵文均作Cima,法语写作Ia Chine,英、德、捷克等语则作China。“支那”一词,实为西方语汇之音译,未必日本人杜撰之蔑称也。对此,康有为颇有考证,谓“佛典称我为支那,又曰震旦,又曰真旦。三者不同,皆译者写成,而音实相近。日本人多传佛典,故称我为支那。吾在南洋,日有印度数十人卫从,与之语,称我国为支那。巫来由人、吉宁人亦称支那,其音甚正,无少差异。印度与希腊、罗马早相通于我殷周时,故意大利语亦谓吾国为支那。英语稍近,罗马语作猜那,又为支那之音转矣。然支字英音作CHE,猜字英音作CHI,同出于CH,其为音近而转可知。……汉明帝时遣蔡愔、秦景使印度,自白马驮经而还。印度高僧笠法腾之流,接踵而至,译写经文,即称支那,不称汉土。然则支那之号,必自殷周时流传于印度断然矣。……今考支与诸同齿音为双声,那与华同喉音为叠韵。然则支那即诸华之音转,诸华为诸夏之音转至明。”(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70页)康氏游印度,谓“印度呼中国人为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即秽窄,与印人杂居”。(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519页)

 

[2] 日本学者高桑驹吉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汉、晋之时,周边夷狄皆以“秦人”为中国人之代称,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大秦传》、《佛国记》等均有所记载。这样,“秦”就成了中国的代称,而写作Cin、Chin,然后加一个表示地名的后缀a(或e),就成了Cina、Ia  Chine、China。其后,又有“汉人”、“唐人”之称,皆系周边夷狄之称中国也。清代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认为,“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音译。余谓秦始皇时,国威虽盛,其势固未达今之欧洲,何以欧人乃呼中国为秦?揆厥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今俄、奥、土耳其、日耳曼诸国,未必无匈奴之遗迹存留,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耳”。

 

不过,此说亦有商榷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河婆多》的梵文定本虽然编定于纪元后,然其内容却成于公元前5世纪,而其中已有“支那”的称呼。而《旧经·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支那的异译)国来”,《旧约》成书约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而秦统一六国则在前221年,至其威名传至域外,时当更晚。可见,以“支那”一词源于“秦”之音译,实未见可靠。

 

[3] “支那”一语,散见于佛教典籍之中。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即认为,“谓吾支那者,佛语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其与戒日王的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师传》则如此记载,“三藏至印土,王问:‘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可见,玄奘所谓“文教之邦”,正是他对“支那”的具体描画,纯取褒义也。又,玄奘至罽宾国,“到一寺宿,其夜,众皆梦神人告曰:此僧从摩诃脂那来,愿学经印度”。至摩揭它国,参戒贤法师,“问:法师从何处来?报云:从支那国来。”(慧立本:《慈恩法师传》卷二、三)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四云:“振旦,或云真丹,并非正音,应言支那,此言汉国也。”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云:“脂那者,一曰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邦,是文物之地。”(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4,284条)

 

义净以“支那”之名不过是“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稍晚于义净的高僧慧苑,在其《华严经音义》卷下,对义净的说法作了纠正:“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认为,“支那,此云文物国”。皆认为“支那”一词形容中国文物之盛。至近代,苏曼殊认为,“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曼殊全集·书札集》)足证“支那”一词不仅有“义”,而且是古代印度人加给中国的一种尊称。至于希腊、罗马之称中国为支那(Thin、Sinal),当是接受了印度的成说。

 

[4] 中国的瓷器大量传入西方,西人遂称瓷器为china。据英文《韦氏大辞典》,瓷器(china)一词最初来源于支那(china)。可见,在西方先有中国之名,后有瓷器之称。换言之,以瓷器(china)作为对中国的代称并不符合实际,只是后人的误解。

 

