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庆之《儒学的时代价值》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原道》第16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在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渐次深入的渗透，儒学逐渐被认为是无用和过时的了。于是乎先有中体西用之说分离体用，承认儒学在用上的无能；不数年便又废科举、筹立宪，彻底变革以儒学为根本的政教制度；最后更是在五四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之并行的则是学术上疑古学派的大盛，激愤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应该将所有的线装书都丢尽茅坑里。建国后经历了文革更为彻底的反传统涤荡，儒学愈加风雨飘零、命悬一线。于是在余英时先生看来，儒学已经成了失去躯体的游魂；而已故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更是将儒学视为早已走进博物馆的死物。但儒学真的死了吗？

看一种学说或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不光要注意其空间的传播性，更要看其时间的长久性。以传播空间之广度与深度来看，今日之显学自然依旧非西学莫属，但西学在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弊病。现实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危机、核武威胁、都市膨胀、信息爆炸、资源浪费、南北对立、文明冲突、贫富不均、技术统治、意义丧失、人性异化等等问题越来越凸出，持续困扰着人类的生存，而西学在学理上对此却回应无力、一筹莫展、黔驴技穷。面对着理性化的牢笼，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还是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种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他们除了对于人生荒谬与历史荒唐的诊断之外，只能发出一些悲观无助的哀叹，抑或是鱼死网破的疯狂式反抗。其间虽不乏睿智、激烈的批判和同归于尽、与子偕亡的气概，但终究还是逃不脱悲凉的绝望。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西学只飚行了短短的几百年便走进了一个历史的死胡同。

西学病倒了，未老先衰、尸位素餐，已不足以承担起王官学的职责，而这恰好给了儒学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如今的社会就好像一个病人，西医为它治疗了好长时间，想尽了种种办法却依旧不见成效，于是不得不把过去被打成反动派的老中医再请回来。叔孙通尝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进取者难免屠暴，祸害苍生，故儒者有所不为；守成者转化治平，造福百姓，故儒者勇于担当。人类在西学的鼓动下金戈铁马、飚歌猛进了几百年，现代化虽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同时也层累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儒学或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是无用的，但如今要收拾后现代的烂摊子恐怕正是儒学发挥其大用的时候了。

我们之所以敢于说儒学没有死，依旧葆有强健的生命力，就在于儒学具备对治今日之社会问题的能力。近日蒋庆先生将十余年间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儒学的时代价值》，正是缘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在自序中作者说：“如果儒学不能对中国遭受的苦难与面对的问题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即意味着儒学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变成了无价值的死的知识之学。”（见蒋庆著：《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页之“自序”。）

儒家不是实用主义者，对于学理自有其严格的坚守和秉持；但儒家亦不是迂腐的冬烘先生，只知妙谈玄理，不问世事苍生。儒家有经有权、知常达变、以理成事、即用见体。儒学昨日之无用乃在于不愿为渊驱鱼、为虎作伥；儒学今日之大用则在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诚然孟子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也。

蒋庆先生自从1995年在《公羊学引论》中首次揭橥政治儒学之真义以来，又在2003年出版了《政治儒学》一书，完整提出了三重合法性的学说，赫然擎起了王道政治的大旗，一扫海外新儒家偏于内圣而外王缺失的颓势。在西学笼罩之中国学界，此举不啻晴天霹雳，响彻云霄。中国虽然在1949年就实现了政治的独立，但在思想——文化——学术上我们却依旧处于西方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的学界多年来只是不断地搬运西方的新理论、新名词，而没有形成自主的独立的思考氛围与问题意识。蒋庆先生思想的原创性可以说终结了这一自我殖民的文化魔咒，开启了中国人继政治独立之后的文化独立运动。

本书一共收录了蒋庆先生十余年间的12篇文稿，其中最早的当属《心性儒学与未来世纪》和《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这两篇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最晚的则要算由蒋庆先生的助手范必萱女士2006年整理于阳明精舍的《心学散论》。各篇文章的排列打乱了发表或写作的时间先后次序，但作者在书中又没有给出一个编排次序的标准或理由。不过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分类规律。

蒋庆素以政治儒学而为人所知，但按照《蒋庆先生学述》的说法：“蒋先生以‘政治儒学’名世，然心性儒学亦其素好，造诣湛深，撰有《心学散论》若干篇行世。”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收录的最早的1994年两篇文章得到印证。历史地来看，蒋庆先生最初也是从新儒家的路子开始进入儒学的。虽然后来对之心有不慊，针对心性儒学提出了政治儒学的分野，但他只是不慊其偏于一端，而非将儒学之心性一派全笔抹杀。其自身亦秉持以心性儒学修身、以政治儒学治世的内圣外王之道。

