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沮丧的司法现实，怎么能让人相信法律？

作者：许石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廿四日丙戌

           耶稣2015年7月9日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有关法律的话题

令人沮丧的司法现实，怎么能让人相信法律？

明朝夏原吉，是朱元璋、建文帝、明成祖朱棣以及明仁宗等都器重和信任的大臣，以其能公忠体国，是明朝初期非常重要的能臣。夏原吉负责审阅刑部每年提交的死刑犯材料，经他批阅后，奏报皇帝，人犯就可以砍头了。夏原吉每当审阅此类文件，整夜整夜在书房叹息徘徊，睡不着觉，神态十分颓丧凄惨。夫人问何故，他长叹一声：刚才我批阅的，是秋决要杀头的死刑犯名单。这一笔下去，死生两分。人之犯罪，原由很多，其中必有可怜悯同情者，一经批准，罪犯固当死，亦必然寡人妻、孤人子……所以，想起来，“是以惨沮不忍下也。”

古代执掌司法刑狱大权的，凡是读书人士大夫出身，则多数有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因而在司法中，态度非常谨慎。有了这种情怀和态度，即便在执行最严苛的法律，也会自觉做到慎刑，不枉法滥杀。这种情怀和态度，也是对司法中容易贪赃枉法的俗吏的制约——明朝松江府知府赵豫，有个外号：“明日太守”。他每见民众到衙门告状打官司，来者气势汹汹，赵知府头都不抬，非常冷静沉着地对前来告状的人说：“明日来！”每每如此，有人问他，您为什么这样？明明看见大人您今天闲着没事儿嘛。赵豫说：许多打官司的人，都是出于一时的愤怒纷争，你让他们过个一天两天的，自己就能想通许多事儿，“经宿气平”，旁边亲友邻居也会劝解，这样许多问题就不那么急了，不急，就会少了许多诉讼和怨恨。官府负责受理百姓诉讼，但不能成为诉讼者相互攻击、报仇的渠道和工具，应尽量化繁难为简易，而不是像俗隶那样闻到血腥则喜，继而百般罗织，左右牵扯，使人深陷诉讼。

民胞物与的情怀，如果仅仅是一味轻刑慎杀，则又拘腐了。其实，恰恰是有这种情怀和态度的，遇到一些棘手的案件，别人内怀偷私之心，对案件和人犯踟蹰犹豫、瞻顾不决，士君子恰恰能果敢决绝，使繁难变简易——同样是明朝，王守仁任刑部主事，有个拖延了十多年的杀人案件，人犯都审理过了，只是一直在押，谁也不敢去执行处决这个犯人。此犯人姓陈，父亲是武官，仗着父亲在军中任要职，这个官二代寸功未立，却也早早地就提升担任地方军区指挥之职，老婆经商搞房地产，倒卖军用土地等等，嗜欲贪利，又猖獗滥杀，有一次竟然残忍地私自处死了十八名无辜的军人。陈指挥被押在狱中，照样猖狂不驯，他放言自己很快就会出狱，因为已经十年了，差不多朝廷也该遇到什么好事大赦天下了。他这样揣测有他的道理，因为明朝的皇帝活得都不长，万一老皇帝死，新皇帝登基，必大赦天下，人犯就自然能获得赦免。这种算计，大概当时的其他人也能想到，但绝不敢说出口。王守仁一看见这个案子的卷宗，就让刑部执行死刑。当时，各种官员都来求情，说：王大人，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陈某一直没死，就是有许多老领导都关照过，在您这个位子上的前任大人们，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杀了陈指挥，弄不好会给自己惹麻烦；不急着杀他，只是依照前例，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您何必呢！王守仁坚决不允，主张立即执行。陈指挥临刑，大骂王守仁：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王阳明笑了：你一个人算什么！阴曹地府有十八个冤魂等着你哩，一进去就给打趴下了。

