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工商社会的儒学发展

——丁亥新春武汉云深书院成立暨儒学会讲杂记

作者：韩 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廿五日戊午

           耶稣2015年6月11日

应皮介行先生之邀，利用寒假参加了武汉云深书院成立暨儒学会讲。据皮先生讲，本来这次要有一些儒学大家出席的，“只是年节时光太宝贵，年节交通太困难，他们最终无法前来，的确是一个莫大遗憾！”（皮院长总结报告）就我而言，平时课程和科研太紧张，还要照看孩子，只有在节假日才可以出来，所以就应邀而来，结果因为春运交通紧张，大受其苦。

云深书院建于汉口新洲区阳逻双柳，这里曾经是国营农场，平畴沃壤，农林四布，鸟雀歌吟飞舞，牛羊时来时往，不远处更有湖泊水道之美，大江东去之流，同时这里又是现代化的阳逻开发区。自然与人文在此融合，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书院创办人孙兴建先生为深圳恒昌工业技术公司总经理，性情沉稳，雅好儒学，兼及琴棋，年轻有为，事业有成，更思赞助儒学复兴，提高国民素养，遂在生他养他的江汉平原上，斥资兴兴建一所仿古书院，白墙黑瓦，古窗飞檐，荷花修竹，曲径通幽，使当代儒家学子又多一修道场所。

这次会讲不象我几年来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虽然深入的学术交流不多，但是对我倒是收获很大，可以说直接地是感受、了解了当代大陆企业家的诸多想法及其他们所代表的工商社会的许多问题，从而引发我就儒学面向工商社会的发展有所思考。

三位工商界成功人士各有千秋：孙兴建是大陆很年轻而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赖鸿标先生是在上海住了12年的台商，陆声俊先生是武汉汉化的蒙古后裔儒商。他们共同的都是感受到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人着他们的事业，更困惑着他们的心灵，激发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经营好自己的企业的同时进行很多的思考，并且积极的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尽力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孙兴建先生母亲信奉佛教，结婚生子后夫人和小孩信奉基督教，而他本人都尊重他们的信仰，周末陪她们去礼拜堂时，偶尔也在里面听听，有时在外面看报纸等待，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大部分的中国人周末他们在干什么呢？除了逛街、打球、上网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培养伦理价值观及礼仪规范的场所？民族传统里是否有这样的教化场所呢？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人生观、价值观除了学生时代接受课堂教育外，是不是成年以后存在一个继续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古人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中华文明，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是如何做的呢？他以为宗教可以使人心灵平静，修身养性，然现实中问题多多，不可能通过信教来解决。就儒学来讲，他认为不是宗教，也不存在国教的问题，儒家学说倡导培养的是一个正直、博爱、智慧好学且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因此，希望云深书院能直接或间接培养出正直、博爱、智慧好学并有创新精神的仁人君子。孙先生虽然年轻，但好学深思而老成持重。在交谈中，他特别神往中国古代的书院。在思想文化传承上，中国古代除了政府创办的官学外，还兴办了许多私人书院，遍及全国各地，最多时达7000余所。这些书院除了传播儒家经典外，还传承了华夏文明的伦理价值观及礼仪规范，同时还定期祭祀先贤，鉴古知今。可惜这些书院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消灭，剩下来的少数也成了文物古董，最多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不再具有青少年素质教育和成年人的终生教育功能。这几年许多有道之士、有识之士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传统书院的事业，但是现在在全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传统儒家书院的寥寥无几。也许正因为如此，孙先生立志要在江汉平原上，在当年孔子南行使子路问津之地兴建一所现代书院。他，同时也是我的热切希望，希望有更多的儒商，加入到复兴儒学的大业中来，希望有几百所、几千所乃至几万所书院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学者们也许只能只是呼吁，只有更多的儒商参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我与赖鸿标先生已经有几年的交往，先是通过网络，后来在曲阜祭祀先师时相见。他老早在台湾就听过大儒牟宗三的课，到大陆经商以后有感于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反思，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改革儒学。他认为儒学发展历史是动态的。二千五百年来，儒学无定型，儒家无定貌，随世移转，历代不同。儒学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历代儒者出于时代的需要，对儒学作出改革，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不论他们的改革是否正确，方向是否有偏差，历代儒者都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完成时代使命，使儒家一脉相承，绵延不绝。儒家与中国历史相依相随，一路走来，有起有落，蜿蜒回转，有如长河，从未断过。即使在儒学空前低迷的近代，儒者依然不绝如缕，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先生相继奋起，谱写儒家最近的篇章。儒家起伏跌宕，为历史常规，不足为虑。所可虑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作了他们该作的事，是否肩负起他们的时代使命。关于儒学改革，他提出儒学的基本属性不能变，否则便不复是儒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的几条意见：一、 抑孟扬荀，发扬荀学；二、 王霸并用，礼法并称；三、 贬抑性善论，阐释性恶论；四、 援法入儒，由外王而内圣；五、 为政在法不在人，确立法治思想；六、 义利双行，崇尚事功；七、 抑理学，尚实学；八、 道器并重；九、 以新四书（《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取代旧四书。这些看法也许许多人不赞成，也许缺乏深入的学术论证，他自己戏称为“工商儒学”，但是对于一个生长在台湾的儒商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这几年他自费奔走于大陆有儒学活动的地方，还为许多儒学活动进行经济赞助，试图圆一个台湾人的中国复兴梦。

