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归来
记者 邵振玮
无论《孔子》票房表现如何,孔子回归现代中国已成定势。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下,孔子将何处安放?
在电影史上,胡玫第一次把“孔子”这个中外所熟知的名字,变成一种视听艺术的直观形象。“尽最大力拍完了《孔子》,现在这个接力棒就交到观众手上了”。胡玫表示。
观众似乎并没有让胡玫失望,在南京这个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她听到了《孔子》全线飘红的消息。自从1月22日正式上映,《孔子》以史无前例的2500个拷贝的浩大阵势,迅速占领了全国大量的电影银幕。
据《孔子》片方大地影业提供的数字,《孔子》三天票房达到3800万。但因为上映之前,有“2D版《阿凡达》为《孔子》让路”的传闻,在互联网上《阿凡达》的拥趸者和一些反对国家干预的网友开始有意识地抵制《孔子》。而片方报出的3800万的票房数字,也被很多人质疑。
记者在北京的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看到,观众对《孔子》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在一些热点时段的场次,到记者截稿日的1月30日,也许是周末的缘故,依然存在着订票困难的现象。而冷点时段的场次,其上座率“也还不错”,影城一位负责引导秩序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美嘉欢乐影城的“TOP5”上座电影排行中,《孔子》依然紧随《阿凡达》排名第二。在1月29日,《阿凡达》3D英文原版安排了14个场次,2D英文原版只安排了3个场次;而《孔子》则安排了8个场次。
很多中年知识分子对于《孔子》评价往往比较高,“还挺不错的,比那些热闹的大片有意义”,一位带着孩子自称是“附近学校”教师的女士表示。而另一位自称是“北大的同学”的小伙子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没想象中那么差,不过终于看完了”,就笑着离开了。
据胡玫透露,《孔子》的票房“四天达到4800万,是很不错,可能还会越来越好”。1月30日是周六,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孔子》的场次从8场增加到12场;《阿凡达》2D英文原版也增加到4场。
重回“孔家典”
“我小时候,当时是喊着要砸烂孔家店,痛打落水狗的。那时孔子被驱逐了,现在孔圣人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胡玫正是想通过拍摄《孔子》这部电影,“来提升大众对于孔子和孔子文化的关注”。这在台湾大学陈昭瑛教授看来是补课,补上1949年以来大陆儒家遭受压抑而在社会文化中缺失的课。
1月22日,电影《孔子》正式全国公映当日晚,在福州的一个影院,主办方组织了一场网友《孔子》观影活动。别开生面的是,福州汉服天下协会组织的古装表演,他们身着汉服盛装,前来为《孔子》助兴。汉服天下协会负责人郑炜表示,他们也在积极参与复兴儒学的活动。
郑炜介绍,厦门首家专门教少儿国学的私塾国学堂近日即将开课,与其他私塾不同的是,他们要求学生们上课要穿汉服,诵读《三字经》,还要学习对对联、做诗文。这家“小狮子国学堂”请来国学各领域的佼佼者做老师教师,包括讲解《四书章句》的台湾国学专家简锦益教授。
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一片老旧的平房小区里,记者见到了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他调侃,“总干事”就是“总在干事”的意思。一耽学堂近年来一直以“公益性”为宗旨,组织志愿者身体力行推广晨读。“直接参与并受益者累计何止几十万人”,逄飞估算,九年来一耽学堂光比较积极的“义工”就超过5000人。
但逄飞拒绝承认一耽学堂是在推广“读经”,虽然他承认一耽学堂推广晨读“首推读四书”。逄飞还表示,他理想是“学堂书院遍天下”。
2000年,27岁的逄飞从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决心创办一所普及国学的民间学堂。2001年1月1日,在北大的一间教室里,逄飞和30多位来自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就学堂的宗旨、目标、操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耽学堂”就此成立。
2001年春天始,清华附小、成府小学、北师大实验小学、魏公村小学、化工小学;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达资源中学;厂洼幼儿园等被一耽学堂感动,进而接纳圣贤经典。
到现在,一耽学堂创办已过九年,许许多多的青年和社会各界志士参与过学堂组织的各种文化公益实践活动,涌现了一批优秀义工。全国共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180所高等大专院校积极响应一耽学堂晨读倡议;同时,多所高校义工走出校园,进入社区、广场和公园,带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事实上,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并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由孔子第七十七代嫡传后裔孔德懋之女柯兰女士创办的天津明德国学馆,也是由台湾红万字会天津办事处的楼壮志女士集合多方资助的,近年来也在北方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广读经。
据国际儒联2007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开展的以诵读蒙学与“四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活动方兴未艾,估计有一千万少年儿童参加,在这一千万人背后,至少还有两千万家长和老师。这些活动主要是民间的力量分散、自发地组织开展的。
这些传统文化普及活动,通过阅读孔孟经典,以养成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美德为中心,着眼于道德建设和人格成长,追求积极的人生,受到了社会的积极的关注。
此外,一些收费性的以“私塾”或“学堂”方式推广读经教育的培训机构也广泛开展,广州孟母堂家塾以“诵读圣贤经典,学做君子淑人”为口号,在广州、上海等地扩张。此外,如深圳育心经典读经班、广州蒙正学堂、杭州诸修书院、、济南少儿国学班、北京四海童子园等,全国涌现出上百个启蒙读经学堂。