[5] 苏仲湘在《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参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里,反对支那出于秦的说法,提出了“支那源于荆”的观点。苏曼殊引《摩诃婆罗多》云:“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纪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人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苏仲湘据此说,认为当时印度眼中的中国,是分为两部分的中国大陆。《罗摩衍那·地德》列举了北方的20国名,其中标出“支那”和“外支那”,这是荆与中原地区的区分。荆就是楚国,国力鼎盛,地广人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威名显赫,而巴蜀与荆早有来往,荆的信息很可能就是由巴蜀传到印度去的。并且,从语音的角度看,荆为鄂音,秦为齿音,二音比较下来,“荆”也更接近于“支那”的声音。荆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史。《诗经·商颂》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句,说明荆曾与商朝抗衡;至周朝时,荆更有发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至春秋楚庄王时,甚至成为中原认可的霸主;战国时,荆仍名列七雄前茅。因此,荆的声威,足以传到印度。而域外诸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多是从印度再传的。于是,荆之名称就传到了别的国家,成为今天的“支那”。

 

[6] 赵永复在《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参见《地理知识》,1973年第1期)一文说道,古代西方称中国为赛里斯,实从希腊文“赛尔”一词而来。赛尔指蚕丝,因蚕丝出于我国,就把我国称为赛里斯。赛尔写作Ser,加上指地后缀a,也就成了支那、赛尼。何建民的《随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有类似说法,汉时,似用来指代中国北部地名的Serica,似指华并某地的sera,都发现于希腊罗马之著作中。可证支那出于产丝国的观点。

 

[7] 据冯承钧《西域地名》考订,支那(cina)是“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至于有的佛经中出现的“震旦”、“真丹”等,则是“支那地(cinasthana)的省译”。

 

[8] 大致在整个晚清,日、中两国皆使用“支那”之称谓,其初本无贬义也。盖“支那”一词,颇见于当时日、中两国的出版物,譬如,三宅雄太郎著《支那三百年史》(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石春攒次郎著《支那史要》(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此书另有一译本,名为《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此外,梁启超尝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其《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又有《爱国论》一文,其中自称“我支那人”。而宋教仁等人则创办有《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词典》收有“支那”和“支那语”条,皆不含有任何厌恶的政治含义。若孙中山在整个1910年代的文告及与日人的通信中,皆自称“支那”。可见,迟至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初期,日本对“支那”的使用似尚未有政治上的贬义。

 

不过,清末革命党人颇使用“支那”一词,实有否定大清国号的革命意义。留日学生发行的《大陆》杂志发刊词中有云:“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 当时中国未有国号,而“大清”实朝号也,是以革命党人既不欲以“大清”名中国,故取“支那”一词以自称,亦因西人以“支那”称中国也。

 

[9] 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又参见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八,412、413页。

 

[10] 康氏又曰:“中国昔阻于交通,环我封疆,多为朝贡小蛮,故以天下自居,只有朝号而无国号。今环球百国,舟车大通,亦既并为列国,绝非畴昔闭关之可比。”(《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八,412页)国号乃列国之称,本当小于朝号,而康氏以国号为姓,朝号不过一人之名而已,此其诡辞以动清廷也。

 

[11] 据1926年5月17日《申报》,日本上议院议员三上参次发表演说,认为“今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而我亦以中华呼之,渎吾尊严,莫此为甚。亟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1930年,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则须写作“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角笛专栏(读者来函)中,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 “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以统属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 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1930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双方反复辩驳。总之,日本人无意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12] 康氏曰:“诸国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义之诸华以定国名。……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71页)

 

[13] 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康有为全集》第五,171页。

 

[14]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

 

[1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36,146页。

 

[16] 《春秋》以鲁为中国,未必是公羊“新王”之义,很可能鲁史旧文即有此说法。若如此说,则当时称中国者,除周王畿外,其它诸侯国亦各自称“中国”。

 

[17]  于省吾《释中国》认为,最早证据见于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此)辟(治)民’”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2页。)

 