《心学散论》和《心性儒学与未来世纪》便是属于这种关于心性儒学的文字，虽然写作时间上前后相隔十多年，但依旧可以视为一组文章。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乃是作者自家修习儒学的心得体会，后者则是对于心性儒学所做之学术化的研究与讨论。一者是工夫之谈，于歆慕儒学之后学弟子之持身修己可大有帮助；一者是学问之谈，注重于义理之阐释与发挥。

作者以《心学散论》冠于诸篇之首，足见其对于此篇文字之重视。儒门自古便有“尊德行而道问学”之教，双轮并走、比翼齐飞乃是贯通内外的常道，热衷政治儒学之读者诸君正可于此处窥见儒学之总体全貌。如今民间儒学勃兴，雅好夫子之言者甚多。然儒学飘零百余年，几近学绝道丧。于此守先待后、萌生振起之时，时人或囿于昔日旧习，偏于政治之民族激愤，而缺乎心性之君子修为。诚如阳明先生在《拔本塞源论》中所言：“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习染。”果如是则徒然一儒门愤青而已，非但无补于世道，更可有污于圣教。夫子有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故蒋庆先生在《心学散论》中特意以“先立名节，后谈圣道”（第6页）与同道诸君共勉。读者诸君于此篇不惟体会其涵养之工夫，更当有感于蒋庆先生之良苦用心也。

要之，儒学之复兴端在君子之振起。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此古之懿训也。如今五经俱在，义理深藏，唯赖有为之君子阐而发之，使其大白于天下，则儒学复兴之日可待也。而君子之始起于修身，《大学》之八条目次第分明，无须在下多言。

在《心性儒学与未来世纪》一文中，蒋庆先生对于心性儒学之自然观做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大化流行的宇宙观”、“尽物之性的物与观”、“阴阳交合的生成观”以及“以物观物的方法论”（第41~46页）。其条理之分明，涵盖之周全，表述之精当，都足以接引后学、廓清迷识。虽然这还是一篇冠以心性儒学之名的文章，但在与未来世纪的对接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政治儒学行将诞生的征兆。尤其是在文章末尾“结语：未济”这一部分，从“明心见性而返心复性而开物成务而裁成天地”（第50页），心性儒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内心的修养，而是向外推演为治理的事功。尽管这乃是儒学应有的题中之义，但在当时却有着突破海外新儒家偏于内圣、罔顾外王的时代意义，为此后一年《公羊学引论》中政治儒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以上两篇可以视为第一组文章。

第二组文章则包括《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和《我所理解的儒学》这两篇文字。从题目上就可看出，这两篇文章主要是从正面来阐释儒学之精义所在。在《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一文中，蒋庆先生把儒学的基本义理概括为十条特征：一是道德首出、仁为根本；二是社会教化、礼为基础；三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四是王道理想、贯通三才；五是建立中极、理一分殊；六是内圣外王、止于至善；七是不求来世、当下圆成；八是历史未济、现世拯救；九是保合太和、世界大同；十是自力立教、良知希望（第21~30页）。

这十大特征可以说融合了自先秦原始儒家到后世宋明理学的所有儒家思想范畴，并且为它们都配置了各自的位置，理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打通了儒学一以贯之的义理脉络，弥合了先秦儒学与后世儒学、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分野对立，促成了儒学内部的思想体系整合。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判教的过程。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先秦就已有孟荀之别，至清末谭嗣同更甚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此外如汉学宋学之对立，理学心学之纷争，大大小小，不绝于史。儒学内部的派别分立一方面是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自我弱化的内耗。这在儒学为王官学的时代倒还不要紧，但对于今日欲重振儒学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儒学自身还是内部门户争立的一盘散沙，又如何去应世接物、建德立功呢？

时人好把儒学打断为两截，以为先秦原始儒家秉时中智慧、纯而又纯，秦以后之儒学则杂染霸道法术、已非正学。此说与前引谭嗣同之说并无二致。在蒋庆先生看来，此乃是自小儒学，不免有儒学虚无主义之嫌。荀子以为：圣贤者，学之积也；礼义者，圣贤之积也。故荀子主张法后王，以先王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致远恐泥；后王则兼取先王而又与时偕行，圣之时者也。孔子编订六经，集三代之大成，承先启后，已经为后人做出了表率。今日之判教，亦当以同情、宽容之心礼敬前贤，以孔荀之累进史观择选之、整合之。于此观之，蒋庆先生之一篇文章不过区区万余字，然其于当前儒学贯通义理、振起复兴之意义不可谓不大矣。
接下来的《儒学之用的标准何在》、《超越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和《追求道德的政治》这三篇文字则可以划为第三组文章。与前两篇的直陈义理方式不同，这一组的三篇文章乃是结合着时代问题而发出的讨论。