这些被称为“草根”的民间自发儒学普及活动,在新一波的国学热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而在官办教育机构中,素被认为以意识形态优先的中国人民大学,在2002年和2005年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群起效仿。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三十多所高校树起了孔子雕像。
与此同时,祭孔热、论语热、国学热、祭祖热、古礼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中华文化标志城等高潮迭起。其中,2004年因儿童读经热、甲申文化宣言(许嘉璐副委员长牵头)、阳明精舍会讲(蒋庆)、《原道》十周年(陈明)等文化事件而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读经”、民间书院,以及经济精英对于孔子价值的追求等儒学普及活动,使得“本世纪的前十年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开始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儒教网站长王达三表示。
儒者的“道场”
洪秀平是“平和英语”的创始人,在“平和英语”连锁扩张的势头已经形成后,洪秀平的兴趣转移了。他开始把平和英语学校赚的钱投资到平和书院中,免费为学员讲解四书五经。
“我现在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背诵中国文化经典。我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少很多,实在感到羞愧。”洪秀平表示。
1998年洪秀平到珠海创办平和英语学校,以其独特的教学模式获得成功,被新浪、搜狐等四大门户网站联名推荐为“中国十大知名外语培训机构”。在生存的危机远去之后,洪秀平开始四处游历,遍访名师,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处世之道。
2005年,受儒学大师蒋庆“阳明精舍”的启发,洪秀平在珠海板樟山下把两套房子打通,办了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平和书院,“旨在提供一个场地让有志者来学习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来学道,论道和弘道”。每周六晚上,平和书院都会请一些儒学大师或国学教授,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讲座之后学员们开始讨论。
“国家没有一个开放的能够让儒家讲学的地方,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不搞会讲,一般人不接待,我们这里就做一个面向大众会讲的场所”。洪秀平说。
2008年,洪秀平的母亲年纪大了,想回老家养老,他就和母亲一起搬回了杭州。回到杭州老家发现,江浙的家族文化比较兴盛,家族的意识比较强,他就想像孔氏家族的孔卫东那样,把自己的家族也联系起来。
“儒家和家族是紧密相连的”,他表示,目前他把生意交给别人打理,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些方面了。他还希望在杭州郊外搞一块地,做一个院子式的大道场(民间书院)。
像洪秀平这样为研修和传播孔子精神建立民间“道场”的努力很多。杨汝清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他在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教授海外喜欢儒学的学生之余,还在北京市中心北海边上一个叫做“楠书房”的高档商务会馆建立了儒家文化研究院——苇杭书院。
这个商务会馆里的家具都是珍稀的楠木所制,其中不乏堪称文物级的古楠木。会馆的摆设也相当古乡古色,门厅还摆放着线装宋版的《礼记》和《孝经》,供来到这里的儒商取阅。
杨汝清把苇杭书院定位为以民间公益模式,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之纯净道场。“不涉经营,不立门户”,“尊重诸家,孝行天下。以历代儒家经典为指归,修身立德,化民成俗。为儒门同道创设一开放空间,切磋砥砺,互通声气。”
1月9日,苇杭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孝道”的会讲,根据会讲规约,初次进入楠书房要在夫子(孔子)像前行礼,那是一幅有已故名家张岱年题词的“孔子行教”像。
杨汝清介绍,2010年,苇杭书院还将围绕“礼”进行多次会讲。
深圳孔圣堂是洪秀平的朋友周北辰主持的一个道场。2009年10月11日,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在东湖公园举行。当天,孔子青铜圣像在深圳东湖公园揭幕,深圳孔圣堂文化中心同时开业。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在剪彩揭幕仪式上表示,“返本”方能“开新”,儒家文化所奉行的“仁义礼智”、“忠孝诚信”是我们惩治腐败、振兴国民道德的有效力量。
揭幕仪式后,举行了传统祭祀礼仪。参祭人员或身着传统祭服,或佩戴儒巾,并宣读祭文,整个祭祀活动神圣而庄严。然后,孔圣堂堂主周北辰身着周制玄端,按“孔圣堂儒家传统婚仪”为四对新人主持了婚礼。
周北辰师从蒋庆先生。之前,孔圣堂每周在东湖公园举办儒学讲座,很多深圳市民甚至来自广州香港的市民前来听讲。周北辰相信,儒家文化复兴的深圳孔圣堂模式必将复制推广到全国。
杨汝清教过的一个弟子比他本人名气大得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外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他在牛津大学的对话体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自从这位加拿大学者和夫人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中国”了。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后,他最终选择了收入和学术环境都相对不太好的清华大学。
贝淡宁以“自成一体的儒学教育家”身份自居,但强调“儒者不一定就老迈、保守和严肃”。“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全盘西化的看法,崇拜西方,想要完全离开自己国家的文化,按照别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使自己本身就是西方人,他仍然表示,“这太过分了”!