陈指挥被砍头，当时无论是官场还是百姓，仿佛松了一口气，个个欢欣不已。后人评价王阳明的手段，真圣贤的担当气魄，“居法司，不可不彻此理。”

其实，比王阳明还早的朱熹，更高明——朱熹帅潭，即在那时长沙这个地方当行政长官。朝廷发生了变故：太上皇宋孝宗驾崩，光宗有病退位，又当了太上皇，丞相赵汝愚等立嘉王赵扩为帝。当时，为了政治上的稳定考虑，赵汝愚给多位重要的封疆大吏事先秘密通报。朱熹也接到了赵丞相的密信。朱熹跟别的地方官员不同的是，他将赵丞相的密信读完就藏到袖筒里，没有准备迎接朝廷传达新皇帝登基诏书的钦差，而是立即升堂，问：咱们潭州牢狱中，还有多少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得知有十八名。朱熹下令：都给我提出来，立即押赴刑场砍头！

刚刚将这十八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杀完，朝廷传达新皇帝登基的钦差就到了，大赦天下。朱熹的圣明，就在于他能判断形势，不愿意让这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沾溉新皇大赦天下的隆恩，因而抢在大赦诏书到达之前，先把事儿办了。

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手段，在当今那些没有民胞物与情怀、只知有技术法律和法律技术、成天叫嚷着废除死刑的人看来，是不爱惜人的生命云云。

那么，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现代人能理解得就更少了——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类似今天的政法委书记，才七天，就将长期在鲁国以伪言蛊惑学生的少正卯给杀了，且曝尸三日。当时，连孔子的学生子贡都不理解——“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子贡从计较利害角度问老师：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门徒和粉丝很多，经常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到处搞讲座，喜欢他的人很多，老师您刚刚当上政法委书记，就把他杀了，这是不是有点儿……？孔子说：来，坐下，我告诉你，对天下危害最大的有五种东西，抢劫盗窃都不能算，这五种罪恶就是：心机悖逆阴险但表现得却很诡异、行为邪僻但却很坚定、口谈笔写虚伪矫情但却滔滔不绝总有话说、貌似学问很深但却都是歪理邪说还自鸣得意、任何坏事到了他嘴里都能被装饰得很有道理，这五种罪恶，任何人只要沾染一种，就应该被有德之士诛杀，少正卯这五种罪恶占齐全了，况且还招收门徒、吸引粉丝，以心灵鸡汤壮大势力，对那些不好好读书却急功近利的人构成强烈的吸引力。这种人一旦成事，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不诛杀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自古以来，那些内心不靖，本身就是少正卯坯子的读书人，许多人也貌似有所学问，但因内坏偷私，以蔑裂穿凿之心，妄图窥伺圣贤之未尽善，继误解并屈意张大之，以逞一己之小智。尤其是现代学者妄人，功利心切，妄图建立自己的所谓新学说，欲速成其所谓一家之言，纷纷质疑孔子诛杀少正卯，以其为以言获罪的开端。至晚近拘腐之人，还百般考证孔子并未诛杀少正卯。尤为可笑者，亦有考据彼时的“诛”，并非杀，而是口诛云云。这些，都是对孔子的矮化。

其实，比孔子更早地诛杀少正卯这类人的，是前辈的圣人：“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

其实，在孔子的时代，能像孔子这样执法的，也只有他一人，真可谓天生此人，百代千年，尤不可期！他这样执法，一定会为当时的人和后世许多人所不理解，其必然“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也会很快让鲁国的国君和权贵不满意。所以，孔子必然当官不会当得太久。那么，如何能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做最有意义，足以垂范万世的事？他选择了诛杀少正卯，给天下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像高寒地区的植物一样，在短暂的生长期内，快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直到冰雪将至，临近凋零，还满身开放鲜嫩的花朵。

