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经典也是国之大事

原标题：儿童读经应超越功利之争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25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八日辛丑

      耶稣2015年5月25日

【按：本文以《儿童读经应超越功利之争》刊发在2015年5月25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另附两篇与读经问题强相关之旧文，以便呈现本人读经思想之概貌。】

近日，中国学界再次围绕读经爆发争议。一方以著名儒者陈明为代表，批评民间私塾“全日制读经”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谋生通道，主张将经典教育纳入公立教育系统；一方以“读经推手”王财贵为代表，认为民间私塾“全日制读经”重在培养孩子们的文化基础，不应过分注重功利。笔者则以为，两位先生所言皆有一定道理，但更关键问题是如何培育多元化经典教育体系，提升读经质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番读经争议与十几年前读经大讨论有着质的区别，即问题重心不再是国人要不要读经，而是如何更好推动读经。它表明，学界乃至国人已就诵读经典、续接传统达成基本共识，这是文化自觉自信的一种体现。同时，它还表明，读经仍是一个问题，仍是学界乃至国人的一种无法释怀的焦虑。

众所周知，在割裂甚至是遗弃经典近百年后，最先感知到经典重要性并试图通过读经回归和重建传统人文精神家园的不是学术界和教育界，而是普通民众。其中，王财贵先生发起的民间读经运动功不可没。如今，中国遍地开花的私塾班、读经班、国学班，以及数以万计的读经者，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在模式上，都深受王财贵先生的影响。可以说，在新世纪以来复兴中华文化的征程中，民间读经运动发挥了“学在民间”甚至是“存亡继绝”的历史性作用。

但是，民间读经运动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全日制私塾因主要甚至是全部以读经为授课内容，所以孩子们无法较全面地接触与学习现代知识文化体系，如数理化以及外语等，因而走上社会时面临不知所措或学无所用的尴尬处境，此即陈明先生所批评的无法为孩子们打通就业谋生渠道的现象。这一点，随着早些年加入全日制读经的孩子们开始长大成人，问题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无论是全日制私塾，还是业余读经班，多以商业化模式进行操作，甚至收取高额学费，且其师资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系统培训，经典教材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开设课程随心所欲、不守章法，更没有相应的教学效果评估体系。正因如此，不少人批评民间私塾带有“铜臭气”，且无法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神髓。

当然，相比民间读经运动，公立教育系统理应自惭形愧。因为，传承经典向来是国之大事，更是公立教育系统本分职能。但是，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特别是1912年废除学校读经机制之后，一百年来经典教育始终没有在公立教育系统取得建制化存在的合法地位。如今，公立教育系统开展经典教育起步比较晚，且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最多是在大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增加了一些经典内容，或者开设了一些不成体系的经典辅修课程。同时，公立教育系统的师资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在经典方面同样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这是经典教育中断百年的一个必然结果。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争论民间私塾和公立教育系统在推动读经方面孰优孰劣、谁是谁非，而是应官民并举、公私合力，加快培育多元化经典教育体系，提升经典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真正把握中华文化的神髓，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首先，宜在综合性大学设立经学院，在师范类大学设立儒学院，在其他类大学设立国学院。这样，不仅能加强经典学术研究，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输送合格师资，同时还能为全校开设经典通识课程，提升大学生经典和人文素养。

其次，宜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普遍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而不再蜷缩在语文课之中，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经典心”和“中国心”。

第三，宜将经典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学分课、考试课，使之成为学生大中小学生结业、毕业、就业，以及国家公职人员选拔过程中“有之不必可，无之必不可”的前提条件，为学习和传承经典建立正向激励机制——这就是近来学者们不断呼吁的“新型科举制”。

第四，对民间全日制私塾班和业余兴趣班，政府既要做些政策鼓励、经费投入等支持性工作，也要做些资质评估等监督性工作。同时，民间经典教育机构可广泛建立行业协会，互相汲取经验，加强自我规范，特别是要与有关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培训私塾师资，优化经典课程设置，努力探索和拓宽学生就业谋生渠道，使孩子们不仅学有所长，而且在走上社会后能学有所用。