在贝淡宁看来,过去几年里,党的“儒家化”不断加剧,“经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是为党的儒家化盖上官方认可证,马克思和毛泽东走了,孔子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新面孔”。
“富而好礼”者
在儒学“道场”的建设中,企业家的赞助往往占有相当比例。显然,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富而好礼”比“为富不仁”更为常态。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人物之一陈明表示,对于自己十多年来复兴儒学的坚持,“富而好礼”者提供了相当的无私支持。
中国的“富而好礼”者似乎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大学最新一期的“中国国学百家讲坛董事长高级研修班”1月22日在广州开班,并将在西安、成都、上海、深圳、郑州等全国14个城市巡回培训,这个收费不菲(约3.6万左右)的培训班对于企业家具有相当吸引力。知情人士透露,北大国学班经营收入超过北大哲学系总收入的一半。
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大讲堂企业家博士课程高级研修班”则更邪乎,课程费用高达4.28万元,据说也挺受到企业家的追捧;而其“世界政商领袖国学碩士课程高级研修班”,更是以仅3天的学习时间,收费高达2.8万元。
此外,清华大学国学与管理智慧总裁(CEO)班、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中山大学人文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复旦大学国学总裁班等,均在国学教育培训市场上斩获颇丰。深圳甚至爆出“天价”民营国学培训,仅上18次课,学费高达16.8万元,只招收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
近年来,企业界精英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直以来有增无减,大学举办的以企业管理人员为对象的国学班正在四处发展,与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营经济形成了配合的态势。
1月27日,有“中国创业营销教父”之称的翟鸿燊在厦门海悦山庄为厦门企业家和广大国学爱好者,从“见贤思齐、立德修身、忠孝天下、处世之道、沟通智慧、人脉建设、团队精神、团队打造”八个方面阐释“国学应用智慧”。
这是厦门总商会组织的“国学大讲堂”活动,去年11月的第三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翟鸿燊以一场“企业家如何内圣外王”的演讲,赢得了现场企业家的激烈反映,纷纷要求总商会请翟鸿燊再来厦门讲学。
浙江方太集团在经济危机严重的2008年建立了——“方太孔子堂”。方太是中国厨电行业的领航者,总裁茅忠群把儒家管理模式作为方太的“镇山之宝”。他希望让企业的员工和中层领导到“方太孔子堂”,通过吸引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来讨论企业的变革及自我变革之道。
“方太孔子堂”主要用于方太集团儒学的相关教育,包括内部的儒学宣讲与学习交流、外聘国学导师现场授课等。茅忠群表示,“要推行一种文化和思想,需要一个场地,这是建立孔子堂的初衷”。
从2008年推行儒学管理至今,茅忠群已经亲自为员工专场讲述儒学理论近十次。方太还为每位员工购置了《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等传统文化启蒙读物。茅忠群对方太的普通员工的讲话,往往超半在灌输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孔孟之道。
而方太的老掌门、茅忠群的父亲茅理翔,仍然潜心于自己所创办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学校”,欲把它办成“真正的中国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黄埔军校”。而茅理翔所秉持的观念,也是“富而好礼”的孔子价值。
失败孔子的伟业
在电影中,孔子是似乎是一个失败者,一度颠沛流离,并自嘲“惶惶如丧家之犬”。胡玫希望,电影能够以这种深深的挫败感产生共鸣。
但即使从世俗的标准来看,孔子也很难被称为失败者。
孔子54岁时“摄行相事”,成为鲁国的代理首相。然后,孔子在鲁国推行“新政”,试图削弱豪强大夫家族影响,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即“堕三都”和“抑三桓”。结果遭到鲁国显赫的三大家族季氏、孟氏、季叔氏等利益集团反对,“新政”未能成功。第二年,出于对终日迷恋声色犬马的鲁国统治者失望,孔子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此后14年左右,孔子带着他的“影子内阁”在春秋诸国颠沛流离,各国虽然对这样一支文事武备齐全的班底表面上礼敬有加,但背后却戒备异常,没有诸侯国敢真正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来试验“新政”。毕竟,孔子的团队是一个具有政治宗旨(克已复礼,令天下归仁),共同的价值观念(仁、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组织系统,人数众多的雏型政党。
即使在“流亡”时期,孔子也对当时的天下局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曾在一次未遂侵略中得到体现。当时强大的晋国密谋吞并弱小的卫国,而晋国的幕僚们纷纷反对,因为孔子和他的一群弟子都住在卫国,这些弟子藏龙卧虎,而且与各国诸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攻击卫,必会遭到失败。
同时,各国在遇到内忧外患急需“维稳”之时,也常常请求孔子的帮助,其中仅子路就数次被孔子派出“帮忙”,多次帮助卫国、鲁国等赢得抵抗“侵略”的战争。
正是这个党团的形成,使孔子具有了“素王”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时代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所到诸国得到尊敬,但同时也受到怀疑,戒备和监视。
正因如此,孔子自嘲“惶惶如丧家之犬”。现实的世界让孔子无法弘道救世。
鲁哀公十一年,68岁的孔子被鲁国从卫国迎接回来,并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已经对救鲁国之世不想付诸太大精力,他想把自己的余生用于更重要的事业,为后世立法。于是,孔子开始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以待后世有道者出现。
孔子先后对《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了全面整理。这六部经典被看作是历代中华先王累积遗传下来的文教经典,曾在西周时期经过周公完善。孔子整理编撰以后,“六经”(后《乐》失传,变为“五经”)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础,因而孔子被称为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至圣。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的钱穆曾这样评价孔子,“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这一番话讲于1974年4月,当时大陆正在大兴“批孔”运动。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按照著名学者李泽厚的看法,虽然儒学在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二十世纪虽然已经全面解体,但儒学“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
“事实上,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八荣八耻等治国理念,即使不能说直接来自孔子和儒家文化,至少可以说深受孔子和儒家文化影响。”王达三表示,“八十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九十年代的孔子,则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孔子,已经再次成为中国的圣人!”