陆声俊，是武汉实业家，社会实践研究家，现任武汉市润民物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工厂跑销售，后来又下海自办企业，现在又干起了“孔子儒学企业文化论坛”，注册了武汉市乃至全国第一家润民儒学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且，于半年前写了5篇讲义稿，内容近10万字，分别为第一讲：能够永远与时俱进的孔子儒学；第二讲：人的才能高低大小与其价值观始终是条平行线；第三讲：现代企业迫切需要中庸和谐的世界观；第四讲：忠恕之道，是社会和谐的根本；第五讲：用孔子儒学铸造现代企业人才的灵魂。他自己掏钱，面对广大的市民，企业老总和企业员工，义务讲授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使大家在无须花钱和少花钱的情况下，来接受人人渴望获得的道德知识﹑文化知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讲，在几十年的企业生涯中，有很多困惑人的心智的社会问题，始终梗塞在我们这代人的胸怀。总觉得这些社会问题，不应该在我华夏民族的现代文明中出现，可原因出在那里？又一直想弄清一个所以然。比如，现代的年轻人，怎么都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做事不肯吃苦，赚钱又怕费力。很多人到了大学毕业，在家仍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做父母的也乐意这样替孩子当牛做马。一个社会长此以往，又怎么得了？今天，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呵护自己的孩子，骄纵自己的孩子。可做孩子的，却没有一个知道长大以后，如何反哺感恩。这应该说是一种普遍的现实吧?为了金钱，九十年代许多人口贩子，居然敢把女大学生骗到贫困山区出卖。后来，立法重拳打击，大活人是不敢骗卖了，可小孩子不得不防。满大街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提示，可越防越出轨。武汉稍微强一点，倘你到广州，自己的财物稍微不管好，立马就有可能被人扒掉。每个人生活的家庭居室，人们为了防盗、防扒，家家户户都门上套门，锁上加锁。可好多家庭还是防不胜防，锁不住梁上君子。这又难道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规律？在今天企业中遇到更多的怪事，有些人的家庭背景，本来就出生贫寒。当你把他提升到科长、厂长，他立马就开始想心事，另起炉灶开门户，卷你的货款，拆你的网。你说，他怎么就没有感恩戴德的价值观？这样，中国的企业如何去做强做大？好多企业稍微红得三年五载，就开始自然萎缩，有的甚至更加命短。这种社会现实，长此循环往复，民族产业，又怎么去同列强抗衡？

陆先生认为，只要每个人有了完美人格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相互算计。因而，社会才能得到永久的和谐，每一个人心中的困惑才能得到彻底的冰释。经过艰苦的思考和寻找，他找到了孔子儒学，认为只有孔子儒学才能为社会的和谐，提高每个人的素质；为国家的富强，增加每个人的才干；为企业的发展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即和谐的相处，塑造子子孙孙受益的价值观。

陆先生与皮先生素不相识，因为网络而有联系，就既带同助手与会，更前往车站迎接也是素不相识的我。特别在我们没有买到回程票是情况下，他启动汉口一切关系，协助解决交通问题。在不得不推迟一天的情况下，他安慰我们，在他家款待我们，进行思想交流，古道热肠，温暖人心。

云深书院院长皮介行先生，为台湾儒者。性如其名，为人耿介，说话率直，为文犀利。皮院长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早年任报刊记者，曾于1987年10月，以环球通讯社副总编身份采访中共13大，在北京与中共高官对谈交流。其后更任高中教导主任．及建成公司大陆副总经理。据皮院长说他自己修习儒学垂三十年，并兼及老庄禅学，特重天人合一，阴阳共成，道在日用，德归践履。自2002年起，皮院长进入大陆儒学界，通过网络及刊物，与大陆学友讨论儒学修证践履之种种，颇欲以读书修道，虚心践履，为书院教育之纲领。