【附录一】

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作者：慕朵生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3日

近段时间以来，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杂志为主阵地，中国学界围绕“国学立户”问题亦即国学是否应该列为国家一级学科问题发生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并分成了赞成派和反对派两大截然对垒的阵营。中国儒教网整理发布的文章显示，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四十余名知名学者和四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毫无疑问，就中国学科建设而言，“国学立户”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因为，国学包含经史子集、三教九流甚至是天文历法、金石考古、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诸多传统文化领域，其中部分内容早已分置在文史哲等诸学科里面。国学一旦“立户”，必然会牵涉到其他学科内容的变更。所以，就国学应否以及如何“立户”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在于，“国学立户”之争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质在于对“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和功用的认知与判定问题。就笔者意见而言，国学乃是中国固有之学问。换而言之，就地域来说，国学是“中学”而不是“西学”，此即梁实秋所说的国学乃是本国独自形成的、区别于舶来学问的学问；就时间来说，国学是“古学”而不是“今学”，此即胡适所说的国学乃中国的“国故学”。

与此同时，作为往圣先贤薪火相传下来的学问，国学还是中国的“国魂”之学，关乎中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孔子说：“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千百年来，国学维系着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连续性，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枝独秀、一脉相承，不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那样中辍和变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譬之长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的全程跑，西方文化则是几个人的接力跑——文化虽传了下来，但民族已经换了几茬。”仅就此而言，怎么强调国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有种观点认为，国学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建设现代文化——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强调自己的国学呢？事实上，吸收外来文化是有前提的，即必须挺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具备“自我观之”和“为我所用”的能力，否则就不是吸收而是“照单全收”或者“全盘西化”了。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告诫，正为此故。同时，只有既弘扬国学，又吸收外来学问，方会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国学，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最终使佛教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

再者，建设现代文化绝不意味着摈弃传统文化。事实上，瞬时蓬兴、名目繁多的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文化建设，毋宁说是一种“时尚”或“潮流”。只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才是现代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传统/现代”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所以才在文化建设上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拼命往西走”（胡适）的激进态势。

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只看其有无“国学”概念是很幼稚的。比如，美国的国学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日本的国学是“神道教文化”，印度的国学是“印度教文化”，等等。事实上，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他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对自己的国学爱护有加、传承不辍，唯独中国出现了视自家国学为敝履而必欲弃之为快的罕见现象。如今，我们又要倒过头来提倡“文化复兴”，焉能不让人发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慨？

总之，“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与功用，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国学小有不足，也是瑕不掩瑜，绝不能“泼洗澡水将婴儿也倒掉”。笔者属于坚定的“国学立户”派。非但如此，笔者还认为，仅“国学立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重建和复兴中国的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首先，国学既需要跻身一级学科，亦需要恢复传统分类方式。国学的一大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目前的学科分类对国学无疑是一种割裂与伤害。比如，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史记》，是融文史哲浑然为一体的。只将之列入史学，就很难深入领悟和通体把握其精神内涵。设国学为一级学科，当对类此弊端有所纠正。与此同时，鉴于国学内容过于庞杂，将之分为经史子集四目，是古人的一大创举。据此，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学，下面尚需分设经史子集四个二级学科，其中尤宜以经学和史学为主，以便恢复中国的“经史传统”。

其次，国学既应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亦应是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大学里面，设置国学院、进行国学研究、讲授国学课程以及颁发国学学位，亦即将国学教育视为一种专业教育来培养国学人才，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恐怕在于将国学教育视为通识教育，亦即将之列为全体大学生的必修课、考试课，借以在大学生中普及国学知识、提升人文素质。作为通识教育的国学课程，重点应该放在重要经典如孔孟老庄、诗书礼易之类书籍的研读上，而不是上泛泛的、不痛不痒的国学概论课。特别是，不仅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知识，更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价值来源。否则，“国魂”之学何从谈起？