儒家公共知识分子
1月20日,儒学爱好者常光顾的“原道——儒学联合论坛”又开放了,这个论坛网站的宗旨是“儒家情怀,儒学理念,儒教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打造中国最好的学术思想论坛”。
在2009年下半年的“网络扫黄”运动中,“儒学联合论坛”莫名其妙地被殃及池鱼。网站恢复以后,这一网络论坛的组织者——首都师范大学陈明副教授(诚明)颁布了新的版规:“勿得违反国家律令,勿得谈论敏感话题,勿得传播异端宗教,勿得狎侮往圣先贤,勿得互相诋訾攻击。”
但是,也许是“敏感话题”难以界定,也许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公共性太强而喜欢讨论敏感话题。
陈明附上一句,“敏感信息实在要发就先发到我信箱吧,拜托!”
目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已有几十个,互联网博客的出现更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的嘉年华展场,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性的文化力量。在激烈的保守主义者蒋庆看来,儒学网站无疑是传统书院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
陈明和蒋庆、盛洪、康晓光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四位旗帜人物。为了宏扬儒学,陈明曾被他当时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告状,导致他的研究员职称得而复失。到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头衔依然是个副教授——从社科院的副研究员转到大学里的同级职称。
同时,他以16年的时间惨淡经营的一份同人刊物《原道》——被著名学者李泽厚称为“唐吉诃德精神”。其中前十年换了七家出版社,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我一个月才二千块钱的工资,而且都是我一个人搞,我能搞得过来吗?”
尽管如此,陈明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伪儒”,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儒学应当毫无疑问地接纳民主宪政理念”,或许是因为他相当“随性”的处世态度。一说到这里陈明就笑,“难道儒学非得把自己搞得像个老学究才算真儒吗”?
在陈明看来,建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儒家注定不能成为旁观者。这使他常常关注“敏感”话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制度的进步、意识形态等各种“敏感”话题他都“从儒家公民的立场”进行关注。这也使得陈明不好意思在自己管理的论坛上过分限制“敏感话题”。
“我为这事(回归孔子价值)前后忙乎了十几年,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陈明说,现在国学热终于真正的热到根子上了,孔子和他编修的《五经》显然是国学的根本。因此,对于电影《孔子》,陈明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儒家文明的前途与民族生命的未来兴衰与俱、荣辱与共。没有民族生命的重振,儒学的复兴没有意义;没有儒学的复兴,民族生命的重振没有可能。”陈明说。
虽然有时候被海外舆论称为“御用学者”,但陈明对官方儒学并不感冒,在他看来那些主事者似乎满足于追潮流、出政绩、谋私利,“一个孔子学院网站居然耗资数以千万计!”“我看真正的希望在民间,它们是过去儒学生生不息的基础和动力,也将是今天贞下起元一阳来复的基础与动力。”
为此,陈明提出了儒教的公民宗教说,陈明希望国家能给儒教发一个“合法经营牌照”。“一方面是强调儒教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是要争取儒教在公共领域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
在陈明看来,儒学在重建的过程中需要吸纳新的元素,例如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自由民主理论,新左派的公正理论等等。
“我和我们的《原道》、‘儒学联合论坛’就都是这个民间社会民间儒学的一份子。只要有关方面不打压,它就会自然的茁壮的生长起来。”
导演胡玫:《孔子》意义不在票房
特约记者/钟蓓
电影承载不了更多的思想。孔子是圣人,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他作为圣人时所需要承受的。
名片上,紧挨胡玫名字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行并列的小一个字号的“全国文联委员”、“国家一级导演”,第三行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四行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第五行是“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副主席”,尺寸见方卡片靠左边的四分之一印着一枚国徽。
胡玫的新作《孔子》此刻正在各大院线上映,2500个电影拷贝的数量足够确保中国有影院的地方就能看到这部电影。胡玫说:“在拍《孔子》这件事上,我没有犹豫过。”“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票房带来的价值,而且它本来就不是一部商业片。”胡玫说。
“我很清楚电影和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介质,电影承载不了更多的思想。电影的功能更多的是娱乐功能,普世价值要大于更为深刻的思想价值。它不太可能做到那么深刻、完满。它也必然遭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质疑,这是必然的。”胡玫说。
熟悉男性伟人题材的胡玫,并不是第一次遭受质疑。早在《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就有人对她的作品提出质疑。但由于两部电视连续剧涉及的毕竟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长久以来看惯了戏说君王的观众们早已接受了被编撰、被想象的历史。但孔子是个特例,在胡玫正式开拍电影前,海外媒体纷纷做出报道,表示对这部电影的关注。而这部一定会被销到海外电影市场的大片所代表的是中国输入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它的现实意义远非几位帝王君主的戏说故事可以比拟。
“孔子是作为那个黑暗时代的伟大思想者存在的,他必然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悲剧英雄而终结,他走的一步步的路,他的思想经历的历程是一位伟大圣者经历的路。他的一生今天看来是有美学意义的——那是一种凄楚的美、孤独的美,但他也是一名不屈的斗士、悲情的英雄。孔子是圣人,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他作为圣人时所需要承受的。”
“我们的先师圣贤的文化解释权应该放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拍《孔子》让我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只螃蟹总得有人去吃,我不介意别人从后面踏着我的肩膀继续前进。”胡玫说。
世界博览:孔子、老子在各自的主张是有些冲突的,一个主张入世,一个主张出世。但电影中,你安排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次对话,艺术上的考虑是什么?