而且,《尚书·梓材》篇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民,雩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许多内容出于后人追记,且多真伪莫辨。不过,何尊铭文却证明了《梓材》记述的真实。可见在周武王、成王时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

 

[18] 居住在城内的称国人,实为本部族人;而居住在城外的称野人,实为被征服族人。西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实际上居住在周王京的本族人的反抗。

 

[19] 武王灭商,据有商之京师,即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诗经·大雅·民劳篇》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这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公羊家假鲁以为京师,又内之为中国,可见中国本有“京师”之义。

 

[20] 诸国各有国,则极可能“中国”在春秋时未必限于周王京,犹中印度有诸中国,诸夏亦各自视为中国

 

[21] 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

 

[22] 程树德:《说文稽古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21页。

 

[23] 《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3页。

 

[24] 汉以后,我华夏民族又称汉人,则以刘邦建国汉中有关。然汉中地属华阳,则犹古华国之地也。是以汉本为国名,其后乃为族名矣。

 

[25] 章太炎即持此说,谓伏羲、神农、黄帝出于雍州,而高阳、高辛、舜、禹起于梁州,“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据此,“华”本为国名,非种族之义也。

 

[26] 亦见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然此义为后起之说。

 

[27] 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刘师培之说亦类此,谓汉族初兴在帕米尔附近,其后东渐,经昆仑,间有花国。花国即大夏一音之转,又转为诸夏,转为诸华。而支那、震旦之名皆由此起。(刘师培:《攘书·华夏篇》,《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290页)章太炎则疑中国上古时曾有帝王都于昆仑者,然史无明征。(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

 

[28] “中华”一名起源稍晚。《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云:“若使(诸葛亮)游步中华,骋其龙文,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这大概是中华称名的起源。

 

[29] 《春秋》此种用法有恢复古义之意。盖中国本为京师,即周天子所居也,今周既降为列国,则称中国者众矣。是以《春秋》假鲁以为京师,而黜诸中国为诸夏,盖以鲁为天下化首也。《论语》谓鲁“一变至于道”,则与《春秋》王鲁之旨通矣。

 

[30] 春秋时犹有尊王之义,至春秋末战国初,天子唯事诸侯而苛存,王法亦无所寄焉,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显王三十五年六国以次称王,至此,周在名义上亦等于列国矣。

 

[31] 《春秋》当新王与王鲁二说相表里,盖《春秋》乃王法所在,而假鲁以王者位号,其表则行天子之权,其里则王法之所寄耳。

 

[32] 不过,许齐桓、晋文以伯讨,以其能尊王,且以霸者身份行王者之法故也。

 

[33] 若诸夏之间不能相救,则讳之、耻之。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二年,城楚丘。《公羊传》曰:“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十四年,城缘陵。《传》曰:“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桓、文救中国,颇有专封专讨之嫌,故《春秋》实与而文不与,以其能合诸夏为中国以拒夷狄也。

 

[34] 刘师培:《读左劄记》,《刘师培论学论政》,14页。

 

[35] 刘师培:《攘书·夷种篇》,《刘师培学论政》,296页。

 

[36] 康氏不仅以为革命不必排挤满、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鲁亦我同种,谓“吾今宜兼墨、秘同种而并收之,岂止满、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张革命党人当效元魏之法,改满人姓氏为汉姓,以泯满汉之域,消弥内争之虞。(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9日,《康有为全集》第九,207页)

 

[37]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27页。

 

[38]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30页。

 

[39]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28页。

 

[40]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187页。

 

[41] 今之美国欲行霸术,常假联合国之名,然私欲炽盛,有不可掩者。且不通御外之术,指斥伊拉克、朝鲜、伊朗为“邪恶国家”,盖以异种视之也。虽然,犹有进退之法也,若年度皆有人权报告、市场国家评估之类,犹《春秋》所以劝夷狄也。

 