古人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现代技术型的所谓法学者，缺乏深厚的文化修养，缺乏民胞物与的情怀，只从西方的法学中学了几个八手的空洞概念，就顾盼自雄，内心局促捉狭，关起门来踌躇满志地为天下制定法律，自许专家，专美其事，不容外人疑问，外界对有关法律的话题凡一字不合其意者，必讥刺为“法盲”，而浑然不觉自己本身就是“文化盲”。好施小惠，以小惠而障蔽大德，脱离特有的语境，贩卖西方所谓的轻刑废死，狃于一隅而浮言滔滔，许多法学家本身其实就是当代活着的少正卯。他们以为无原则赦免、轻刑废死，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蛊惑愚弄荒惰无学又热衷跟风的浅躁之辈，以为声势浩大，以主流自居。

唐太宗很看不起汉末荆州刘表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他说：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赦再赦，善人暗哑。抚养稂莠而害嘉谷，赦有罪而贼下民。“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

《尚书》有云：“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无穷。”今天的所谓法学者，乐于讨好愚下而取宠，只知滥施小惠，以博取声名。这种伎俩，其实古人早就看透了。朱熹曾说：“今人轻刑，只见犯人可悯，不知被伤者尤可念。……夫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二帝三王不能为治。”尤为可恨者，司法屡受干扰，世儒鄙论、异端邪说，惑乱视听，而俗吏司法多夹杂私利，长此以往，法律失去应有的效力和意义，“天理民彝，必至泯灭。”

其实，主张严刑峻法的人，并非嗜杀，也不是不珍重人的生命，而是对当下的司法状况很不信任。其实，真正的终身监禁与死刑相比，真可谓生不如死。但是，在中国，反观近数十年的司法情况，你不得不沮丧地发现，无论一个罪犯多么罪大恶极，只要未被判处死刑且立即执行，许多罪犯都有不断减刑生还且法外逍遥的机会，有的罪犯以保外就医之名在外潇洒，招摇过市，如同示威。前不久，黑龙江曾经被判处死缓的某贪官，已经是连续三次减刑了，你能相信他在监狱里做了什么感天动地的事儿，连续获得如此大的宽宥？耳闻目睹多了，你不得不沮丧地发现：犯罪能被轻判，说明此人有本事和背景；获刑还能不断减刑，则罪人举家振奋且炫耀于世，无异于获得奖赏。律条虽繁密若凝脂，而执行中网开八面，千方百计以突破法网，为罪人开脱求生，尤为未足。这样不断令人沮丧的司法现实，你怎么能让人相信并依靠法律？

即便是轻刑废死，也不是今天这种“文化盲”的法学家们所能做到的，不应该也不能在他们手里实现。否则，危害之大，无异于鼓励犯罪。元朝人李简论轻刑缓死：“议狱，议其入中之出；缓死，缓其死中之生。”意思是，尽量给犯罪人以宽宥的可能。但是，他又说：“至元大憝，不在是典。四凶无议法，少正卯无缓理。”就是说，尽管要对犯罪之人再三宽宥，尽量给他们寻找宽缓的可能，但是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讨论，不是凡罪行都可以考虑给予宽缓，有的罪行，“不在是典”，即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对这些至恶大憝是否宽缓，如药家鑫杀人案，有什么可宽缓的？如复旦投毒案，有什么可宽缓的？如贩卖残害儿童使人家破人亡，数代人内心创痛的人贩子，有什么可宽缓的？就像对于分裂国家、被尧帝流放的“四凶”，有什么可讨论的？就像孔子诛杀少正卯，有什么可宽缓的？

背阴向阳，前德后刑。从古至今，能理解孔子诛杀少正卯、朱熹杀囚、王阳明斩陈指挥的，一定是异代知音，即便非为圣贤，也至少有仁者的情怀，非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不可。可以说，自古至今以及以后，司法，非仁者不能为，因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总之，把世界交给没文化还自负，以法学专家自矜炫世，只知法律技术的“文化盲”、“法呆子”们，人类必将走向更加堕落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