胡玫:儒释道的互补已经是社会科学界公认的结论。正是这种互补、共融,才有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互惠共融,中华文明才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子见老子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孔子与老子的对话设计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大师间的智慧交锋。至于孔子求教于老子的情节设计是否准确,这一点学术界也没有定论。
世界博览:观众反映本剧的对话很现代。
胡玫:对于这部电影的通俗化,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是周润发提出有些词太古,看看能不能再白话些。我就纳闷,怎么可能还不够白话?我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他说,比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很多人就不懂。我说不可能啊。结果我们问了30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结果真的让人吃惊,只有7个人明白“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心里就凉了半截。此后,我坚持一定要把这个电影做得很白话。
世界博览:你的《孔子》和何燕江的《孔子》,二者在精神内核上有什么变化?
胡玫:《孔子》是两段式的结构,前面一段孔子在政治上充满抱负踌躇满志,一心想在鲁国推行新政,但鲁国政治势力的强大让孔子的理想又跌到了谷底。有了子见老子,孔子的精神得到升华。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电影的精神在于孔子要推行仁政的“仁”,把礼乐仁和推行下去,但是他倍受阻力。这个过程是一位智者、不屈的斗士从始至终想要贯彻下去的。何燕江的故事更侧重讲孔子的方方面面,那是一个大而全的故事。电影跟着孔子的灵魂展开,过程讲得多一些。
世界博览:你对靠演技弥补票房的这个说法怎么看?专家认为剧本稍弱,但是周润发演得太好了。
胡玫:剧本弱,戏不错,那只能说明导演好啊。当然,周润发的表演的确精彩,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浸透着儒雅、风度。可以说,周润发的表演是对孔子一次化骨还魂的演绎。
世界博览:电影设计的颜回之死很打动人,但会不会太艺术化了?
胡玫:颜回之死是一段非常电影化的表演。我们毕竟是电影,所以要找一些篇幅和段落展现电影的才华和电影才有的语言。颜回是孔子众多弟子中的典型人物,我们把众多弟子的特点都归结到他身上。根据《史纪•孔子世家》和《论语》,我们对颜回有所改造。对颜回这个人物,我认为他集中了72贤人的精神。我相信,正是因为有孔子的这些重要弟子,儒家思想才能发扬广大,传承至今。颜回用生命从冰窟里抢救书简的段落烘托了他对中国文化不惜的生命追求。
仁义礼智信为现代社会所急需
——专访孔子73代孙、北大教授孔庆东
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为春秋战国时期服务的。礼崩乐坏的时期,社会发展会停滞。
世界博览:据您近几年参与的有关孔子的民间活动,您是否感到了普通民众对孔子思想的兴趣有什么新的变化?
孔庆东:普通民众确实越来越多地对孔子产生了兴趣,但是基本上属于“朦胧”的兴趣,也没有什么“变化”可言。因为孔子在民众心里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圣人”,即使在几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人民心里也对孔子没有什么愤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孔子,只知道他是“最最了不起的人”。上边批判,人民就跟着批判;上边弘扬,人民就跟着弘扬。老百姓没有切身感受到孔子有什么坏处,但能够切身感受到孔子的好处,所以总的倾向是拥护孔子的,这种兴趣是长期不会变化的。
世界博览:经历20世纪的巨大变革,您认为当今中国民间还存在儒家思想成长的土壤吗?
面对西方植入的当代价值逻辑在中国已形成事实,孔子思想是否与当代人已有的生存方式、处境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孔庆东:20世纪的巨大变革,对于中国来说,恰恰可以理解为儒家文化的现代性回归。晚清的衰败,核心的问题是儒家文化的衰败,仁义不存,礼崩乐坏,只剩下了吃人的封建礼教,那不是孔孟之道。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恰恰是要恢复仁义道德。但是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价值体系侵入进来,有些因素儒家文化可以包容之、消化之,有些因素可以对儒家文化起到补充纠偏的作用,还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可能要经过斗争之后被清除。当代人要抛弃那种浅薄的社会进化论,不要总认为社会越来越好,要勇于承认道路是曲折的,有时候社会状况是退步的,有时候甚至是满地野兽。如果孔子的思想跟当代人的处境发生了冲突,首先要想想,是孔子不对还是我们不对。想想之后,可能冲突就自然解决了。圣贤与凡人,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世界博览:在城市化加速的中国社会,流动、陌生人群中,孔子处理“人与社会”的思想能否普遍践行?
