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和当代富源（郭齐勇胡治洪）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儒学研究”开栏弁言

儒学作为一种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丰富、且自汉迄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巨大文化体系，其内容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上儒家学派林立，大师辈出。儒学与诸子百家、道教、佛教相互争鸣又相互补充。儒学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发展，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在一定意义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潮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在民间，儒学通过宗族长老、三家村塾师以及候缺或致仕的士大夫等的教训和示范，通过乳母或奶娘等的濡染和熏陶，既与儒家大传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将精英形态的儒学通俗化为蒙学、塾诫、家训、族规、宗法、乡约、行制、谱牒、善书乃至大众口耳相传的韵语故事、俚曲戏文、常言俗话，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由于儒学总是与历史社会的政治存在着或疏或密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儒学又可大别为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学和政治化儒学。对于如此巨大复杂、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既发生过积极作用又产生过消极影响、因而精华与糟粕纠结并存的儒学体系，采取“五四”和“文革”那种全盘否定、彻底抛弃的态度，无疑是极不妥当的，决定需要的态度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份珍贵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

进而言之，儒学又并不仅仅只具有历史意义。实际上，面对近年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潮流，如何既因应这一潮流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同时又保持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的根源性而不被暂居强势的西方文明所同化，进而以本有文化的自觉，促进民族认同、伦理共识与健康的现代化，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业已成为我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关切。因此，发生于华夏文明孕育期、提升于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自西汉以迄清末一直作为主流价值体系因而与民族心理具有深刻同构关系的儒学，逐渐成为学术思想领域和公共话语空间所共同关注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为适应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国家持续、深入地推进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改革，这一改革导致国民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以及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异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异动和变化又引发人们对安身立命的归宿和终极托付的常道的追求。虽然人们的精神追求呈现出多向性，但对本有传统的亲和，特别是对“日用而不知”的儒学的回归，却是较为普遍的指向。深具草根性的儒学在民间生活乃至社会心理中仍然具有生命力。

有见于儒学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我们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拟开辟“儒学研究专栏”，持之以恒地讨论儒学的理论、历史与现实诸问题，本期即为专栏首期。在所收四篇文章中，蒋海松与俞荣根合撰的论文，梳理古代亲情伦理法系，讨论“亲亲相为隐”制度对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颇有深意；乐胜奎的论文通过对南北朝刘宋时代的儒者颜延之、宗炳的研究，讨论了儒学的内在困境及应对方略，在这一罕有研究的领域中作了颇有意义的开拓；张锦枝的论文讨论明末大儒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及所编《理学宗传》的编纂原则与意义世界；谢远笋的论文讨论传统政治架构中儒家士大夫的参与及所寓含的“知识分子”的意义，在道与势的张力之间，儒生的批判、抗议，对人民的关爱，缓解了专制的酷烈，形成了开明专制，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此敬请读者方家对我们的专栏予以关注和批评，以利这项学术志业的进步。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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