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士风与传统士人理想介入之必要性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稣2015年5月19日

一、从公务员辞职创业看当代士风

最近，许多地方政府如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鼓励公务员辞职创业，乃至以优厚之待遇加以补偿。湖北秭归县人社局副局长黄艳就是其中“吃螃蟹”的人。黄副局长年轻且学历高（硕士学位），工作五年即晋升为副局长、党组成员。按理说，日后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她依然决然地辞职了。依她自己的说法，理由如下：

公务员与厨子、理发师、维修工一样，其本质属性都是职业，与其埋怨工作环境，不如自行走出这个圈子。

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五到六万，“没有隐性福利”。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从这两段话中，透露了时下的官态与士风。

其一，公务员也只是一种职业，即一个做事的人，如厨子炒菜、理发师理发、维修工修理器械一样，并无差别。既然公务员只是一种职业，一个做事的人，那么，

其二，公务员也只是在其岗位赚取工资报酬的人，别无更高之大义所在。

在这两种认知之下，辞职是必然的。因为公务员既然只是一个做事的人，你不干了，自然别人可以来干。同样，如果你觉得公务员报酬太低，那么，你自然可以跳槽到别的岗位与部门以图非常之利益。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对公务员之认识只停留于此，则辞职创业的人与贪腐济私的人并无本质区别。既然大家都共许公务员只是一种职业，且以这种职业来换取报酬。如果报酬太低，权力大且德行低下的人就以权谋私获取高回报，无权力或德行高尚的人就选择辞职创业以获取高回报。在这里，大家的目的都是为自己的腰包里钱更多些，只是贪腐济私的人不及辞职创业的人德行高而已，但二者谁都没有对公务员这个身份自身心存敬畏，亦不知其职位之严肃正大之义。

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对于公务员只是基于这种认识，那么，贪腐济私的事永远都无法消弭，不管惩治贪腐之剑是如何的锋利。因为根源处出了问题，仅靠外在的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德国哲学家舍勒说：“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①]无敬畏之心，则万事皆沦为利益计算，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唐太宗尝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下之官员对公务员的这种认知乃是对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的彻底放弃与背离。如果吾人回溯一下历史，则时下对于公务员的这种认识，真让吾人汗颜与羞愧。因此，传统士人之理想完全有必要介入当代社会。

二、传统士人之理想与历史上官吏之作为

中国自秦汉以后，一直是“士人政府”。在这样的政府里，对于其官员有明确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钱穆先生尝如此界定：

在一方面讲，中国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产而有家庭。从另一方面讲，又是双料和尚，负了治国平天下的大责任，因而又不许他经营私人生活。[②]

士人之所以是半和尚或双料和尚，一方面有很高的责任，治国平天下以救民瘼（相当于佛教徒度化世人）；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士人谋利济私（相当于佛教之戒律）。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对士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荀子·性恶》）

尽管这些要求很高，但一旦出仕，必以此自任，是以中国传统的士人确实也能做到这种道德要求。故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正因为传统士人官员明乎其职业之严肃正大，故官员决不只是一个做事的人，而是一个道德上的师者，以为百姓之楷模。章学诚曰：

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文史通义·史释》）

在章学诚看来，“以吏为师”本来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秦代“以吏为师”是符合这个传统的，惟是秦代之官吏不修，任法以为师，这就与传统的以修为师的传统相去甚远。故秦代之“以吏为师”不足法也。但其不足法是其方式不足法非其理念不足法也。一言以蔽之，在中国传统中，官吏总须以百姓师者的身份出现，这是根本的职业要求，决不可为一家计而竟利以图私。荀子曰：

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荀子·大略》）

基于这种职业要求，中国传统的官员之任用在隋唐以前是察举制，其重要科目之一就是举孝廉。这种制度，依唐人的说法就是：“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旧唐书·杨绾传》）。隋唐以后，更为科举考试，但工商之子不能参加科举，“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文献通考》卷二十八）工商之人之所以不能参加科举，因为其以逐利为目的，出仕可能会败坏士风。同时，没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秀出的社会杂流也不能出仕入官。唐懿宗尝宠幸优人李可及，且擢之为威卫将军，兵部侍郎曹确立即引太宗朝之法而反之曰：“太宗着令文武官，……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新唐书·曹确传》）可见，竞利之人与仅有才能而无德的人皆不能出仕。

从以上的论述中，中国传统士人官吏之于入官之认知，吾人可以得出以下四点：

其一，官吏作为一种职位，不只是有才能即可入官，而有高超的道德要求；

其二，官吏决不只是一个做事的人，他兼有师者之身份而成为百姓之楷模；

其三，官吏决不是一种职业，以此去竞利图私，但当以百姓获利。

以上三点认知，若勒成一句话，就是“律己以肥百姓”，但这还不是传统士人官吏理想之全部。传统士人官吏之理想最终乃落脚在——

其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一句话上，也就是“得君行道”（余英时先生语），化民成俗。