孔庆东: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为春秋战国时期服务的,孔子是总结了他之前的三千年文明史,要照亮后三千年文明史的。今天的种种所谓“巨变”,不过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仁义礼智信恰恰是现代社会所必需和急需的。好比一群人到远处去做生意,最急需的恰恰是温良恭俭让。
世界博览:孔子主张的“重义而轻利”,与今天资本时代的价值追求相去甚远。在经济学家看来,效率和利益,永远是资本首要的正当追求,个人生存靠激烈竞争。接受儒家思想,会造成个人发展的倒退和生存上的被动吗?
孔庆东:资本的首要追求,不能冠以“正当”二字。让资本来主宰人类的活动,开始好像发展很快,但必会由于人的异化和奴化而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人被当成了物的手段。这一点西方的哲学家从康德到马克思到萨特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核心,你看影响个人发展了吗?讲仁义、施仁政的时候,都是社会发展最好的时候。礼崩乐坏的时期,发展才会停滞。你所说的那些“经济学家”,其实是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或者叫“畜生经济学家”,他们文史哲不懂、政经法不会,就知道见利忘义、干得出杀父娶母,这样的“学问”还用上大学去学吗?
世界博览:就您的观察,各阶层对孔子思想的兴趣点是否有区别?
孔庆东:当然有别。统治者总想利用孔子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老百姓规规矩矩听话。而老百姓则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知识分子总想在统治者与人民中间搞调和——我本人也经常这样,因为我不希望经常发生革命。孔子的思想是个复杂的庞大的体系,容易学习,也容易误读、容易利用。一切伟大的思想体系,可能都是如此吧,不要说孔子了,就是俺孔庆东的思想,当今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明白呢?
世界博览:您认为人性本善吗?承认人性本善,与承认人性本恶,是不是当代东西方世界认识和行为分歧的逻辑起点?
孔庆东:这是个阐释学的问题。不是先有了一个善和恶的抽象概念,然后我们用来套人性。而是我们如何看待已经存在的人性,就是萨特讲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性已经存在了,你看一岁的孩子可以抢别的孩子的饼干,也可以把饼干给别的孩子。儒家认为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善的,孩子没有害人杀人之心,但是有畏惧怜悯之心。沿着这个发展培养,就是善人。西方也不是确定人就是恶人,但是基督教确认人都有“原罪”,人都是罪人。人活着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向上帝赎罪,所以人的高尚精神追求就被压抑了,所以一面对上帝忏悔,另一面则可以对他人无恶不作。即使最虔诚的基督徒,他一心想的是为自己赎罪,那么他必然是个自私的人,而自私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被上帝宽恕的,所以基督教的思想是个循环无理数,永远也没有正解,基督教文明就永远在地狱的烈火中相互厮杀。
世界博览:您如何评价电影《孔子》中塑造的孔子?
孔庆东:我给该片打70分。基本上把握到了孔子的主要精神侧面,把孔子塑造成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的失败者。威而不猛,具有全面的人生修养,追求恰到好处的人生境界。不戏说,也不图解,避免了两个极端倾向。有些细节上的问题,是水平不够造成的,不是戏说造成的。我想孔子假如活着,看了此片的话,可能微微一笑说:“还不错吧,孩子们辛苦啦。”
台湾仍是儒教社会
——专访台湾大学教授陈昭瑛
记者 邵振玮
大陆儒学热是在补课。整体而言,台湾还是一个儒教社会。
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是台湾的教师节。每到该日,全台各地十几座孔庙举行祭孔大典。2009年孔子诞辰日,马英九分别在台南市和台北参加祭孔典礼,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也首度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身份,参与台湾当局的祭孔典礼。
为探讨孔子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世界博览》专访了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同为中国现代社会,台湾的情况或许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世界博览》:对于孔子在中国大陆的回归,您有何期待?
陈昭瑛:我对大陆的儒学热非常期待,希望有好的发展。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大陆自1949年以来在儒学的课堂上缺课太久,儒学热好像是在补课,但短期内要补上几十年的课,难免不易消化。长远看来,大陆以其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肯定会对儒学研究作出贡献。
另一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大国的崛起应该有文化的信息,则中国的崛起与儒学的复兴一时并现是自然的现象。这说法也有道理。
我想再提一个想法,即儒学发展的内部动能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再起是由于内部的动力,儒学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实践力的思想,不可能被长期压抑,当代新儒家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提出许多重大命题,扣问儒学传统与当代世界,等待着新世代的响应和发展。儒学再兴是儒学的内在必然性。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的地位及其表现,台湾民众如何认识孔子?