[42] 僖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文元年,叔孙得臣如京师。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九年,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宣九年,夏,仲孙蔑如京师。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二十四年,叔孙豹如京师。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定元年,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此皆以周之王所为京师也。

 

[43] 桓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文释京师云:“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天子所居,得称京师,故《公羊传》之京师,据周之都邑言也。又,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传云:“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传文皆云:“据天子之居称京师。”此以王居为京师也。

 

[44] 哀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传》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何注云:“前此楚比灭顿、胡,诸侯由是畏其威,从而围蔡,蔡迁于州来,遂张中国,京师自置,晋人执戎曼子,不归天子而归于楚,而不名而言归于楚,则与伯执归京师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晋非伯执,而赤微者自归于楚。言归于楚者,起伯晋京师楚。主书者,恶晋背叛,当诛之。”此本讥晋不尊周王,反事强楚也。然楚既得为京师,则《春秋》王鲁,鲁亦自可为京师。传文既有此意,而何劭公遂屡发之。成十五年,《解诂》谓“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此以鲁当京师也。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齐莅盟。《公羊传》云:“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来盟者何?来盟于我也。”《解诂》云:“此亦因鲁都以见王义,使若来之京师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来就鲁,鲁已尊矣。”

 

[45] 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四库提要》以此言为笃论,谓明复论《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

 

[46] 鲁之所行,实不足王也。故刘逢禄《释三科例》云:“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仇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鄫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朔,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

 

[47] 又,隐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云:“《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云:“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此亦发王鲁之义焉。

 

[48]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有欲郡县朝鲜、越南之志,此未为虚诞之论耳。民国初年,泰国曾有一位外交次长对孙中山说道:“如果中国能够革命,变成国富民强,我们暹罗还是情愿归回中国,做中国的一行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7日,《孙中山全集》卷九,228页)泰国尚有此意,遑论汉化程度更深的朝鲜、越南。

 

[49]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389页。

 

[50]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215-220页。

 

[51]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6,《康有为全集》第六,179页。

 

[52] 古时常以毛发概括人种之特征,如俗称百姓为“黎民”,秦时称为“黔首”,皆此义也。此外,古时又称老人为“斑白”、“二毛”,称小儿为“黄发”,亦类此也。是以明清以后吾国称西洋人为红毛,未必有贬义,犹今人以肤色称西洋人为“白种”是也。

 

[53] 明、清于行省之外别设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于省外别置自治区,欲少数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实与古人无二。故南海谓有清大一统,却满汉分治,盖“因其旧俗而治之”,此自治之义也。(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全集》第四,425页)又在省外另设直辖市,亦沿袭明、清直隶之制也。若以《春秋》异外内之说视之,则直辖、直隶犹中国、王畿,省、行省犹诸夏,至于土司、自治区之设,则比于夷狄矣。戊戌间,南海尝上《请设新京折》,不仅欲于北京之外而别建新都于沪苏之间,甚至欲建十都,以辐辏天下之文物焉。中国自古常不过两京而已,至本朝,则于北京之外,别建上海、天津两直辖,又于西南别辟重庆为直辖,不独控御陇藏,亦以为“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康有为全集》第四,444页)

 

[54]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国之人种。此种改造人种的思想可追溯至康有为。康氏对棕人与黑人极蔑视,以为智力、形貌与道德之低劣者,然后其构建的大同社会又是人类之平等,因此,他设想了四种办法来消除这种人种上的差异,即迁地之法、杂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种、黄种之存,其黑人、棕种殆皆扫地尽矣”。(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45页)而且,南海虽以黄、白二种族为优,不过,他仍试图改造黄色人种为白色人种。(同上,43-47页)可见,康氏所主张之种族平等,不是视各种族平等,而是要转变“劣”种,以与“优”种无别。盖上世纪初颇盛行人种改造之说,不独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说实本于达尔文物种进化之“优胜劣汰”说也。

 