“律己以肥百姓”还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这还只是能者之事，但传统士人官吏的理想一定是圣者之事。吾人不妨来看看宋神宗与王荆公的一段对话：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宋史·王安石传》）

诸葛亮与魏征均为不世之能臣，建立了不朽之功业，但王荆公仍有所不满，盖士人之理想乃尧舜之业，非汉武唐太之事也。可见，“尧舜之道”在人间的威临才是士人官吏的最终理想，这是一种准宗教性的事业。故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士人是半和尚或双料和尚并非是没有根据的。诚可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也。

以上四点，传统的士人官吏一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执守。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公仪休：鲁国贤相。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史记·公仪休列传》）

公仪休之“拔园葵”、“燔杼机”乃在于“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更在于为官者不可太在意去经营私人生活，把这种竟利之心带到官场中去。

儿宽：西汉武帝朝左内史。

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汉书》卷五十八《儿宽传》）

儿宽以经书自励精修以正德。这是为官的根本要求。

刘梁：东汉桓帝北新长。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唆隶，风移累累。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徙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后汉书·文苑下·刘梁传》）

所谓“赴期会，理文墨”就是一般的做事，但刘梁认为一个官吏的职责决不只是在此，更要诵习经典，以为师者而教化百姓。

裴佗：北魏宣武间循吏。

为赵郡太守，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奸民莫不改肃。所得俸禄，分恤贫穷。转前将军、东荆州刺史，郡民恋仰，倾境饯送，至今追思之。寻加平南将军。蛮酋田磐石、田敬宗等部落万余家，恃众阻险，不宾王命，前后牧守虽屡征讨，未能降款。佗至州，单使宣慰，示以祸福。敬宗等闻佗宿德，相率归附。于是阖境清晏，寇盗寝息，边民怀之，襁负而至者千余家。（《魏书·良吏传》）

这真是一个“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典范。可见，官员能成为楷模，其力量是无限的。

方克勤：明洪武间循吏。

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明史·循吏传》）

这是一个既关心国家税收，又体恤民间疾苦，复重视社会教化的父母官，其以文化德义力行于身，表率于民，乃至影响了其子方孝孺，使之终成一代大儒与文宗，非偶济也。

从历史上中国几个循吏的例子来看，传统的中国士人官吏绝没有把入官作为一种职业的，只是做事的，而与工商无以异。在中国传统中，如果一个官吏只是做事，不能以其德行化民成俗，那就是“俗吏”。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贾谊：《陈政事疏》）

“刀笔筐箧”就是完成公文布告之事以换取一定份额的俸禄，这样的官员自然不知为政之大体。中国传统的士人官吏更不把自己与工商之人混同。

士者，不为工商；贾人，不为士也。（李邦直：《法原策》）

士人官吏与工商之民的区分是很严格的。这意味着，一旦一个人成为士人官吏，就不应该以发财致富为务。

古之士，惟经术是务。士能通经，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贵利达，非所论也。（朱彝尊：《传经堂记》）

正因为不以发财为务，传统的士人官吏多甘于清贫。如梁代之大中大夫陶季直，史传载：

季直素清苦絶伦，又屏居十余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焉。（《梁书·陶季直传》）

又，上文提到的裴佗，史传载：

清白任真，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暑不张盖，寒不衣裘，其贞俭若此。（《魏书·良吏传》）

当然，传统士人官吏因俸禄较高，故一般士人官吏的生活还是较为优厚的。但无论是生活清贫还是优厚，传统士人官吏都不以入官为一种获取优厚报酬的职业，这却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故吕本中于《官箴》中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逺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吉鸿昌当年尝于茶杯上刻“当官即不许发财”以自警。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亦云：“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其实，这些要求都是传统士人理想的继承。但须知，这些要求之传统士人理想而言，实在说来是很低的，只是底线。而现在的官员连这个底线都做不到，可见当今士风之鄙下也。