陈昭瑛:孔子不论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过去曾有人建议仿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在淡水出海口建一巨大孔子像,作为代表台湾精神的形象。但显见如果想在台湾找出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文化巨人肯定是孔子。虽然国民党高举孔子,使得1970年代兴起的反对运动不免在儒学和国民党的保守意识形态之间画下等号,甚至民进党部分党员曾因去中国化的情结而视孔子为外国思想家。
同时,以《论语》为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长期以来为中学必读教科书,并作为联考必考教本,也曾使多数青年学子对孔子和儒家产生反感。
但我在台大讲授的通识课程“论语导读”的课堂上,却有学生说来修这门课是为了改善与孔子的关系,可见不论对孔子的观感如何,与孔子的关系是台湾青年觉得必须面对的问题。
相对于政治而言,民间社会反而是个较为稳定的实体,孔子的影响力存在四百年,未曾稍减。民间有将知识、智能、考试等相关事务连结于孔子的倾向,认为孔子掌管这些事务,如称大姆指关节处为“孔子眼”,若为一直线是孔子眼未张开,智能未开,若张开如一只眼睛则表示智能已开,学习会有成效。
又每逢考季,孔庙会出现携带准考证祈福的热潮,孔庙竟和文昌庙有相似功能,可能是台湾社会崇拜孔子的特殊现象。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地位的演变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台湾有多大影响?
陈昭瑛:对台湾最有直接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郑成功,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可以代表孔子对台湾最早的影响。在明郑统治台湾的二十二年间(1662-1683),儒学全面移植于台湾,1666年明郑的第二代领导人郑经在陈永华主导下建造了台湾最早的孔庙,也成立台湾最早的“儒学”(指学校),即今日的台湾一级古迹台南孔庙“全台首学”。清代台湾共成立十三所庙学,当时的儒学主流是朱子学,在乾嘉考据学已经独领风骚之时,台湾因为处于边缘,进步迟缓,反而一直到1895年割台之时还笼罩于朱子学。
日据时代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和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儒学锻炼出更坚强的体质。日本向来重视《论语》,但另一方面又深惧儒学会激化台湾人的反日情结,也有种种打压民间私塾(闽南语称为“汉学仔”)的政策。
1920年代也是台湾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由于日本殖民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打压,使台湾人反而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化,故从未出现全盘西化的言论。甚至孔子还成为反日运动的精神象征,如1925年是反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经常举办演讲的年代,北部负责人蒋渭水为抵制日本警察的取缔,曾请文协干部王敏川每晚讲《论语》讲了一个多月,每晚三百名听众不畏风寒准时听讲。因讲《论语》没有具体的反日言论,可不受取缔,但讲者与听众却以此作为反日行动。
光复之后的儒学逐渐学院化,虽然累积许多研究成果,徐复观、牟宗三、钱穆等儒者在台湾讲授儒学也是划时代的事件,但儒学已不再具有日据时代作为进步思想的地位。
与此相应的是儒学向国民党靠拢,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缺席,造成儒学社群与现实的疏离,不过孔子对庶民社会的影响未尝减弱。
整体而言,台湾还是一个儒教社会。
《世界博览》:祭孔大典在台湾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多大影响,能否介绍一下其情况,特别是2009年祭孔大典?
陈昭瑛:民进党执政期间对祭孔不太重视。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后,对祭孔大典则极为重视。以2009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59周年所举行的“释奠”(即祭祀孔子典礼之专称)典礼为例,全台各地祭孔活动超过十四处,而于台南所举办的祭孔大典,马英九更亲自出席“释奠”典礼,并以上宾身分行上香礼,创下台湾首次有国家元首前来台南参加祭孔仪式的首例。
明郑时期建置台湾第一座孔庙,郑经率文武百官举行台湾本岛第一次的“释奠”大典后,一直至日据时期都是依古制举行春秋祭圣。
而后国民党统治期间曾于1968年组“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就祭孔礼仪、服装、祭器、乐舞四者分组研究,广参古籍,斟酌时宜,历经多次研讨,数易其稿,至1970年9月,始初步定稿。
现“释奠”采安和、宁和、咸和三乐章明洪武年间之古乐,而据明谱研习而成佾舞,服饰亦参采古礼新制;献官(分主献官、分献官,皆政府官员)则服蓝袍黑褂,并以现行国民礼仪为之,至今未有更动。祭孔大典于当时,实为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而就参与民众而言,除了观赏且投入此庄严肃穆典礼仪式,同时亦具有民俗信仰。如祭孔大典中,于古礼进行完成后,有抢拔智能毛(拔牛毛)的习俗。民间信仰以为此举可以助长人们的智能、保佑学子的求学之路,而今则因保育观念提升,自1990年起主办单位改以赠送智能糕等其它方式完成民众的心愿。可见民众之于祭孔,除了表现对文教的重视,实亦有祈愿,有将孔子神明化的倾向。
再以同年于新竹举办的“2009年第二届中华文化快车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为例,典礼透过网际网络,以视讯的方式在新竹、北京、山东三地联合进行,结合表演艺术、视觉传播等方式,让万余名两岸师生共同参与,也是近60年以来,台湾民间祭孔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现代的通讯方式进行古礼,祭孔大典至此,不仅仅为保存儒家文化,同时亦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极富有当代意义。
《世界博览》:您认为孔子在台湾的影响,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形成阻碍因素?