[55] 日本早期的大东亚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意识到中日间特殊的历史关系;其二,强烈同情中国的改革事业;其三,强烈反对西方统治亚洲。(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7页)日本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一文中指出了亚洲主义的三个内涵:“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联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依据,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转引自葛兆光:《想像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不过,自1870年以后,随着中日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最后终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

 

[56] 康有为:《与近卫笃磨的谈话》,《康有为全集》第四,41页。不过,民国时,中国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于清末,则东亚门罗主义不免视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而康氏乃反对此种门罗主义。(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康有为全集》第十一,6、7页)

 

[57] 甚至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曾发布《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对关内汉人宣称“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宗方小太郎:《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见宗泽亚:《清日战争》,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5页)

 

[58] 马里乌斯·詹森:《近卫笃磨》,载江晃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113-114页。

 

[59] 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7页。

 

[60] 康有为:《唇齿忧》,1899年10月底,《康有为全集》第五,141页。孙中山亦屡强调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至于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国,犹能原谅之,“日本不然,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三,26、27页)孙氏之天真如此,盖从地缘政治视之,日本的扩张绝对只有侵略中国一条路,且随着旧中国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为“新中国”,其意极为明瞭,绝不因中国已建立共和而缓其图谋也。

 

[61] 康有为:《致大隈伯书》,1900年1月底,《康有为全集》第五,164页。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犹视日本为兄弟之国,且以维持东亚和平乃两国之义务。(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三,13、14页)就此点而言,康氏与孙氏有着共同的看法。

 

[62] 此种意识不独康氏有之。戊戌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即颇有留其于京以备顾问之议,时军机章京外放松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说者谓日人我之仇雔,不当使之借箸。不知日人与我唇齿相依,我制于西,则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闻彼实有悔心。”(《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2页)稍早,刑部司员洪汝冲上书主张中、日、英合邦,以对抗俄势之南逼。维新党人杨深秀、宋伯鲁亦上书,主张中、英、美、日合邦之说。

 

又据孔祥吉考订,南海“合邦”之议,实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影响,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中国之图存,而且,更主要是当变法陷于危难的后期,欲藉此耸动朝局耳。然李提摩太本人,则颇具政治野心,欲利用康有为遂其控制中国之心而已。(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411-425页)

 

[63] 《孙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页。

 

[64] 戴季陶:《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页95-98。

 

[65] 《孙中山全集》卷八,401、402页。孙氏又称许中国之免于欧美列强瓜分,赖于日本之崛起也,“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同上,402页)

 

[66] 参见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卷八,404页。

 

[67] 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见于日本此种认识,“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  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15、16页)

 

[6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304页。

 

[69] 孙中山:《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十一,第413、414页。

 

[70] 汪精卫投敌后,多次提及孙中山在神户的这次演说。汪氏曾回忆道,孙中山在赴日本当日曾经向他提及,“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谅解,中日俄联合起来,我们东方便有办法”。因此,汪氏自以为不过是贯彻了孙中山一贯的中日合作精神而已,“民国六年,他所重视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为基础而期望中日两国都得到美国的友谊结合;民国十三年,他所重视的也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为基础,然后联俄才有用处,然后中日俄三国才能联合起来,谋东亚问题之解决”。汪氏还说道,“中国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担东亚的责任,并且要有力量来分担这个责任。……在日本,为本身着想,为分担东亚的责任着想,也要以先进国的地位,帮助中国做到国家之自由平等”。(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伪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编印:《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1940年,第121、122页)

 

[71]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页。

 

[72] 章太炎:《记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氏丛书》,第842页。

 

[73]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1页。

 

[74] 《亚洲和亲会规章》,见《章太炎选集》,第429页。

 

[75] 《石原莞尔选集》3,转引自史桂芳:《日伪时期北平的东亚联盟协会》,《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

 

[76] 史丽华:《策划“九一八”事迹的元凶石原莞尔》,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55页。

 

[77] 参见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等文,《毛泽东文集》第八,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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