《儒学之用的标准何在》着力回应了近代以来对于儒学无用的责难。蒋庆先生将其概括为三方面的指责，即儒学在“救亡”上无用、在“科学”上无用、在“民主”上无用（第61页）。在蒋庆看来，这三方面的无用恰恰显示了儒学无用之大用的品质。救亡上的无用源于儒学坚守了人类道德理想的原则，而不愿下降到暴力厮杀的恶性争斗中去；科学上的无用因为儒学所关心者在道德而不在技艺，故虽不能形成科学但却可以规范科学；民主上的无用则由于儒学自身所孕育的天道—历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的政治理念要远远高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民主政治，故不屑于屈己降身以从之。儒学于救亡、科学、民主之急功近利皆无所用，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此处之无用正是儒学欲调适上遂之所在。

此外的《超越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和《追求道德的政治》两篇，从题目即可看出其主旨所在。作者分别从应对现代性之困境、走出自由主义之迷惘、复归道德化之政治三个层面畅谈了儒学在今日之时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第四组的两篇文章《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与中国书院传统的回归》都是谈教育问题的。中国近代以来因为穷于应付救亡的问题，社会精英大多致力于应变图存，而却将国家的守常固本之道忘却了。百年激荡，国存教亡，学校失守，人才凋零，诚乃一可悲之事。今日欲重振我礼仪之邦，首在涵养民风，欲涵养民风必先恢复教化，而欲恢复教化则不能不先有人才，人才之得在乎教育。此乃蒋庆先生推动儿童读经、倡导书院传统之衷心所在也。

第五组乃是两篇书评文章，一是《保守主义真义——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于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二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与真生命——评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两书共同之处在于破除误解、阐发真义，只不过前一篇乃是针对西方思想之误解所做的的澄清，而后一篇则是针对中国文化之误读给予的辨析。二者皆有廓清迷识、还原本真之功，对于纠正国内学界的一些偏见误解可谓裨益良多。

本书的最后一组文章是《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只有一篇。在本书的安排上，这篇文章并没有排在末尾，而是放在了倒数第三篇。但从其内容来看，以之殿后似乎更为合适。综合全书来看，第一组文章说的是修身立志之学；第二组文章则为我们正面阐发了儒学义理；第三组文章以儒学立场来探究和回答了一些现代问题；第四组文章则从教育着手为儒学明日之复兴储备人才；第五组文章主要是僻外道；而第六组文章，诚如文章标题所示，乃是要揭示出儒学之所以定能复兴的根本动力所在。

此文写作于1994年，时间很早，但却深深奠定了蒋庆先生对于儒学的坚定信仰。今日先生之弘教不遗余力，勇气来于何处，信心源自哪里？全都在这良知二字上。良知是人心的虚灵不昧，是仁心之所在，是智慧之所出，是勇气之所起。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读了此篇，你才会明白蒋庆先生何以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道德力量。若与阳明先生相比附，本篇不啻为蒋庆先生之《拔本塞源论》也。

十余年间只此十二篇文稿，不可谓之多。然其所以不多，非不多也，因天下之失道也久，众所望于先生者过多也。本书之文稿从内容来看基本多属于义理之研讨，对于制度之构想、礼俗之恢复皆少有涉及。比如，近年蒋庆先生对于政道之三重合法性论述颇丰，而如何将其落实为治道层面之制度设计则少有详谈。尽管蒋先生也曾提出过通儒、国体、庶民的三院制，但此乃是依照西方之议会制变通而来之设计，与中国自古以来之旧制颇有不合。政道上之三重合法性是否必然要落实为治道层面之三院制，将来之政体是否可以吸收原有君主制之部分形式，民主选举与开科考试、传贤禅让等选拔方式之间如何分工组合，似这些问题都还有极大之讨论空间。晚辈后学于此不惟自家深思，亦殷殷有望于蒋先生之卓识高见也。

当然，儒学不是蒋先生一人之儒学，其振起复兴之责固然亦不应由蒋先生一人承担。唯集合众人之力，庶可早成大业、共绘蓝图。故有志于儒学之士君子，或可以蒋先生此书为门径，斩断现代迷识，早日悟入正途，上溯先贤经典，发奋熏习浸润，毕十年之力，成一生之德，立万世之功。我想或许这也正是蒋先生结集此书的心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