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谷正伦】毛主席是当代新墨家的钜子 ——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墨家精神

栏目:思想动态
发布时间:2015-06-27 2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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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当代新墨家的钜子

——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墨家精神

作者:杉谷正伦(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青年学者。“毛墨学”倡议人。)

来源:乌有之乡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初十日壬申

           耶稣2015年6月25日

 

 

 

【题记】“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83年《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理论体系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墨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和构建的。

 

 

毛主席早年即受墨学的沾溉,这一点在《讲堂录》的笔记中便可以找到印证,而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主席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墨家学说的精神旨在“达其个人之正鹄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毛主席悉心探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时,又重新认真地研究了墨子,继承了墨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陈伯达应毛主席的要求于1938年10月所写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共3.6万字左右,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

 

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

 

哲学理论上,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了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陈伯达的文章,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墨学思想,所以在1939年2月1日夜,毛主席给陈伯达的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赫拉克利特,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毛主席认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一书是“唯物哲学”。

 

对墨子所说的“物之所以然”,毛主席结合了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来深入的阐述,对“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主席解释说:“这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并把既要有统一战线,又要有坚决斗争的两条战线思想,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予以贯彻。对“两而无偏”,主席解释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墨家是唯物辩证论,应作如此解。”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征。

 

对墨子学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墨家学说对毛主席影响更为深远的不仅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还有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价值理念。墨子最基本的价值理想几乎都在毛主席的人生观和革命实践中得到体现,并发扬光大。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即“兼相爱,交相利”。要求应当爱人如己,而且不分贵贱地爱所有的人,特别是“兼爱天下之百姓”。这与儒家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爱有等差是不同的。墨子讲“兼爱”,常与利并提,他所谓的利,非个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万民之大利”,这既是圣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对于墨子本人来说,“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主席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积极评价了墨子的兼爱之说:“墨子之兼爱互助,并非弃吾之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从人格精神上看,毛主席相当完美的实现了墨子的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风范。当他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后,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毛主席一生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点。无论从早年的“新村主义”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据地,还是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作风”,都与墨子所构想的“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理想社会何其相似。

 

“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即崇尚和重用贤能的人。儒家虽有“举贤才”的主张,但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而墨子的“众贤之术”,打破了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界限,主张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即要“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并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大力推崇和挖掘贱民的能力价值。他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下之”。

 

墨子之后,只有毛主席对底层民众予以崇高的礼赞。在他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和圣人君子所创造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而是由像盗跖,陈胜这样最受人鄙视的奴隶和“小人”所创造的,是奴隶们的造反和延绵不绝的农民起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推动社会发展民主革命的主体,就是千百万的劳苦大众。“革命是什么人去干的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学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相信,尊重,和依靠,放手发动群众的实践,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执着信念,如果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远非“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所能涵盖的,只能在墨家文化中找到它的根苗。

 

“尚同”是墨子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主张。治理国家要“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纷乱,必须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有效管理,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系统的领导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绝对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绝对不许反其道而行之。“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墨子认为的上下级关系要贯彻最高层意志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用这样的组织关系,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有效的逐级管理。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没有思想的统一,便不能有行动的一致,墨子主张"一同天下之义",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墨子认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只有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才能实现民富国治。对于不肯统一思想的人该怎么处理呢?墨子说:“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即用严酷的刑法来予以处罚,“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这样,“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谁敢不统一思想呢?

 

在尚同的基础上,构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墨子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来管制,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人民,才能做到“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提倡在统一思想前提下的检举和揭发,“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这样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

 

毛主席继承了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主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就指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通过整风,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坚守思想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至为重要。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需要高度重视与警惕的问题是:我国知识界一些所谓“资深学者”和“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带头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抹黑风”、“栽赃风”和“翻案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急先锋”。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苏联亡党亡国就是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打开缺口,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重新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才是我们革命事业得以发展的保障。

 

“尚力”是墨子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主张。墨子十分重视劳动,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墨子的整个学说就建立在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劳动观念上。“力”,“强”,是个人生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栗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穷,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劳动提高到人的本质地位,真正认识到劳动生产的重要性,就是从墨子开始的。这一点为正确评价劳动并尊重劳动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墨子之后,只有毛主席把劳动提高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思想家”。他在延安提倡墨子之道,所偏重的也是墨子朴素的劳动观念。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他把劳动看做是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视为防止干部退化变修的重要保障。

 

“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必厚做敛于百姓,暴夺衣食之财”的情况,提出“节用”,“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圣王为政,其发令行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节用之法”,把衣食住行限定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范围之内,墨家学派的生活相当朴素,“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

 

毛泽东从个人生活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和展望,无不鲜明的流露出墨家节用,非乐的主张。他一生都过着墨子式的简朴生活,1932年7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中,毛主席说:“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又说:“要注意到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1951年11月30日,他发起了以“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毛主席说:“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三反运动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1955年10月11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中,主席说:“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类似的号召几乎年年都有,“要提倡勤俭建国”,“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是毛主席毕生坚持的原则。

 

1956年11月15日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这段话,正是对墨家“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精神的实践。

 

“节葬”是墨子一再强调的,他认为:“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会导致国家奢靡之风大盛,进而提倡朴素的丧葬形式,提高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毛主席一贯倡导节葬思想,他说:“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倡导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不建坟墓,毛主席带头签名身后火化。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有两点是始终不变的。即承继了墨家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墨家的基本特质之一,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实、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毛主席从价值理想,人格信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其精神生活的每个侧面都继承了墨家的精华,毛主席晚年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其思想实质,不过是以墨反儒,即以褒扬墨家文化以及社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贬斥儒家正统文化来实现文化传统的重建。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新墨家的钜子。刘少奇同志在七大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毛主席的一生,是实践墨学的一生,毛泽东思想,就是墨学的返本开新。

 

弘扬墨学,一定要抓住重点。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目,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这些,是墨学的真正实践。

 

墨子从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学问家和传道者,在先秦诸子普遍轻视下层体力劳动者的情况下,他却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并在实践中产生出众多的发明创造。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一贯倡导的。

 

墨子突破了大多数思想家局限于政治道德的思考范式,将社会意识与自然规律作综合一体的观照,将实践知识当成验证思想学说的尺度。因而,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打上了深深的下层劳动者的印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

 

弘扬墨学,一定要把握住它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寻章摘句,钻故纸堆。墨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就是艰苦朴素、勤奋刻苦、务实肯干、不怕牺牲、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中国人至今仍在倡导的优秀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可以说,在毛主席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墨家的实践者。他们艰苦奋斗,为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奉献一生。毛主席实践墨家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影响了整个时代和中国。改开以来,中国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墨家的精神,才导致现在这样糜烂的局面。

 

现在的墨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多人成了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而不自知。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墨学团体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践墨子大公无私刻苦奉献的精神,使新时代的墨学在人民的中国,重现璀璨的光辉。

 

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新墨家的钜子。人民想念您。

 

责任编辑:葛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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