这次活动引发我思考的就是儒学与现代化、与工商社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已经有了许多探讨，可惜许多工商人士没有读到，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确实还只停留在书斋里，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我们这些学人的可悲，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是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

儒学能否与现代化相适应？这是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写了《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断言儒学不能适应现代经济，不具有促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因而对于现代化进程只有负面作用，而没有正面作用。他的结论遭到现代新儒家的反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大量事实反驳韦伯的结论。他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遭到的那些促进市场经济的思想要素如敬业、勤俭等等，在儒学中都可以找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似乎验证了现代新儒家的结论，他们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新概念，证明儒学是现代化的助力甚至是动力，并不是阻力。日本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韩国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以及美国霍夫亨兹与柯德尔的《东亚之锋》，也都是对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肯认。

传统儒学虽然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普适性。其实，冯友兰很早就指出，儒家伦理虽然产生于农耕社会，但所阐述的并不限于农耕社会之理，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农耕社会改变了，农耕社会之理无疑过时了，可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却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依旧是某个家族的一员，依旧担当某种社会角色。“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为父底为尽父之道是尽伦；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当大将底，尽其为将之道，是尽职；当小兵底，尽其为兵之道，亦是尽职。”他把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改造为职业伦理，这样就与工商社会有了兼容性。贺麟强调突破传统儒学重农抑商的观念，提出“儒商、儒工”等新观念。他指出，以往把士列为四民之首，视商人为利禄之徒，是不对的。他说：“我觉得几千年深入人心重农轻工商的旧观念，便应加以改变。……其实平心而论，且就大多数看来，农人固属勤劳自食其力，商人也何尝不夙兴夜寐，操其业务。农人固朴实耐苦，商人亦多急功好利的人。农人固劳力，商人恐有时亦须劳力且兼须劳心。总之，农人与商人皆是良好的公民，皆是组成健全的社会国家所不可缺的中坚分子。似不宜有所轩轾其间。……且即从道德生活言，商贾大都比农人好动，远离乡井，旅行冒险，精神可佩。农人则比较安土重迁，好静而守旧，于维持传统的道德文化，颇有力量。商人游历的地方多，见闻亦多，每每非故乡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故商人于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道德的产生，常有其特殊的贡献。”（《文化与人生》，他认为在工商经济时代，商人不能再被排除在儒者的范围之外，而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时代就流行德、利用、厚生“三事”之说。《左传》文公7年载晋国贵族郄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即端正品德；利用指便利器用，即发明与改进这个工具器物；厚生即丰富生活。《左传》成公16年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又《左传》襄公28年载齐国宴婴之言：“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丰富，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幅即节制之义。说明当时人们是十分注意处理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其基本的认识就是通过纯正人的伦理行为规范，真正做到用以“德”为本体的“形而上”之道去统御日用技艺这“形而下”之器。儒家后来倡导“德本财未”（《大学》），孔子强调“先富后教”（《论语·子路》），说“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见《论语》同篇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孔子也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反复申明他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必须合于“义”与“仁道”；如果违背这些原则而获得富贵，在孔子认为是不可取的，被他视如过眼烟云。孟子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这些都构成了儒家处理物质与精神，德行与财货的辨证思想。为了阐述“利”与“义”的关系，《大学》进一步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看法，即主张采取光明正大的办法富裕起来，这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生产，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人员，鼓励人们勤奋努力，注意节约，这样，社会的财富就能够持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两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而“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最后必然是身败名裂、身亡财空。最后，概括出治国应该“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政治哲学原则。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以义统摄利，“义”是无克争辩的价值标准，“利”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物质条件。这种以道德为基本价值观来统摄商品经济的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针对今天的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传统儒家“德本财未”的思想主要是针对个人在道德修养和追求富贵方面而讲的，今天在工商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基本的价值观是急需的，同时也要强调工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我提出“道德为本（体），工商为基（础）”的思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乃至依靠人、塑造人，处处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根本目标。“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道德为本，铸就多元的道德人格。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中国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必由之路。

附记：今晚在网上搜索，发现了这篇旧文。我的电脑中已经没有了，我自己也把这事忘了，好在网络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还保留下来了。由于文中提到的几位中已经有两位不在了，看到此文一时心里颇不是滋味。时任云深书院院长的皮介行和台湾儒商赖鸿标已先后英年早逝，想起他们令人唏嘘感叹，深深怀念。特此附记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2015年6月5日夜。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