三、社会导向的变更与传统士人理想的复兴

现在官员的生活，总体来讲较一般百姓的生活亦更为优厚，但他们为什么依然不满足，乃至贪腐成风呢？无非就是，不能像传统士人官吏那样——“律己以肥百姓”，而是把为官作为了获取私利的职业，而人的私欲又是无限的，岂有不贪腐之理？！那些没有贪腐的，可能是没有机会，一旦机会来临，可能也会贪腐。即便是因道德水平高而自觉不贪腐的人，因为他以为为官仅仅是做事，没有上升到传统士人官吏认知的高度，那么，他仅仅是成就了个人之德而没有成就百姓之福，更不能担当政治之大道。这样，他的政治功绩是极其有限的，乃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我不做别人也可以做，于是，辞职也无所谓。但是，一个真正认识到为官不只是做事，而是有大的担当，那么，他一定会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怎么会随便辞职呢？吾人虽然未必要求为官者一定要甘于清贫的生活，但为官不是为了获取优厚的报酬乃至发财致富，且一定要有所担当，这却是基本的职业底线。

所以，公务员（官员）辞职下海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说明整个社会已经没有担当的人了。当然，这与当代社会的导向有关。当代社会一个最根本的导向与特征就是：经济发展是社会与政治的唯一目标。于是，国家追求GDP之增长，个人则累积财富。最近教育部发文鼓励学生休学创业，就是这种导向的表征。这隐含的意思无非是指：读书不过也是为了找一份职业，为将来创业发财作准备。这就与传统精神相去甚远了。《大学》云：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治理国家当然要发展生产，增长经济，但政治的究极目的毕竟不是增长经济本身，而是要培养人的善德。故孔子说富民以后一定还要教民。亚里士多德也认为：

一个城邦的目的是在促进善德，这样得宗旨不难给它作证。[③]

一个社会或国家固然要发展经济，此为常识，不必讨论，但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终极目的决不是此，这应是大家所能共许的。这样，教育就不能只是一种职业培训机构，一定要有能担当的士人。荀子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读书决不只是学一门专业去找一个工作，最后创业致富，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最起码要以士之精神为务。故中国传统有俗语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高”并不是指其地位高、权力大、俸禄厚，而是指其担当大、境界高，不与工商等职业一样唯利是图。

因为现在的导向是“长国家而务财用”，所以，无论什么职业，公务员、教师、学生，还是农工商，都不过是竞利以饱私欲。故辞职跳槽者多有，是以社会流动性大，由此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也很大，从而把社会推入危险之中。故中国传统社会一般不太赞成变动以竞利。荀勗曰：

去奇技，抑异说，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诛，则官业有常，人心不迁矣。（《晋书·荀勗传》）

可见，现代人常变动职业以求利，确实是社会不安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弟子规》要求吾人“居有常，业无变”，这里含有非常深刻的道理。

如果社会与政治总是在“长国家而务财用”之导向中不能改变，则下层民众必好变动以要利，社会涌动着危险的暗流；上层官员必贪腐以营私，政治充斥着污秽的浊流。由此，士风不得正，民情不得淳。欲得善治，不亦缘木求鱼乎？！

现在社会，吾人虽然不能要求“长国家而不务财用”，但至少不能“长国家而仅务财用”。这个根本导向应该把握住，不然，国家难以善治。如今，我们国家把“富强”作为核心价值确立下来，但“富”与“强”是不同的。物质财产谓之“富”，文化德义谓之“强”，只有二者兼而有之，才是“富强”。故“富强”意味着“富”且“强”，而不是“富”就能“强”。所以，吾国要真正“富强”，在“长国家而务财用”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文化德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由此，政府须从事务型政府转变为政教合一的政府。基于此，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应该做的：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体制内的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以其文化德义精神根本扭转学风与世风，使社会养成诵读传统文化的风尚，且自觉浸润其氛围之中。决不能把教育作为一种职业培训，教育更应该是人格力量的提升与担当精神的培育。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则“进入”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引领，不只是选几篇经典文献，由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一下就算了事。因此，“进入”必须借鉴传统的教育精神与书院模式，使其真实地落实下来。

其二，官员的任用与招募亦必须借鉴传统的科举考试，以检验入官者的道德力量与担当精神，使官吏不把职位作为其满足私欲的工具乃至贪腐的凭借，而是展示其人格力量与担当民间疾苦的舞台。夫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铨选官吏固然要重视才能，但德行必须作为首要考察之项目，这是为政之“大体”。不然，就会像齐国的盆成括那样，小有才而不知大体以至于惹来杀身之祸（见《孟子·尽心下》），不但误己，而且害民。

其三，一定级别的官吏去世后依据其作为以国家的名义颁定适当的谥号，进入历史。“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逸周书·谥法解》）恢复传统谥号褒扬退贬之义，以便于引领士风。

果能做到以上三点，则民情为之淳朴，世风为之清正。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当今的时势之下要扭转民情与世风是很难的。然而，“难，然后见君子”，或许这正是吾人建功立业之所在。

殷勤之意，惟冀有司裁之。

【注释】

[①] 舍勒：《德行的复苏》，倪梁康主编：《面向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②]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③]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2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