陈昭瑛:如上所述,孔子在日据时代曾是反殖民运动的思想资源,光复后儒家和国民党虽然关系密切,但只能说儒家未在民主化过程中起积极作用,不能说有阻碍作用。
国民党的确有一些御用的“儒家学者”(当然这些人不能称为“儒者”)。但徐复观对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家和解严前的党外杂志非常支持,对台湾的民主化仍有精神鼓舞的作用;唐君毅通过对台湾原住民运动家孙大川的影响,以“仁”的精神鼓舞了少数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的运动。
再谈经济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深受家族企业模式影响,很难说不受儒家家庭伦理的影响。其次,台湾人勤奋、节俭,有储蓄习惯,也在在显露儒家小农社会的影响,而这样的农民性格对经济发展却不无助益。
台湾常见的家族生活方式是长辈守着乡下老家,年轻人于都市打拼,所以一到春节,大城市住民倾巢而出,返乡人潮塞满高速公路,似乎乡下老家老父老母是支撑都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后盾。
不过台湾在政治经济现代化之后发生的种种弊端仍有待儒学的矫正。儒家知识分子若想返回社会发挥影响力,不是没有机会。
《世界博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衍圣公”孔德成后人的情况?
陈昭瑛: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为台大中文系兼任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育有二子二女、孙儿女五人,曾孙儿女三人。长女维鄂在美国,长子维益先卒于
1989年,次子维宁,次女维崃。
孔德成先生长孙孔垂长目前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孔垂长为孔维益与于曰洁之子,1975年出生,于2009年始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与吴硕茵结婚后,长子于2006年2月出生,由孔德成命名为佑仁,第八十代为佑字辈,曾孙女为佑心。
陈昭瑛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生,母台湾台南市人,父台湾嘉义民雄人。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1998—1999),曾获第二届五四文学评论奖(1999),。 著有:《台湾与传统文化》、《台湾儒学》、《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等。
两个文中图文框:
《论语》在当代日本很流行
对于日本人而言,直到现在,能够熟练读出古汉文文章,还属于最高学问素养之一。短而精炼、佶屈聱牙《论语》文体,反被认为适合作为幼儿语音教材。《论语》语音教材在日本社会中版本众多、流行广泛。用假名通读论语的教材介绍中这样说:“将人生智慧凝结为语言的论语。既是人生必需的教养,其文章也适合出声地读。出声地读,无论对幼儿和大人,都能使其大脑功能活跃化。论语极富特色的文体,使不懂文意的孩子也易于背诵。”
另一版本的教材使用心得中说:“读论语的教室里,幼儿顺着老师的所指,流畅地读着。只要每天持续5分钟,肯定能记住。指南里也说‘只要读,即使不理解意思也会留在大脑里’。装进大脑中的语言,会不时地被用出来,成为人生指南。”
让幼儿读论语的家长们是如何想的呢?有家长这样说:“我和孩子每天读一段《论语》,孩子学习,大人也学习。因为孩子老是要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得结合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把很多的世上的道理讲给孩子听。”
《论语》原意难懂,需要解释。每个解释者都加进了个人的理解,每人心里的论语都不一样,孔子走进了日本人的生活,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二次大战后,儒家道德不再作为国家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民间理解儒学的动向反而更为深入和广泛,孔子的学说回到了民间。解释孔子生平和论语的节目无数次地登上各电视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有关孔子和孔学的四书五经,成了出版商的保留节目,亚马逊网络书店各种有关《论语》的日文书籍就达1300多种,出版界的人将论语称为“寿命最长的最畅销书”。
《孔子——论语对日本人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山本七平说,“没有比《论语》对日本人伦理观和价值观形成影响更大的书了!《论语》是辑录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书。它很形象地传授了人的修养、人生论、政治论、领袖论,我们的先辈从中学到了很多智慧。
实业界也不例外,例如明治时期大实业家涩泽荣一写下《论语与算盘》,许多的实业家通过钻研论语,形成了作为领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骨骼的修养,掌握了基本行动规范。”以挽救破产企业而著名的企业家井原龙一,晚年致力于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企业家解说《论语》,并著有《读论语》一书。(文/高宇)
美国为什么纪念孔子?
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美国纪念孔子2560周年诞辰”的决议。在该决议中,美国人认为孔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孔子倡导政府应建立在忠诚、尊老和承认家庭重要性基础上,而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模范。而在此之前不久,美国休斯敦树立了孔子的铜像。
提交该议案的阿尔·格林认为,源自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全球许多国家带来了深远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地,都看得到孔子思想的潜移默化。阿尔·格林说,“孔子学说是一门给美国以及全球许多国家带来深远影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阿尔·格林尤其认同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榜样。他说,“孔子提醒政府公职人员,要以至高荣誉和尊重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孔子有很多普适世界的宝贵思想,例如自省自修,尊老爱幼、好客好学,提倡公正和道义,将心胸宽阔、真诚、诚恳和友善视为君子美德,以及君子的为政之道、忠、孝、仁以及爱等。”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段时间孔子在中国被完全边缘化,中国人自己丧失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但根据近几年的观察,他写到,“我相信,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里,这个世界上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文化秩序,其中孔子的地位将上升到一个前一代人完全不敢想象的高度。换言之,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变革将把孔子和儒学变成一种世界级哲学,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文/阎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