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另一场“五四”运动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廿一日癸未

          耶稣2015年7月6日

1946年2月16日，重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反苏游行。此事件成为后来全国性反苏反共大游行的直接起因。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约2万余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其主要口号有：苏军必须立即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我们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耻辱，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等。​随后，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

重庆学生游行迅速波及全国。2月23日，上海圣约翰等72所大中学校万余学生举行游行，在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前呼喊口号：立即撤退东北苏军，我们要求完整接收东北，打倒出卖祖国的任何政党，打倒赤色汉奸，等等。随后，游行队伍到上海市政府前请愿，要求采取强硬外交。​

此后，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相继爆发游行示威。​

继学生游行后，大批社会文化名人亦卷入其中。西南联大教授总共130余名，2月23日，其中110位教授联名发表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要求“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签字者有王力、向达、朱自清、沈从文、吴大猷、余冠英、唐兰、陈序经、冯友兰、汤用彤、游国恩等。同日，民盟的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彭一湖四人，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要求苏联依照约定撤兵。2月24日，《大公报》发表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赵超构等20人的署名文章：《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声称此协定“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新基础”，“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交道义的一个记录”。​3月7日，北平一批文化名人，如陈岱孙、顾颉刚、齐思和、郑天挺、成舍我、萧一山等，联名发表意见书，声称“我们不能容忍除中国国民政府以外，在东北与察、热及任何地点有特殊政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容忍中国政府于相互的履行中苏条约以外再有任何辱国的让步”。

游行发生后，《中央日报》迭发社论呐喊助威，称学生之行动“对全世界显示了中国青年纯真的心灵充满着纯真的祖国爱”，《大公报》则称“爱国的热情陡然昂扬，这绝对是好现象”。​

当时中共亦迅速作出回应。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严重的抗议》的社论，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份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用排外主义的口号，利用政府尚未宣布对苏交涉真相的时机，煽惑一部分东北同乡进行反苏游行”。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亦发表社论，声称学生终将“觉悟到自己是上了法西斯阴谋家的当。他们将会了解真正爱国救国的道路，不是国际反苏、国内反共，而是国际和苏、国内和共”。2月26日，毛泽东在新华社一文中认为，此事件是“反革命示威”，“完全是反民族的”。不过，中共的回应皆未涉及游行针对的几个具体问题。​

1949年7月，刘少奇在致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谈及此事，其中说道：“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造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做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2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实为俄国在廿五年未有之教训，自此应即阻止矣，不可扩大。”25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称“学生游行固属自由，但应有限制”。基于国民党的不扩大态度，至3月上旬，游行示威活动逐渐平息。​

同年5月4日，《中央日报》发表“五四精神之发扬”的社论，将此次游行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其中称“民八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爱国的热烈表现”，“在这云云的二十七年之后，复有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学生爱国大游行。两个运动时间距离虽甚长，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可说后者是发扬前者的精神的”。社论又直斥中共“尤甚于曹陆章”，“二二二的青年爱国大运动，正以二十七年前五四时代同样的精神，同样的伟力，对中国共产党的亡国阴谋，……痛加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