再次，国学教育既应纳入大学教育，更应纳入中小学教育。国学教育既是一种终身教育，也是一种阶梯教育。儿童读经，有利于在孩子们心中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一个孩子，如果不在中小学时期读点经典、打点基础，到了大学再学国学，多半会将文言文和繁体字视为“天书”，即使勉强学点，也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取得学位，很难深入进来和持续下去。因此，在中小学中开设国学课程，学习甚至是记诵些诸如“四书”之类书籍的内容，应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之所在。

复次，民间或说社会上的国学教育是复兴国学的重要途径。在古代，国学的传承一则靠国民教育体系，如乡学、县学、省学以及太学等官办学校，二则靠私塾、义塾、精舍、书院等民间或社会办学力量。目前，中国的私塾、书院、国学班等民间国学教育活动蔚然成风，反映了人们对国学的热切渴望。对于这些活动，应该给予适当的支持和鼓励，不能动辄予以取缔或者掣肘，不能只讲孩子们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义务，而不顾孩子们在私塾接受国学教育的权利。事实上，随着国学的复兴，中国需要也必将会出现一些终身只学国学而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的人。

最后，中国应成立孔子大学负责对国学教育活动进行督导。在国内成立一所以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孔子命名的文化大学，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在古代，太学是中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而国子监则是教育监管机构。孔子大学应该将太学与国子监职能合二为一，亦即要担负起全国最高国学教育机构和全国国学教育督导机构的双重职责，校长则直接由教育部长兼任。特别是，孔子大学不仅应以学习和研究、弘扬和传承国学为己任，同时还应是一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对道德失范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为社会树立道德和文化的标杆。

关于设立孔子大学及其职能的建议，或许会引发不同的意见。但笔者认为，这是促进国学复兴和实现道德重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棋。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迅猛，但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终始如一，不曾有大的动荡和变异，究其原因，端在于其有不受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的宗教以及神学院作为文化传承的基础和道德权威的来源。中国缺少西方宗教模式的宗教传统，但却有以学校为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的传统。孔子大学的设立及其职能，即是对这个优良传统的恢复。

【附录二】

开设通识课程，延续经史传统

作者：慕朵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3日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出现的“联合家教式私塾”又引人议论私塾复兴问题。

肯定私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摈弃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症”，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重视价值、美德和心灵的教育，是对以“应试教育”和“岗前培训”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教育的合理叛逆。但是，世与时异，现代社会非传统社会能比，私塾之忧恐怕并不在于前及的问题，而在于人们根本不敢也无法打破“现代性”怪物的牢笼。试问，把孩子送入或想送入全日制私塾的家长又能有几人呢？即使送进去又能坚持多久呢？居里夫人就曾因不满现代教育而和朋友们开设家庭学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以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告终。

问题由此而来，私塾运动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步履维艰，而现代教育又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何在避免私塾运动未老先衰甚至无疾而终的同时，又能对现代教育的弊端有所纠正呢？把私塾的教育内容适当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或许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曾有个以修习“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为主的“博雅教育”传统，这很类似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传统。现代社会发轫以来，“七艺”课程逐渐被分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而分别教授，导致学生人文素质的急剧下降。20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大学首先兴起了“通识教育”，核心就是教授西方的人文经典。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地的大学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而台湾尤为明显。在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各大学都开设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通识课，课程内容涉及中外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其中“国学课”在各大学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在美国，通识教育一般都开在大学，历史课和经典课是其重中之重。所以香港学者甘阳曾把美国的通识教育称之为“美国的经史传统”，这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美国的大学生们是把经史课当作公共必修课而不是专业课。甘阳说：“史是讲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的智慧结晶。”经史所蕴含的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长久不衰的基石。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人基本共识的当下，中国的大学亟须重建自己的经史传统，探索和开设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所幸，有些大学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现在的问题是，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合理、酌情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重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