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廿一日癸未

          耶稣2015年7月6日

 

习近平先生倾向中华文化，发表了一些尊孔尊儒的讲话，有人就说习近平贬弃马克思主义（下称马家），去马归儒了，这当然是过度解读。东海早就指出，毛泽东是“立马反儒”，马克思加秦始皇；习先生则是“存马推儒”，在不改变马家立场的前提下推重儒学，马克思加孔夫子。

马克思加秦始皇是恶上加恶，马克思加孔夫子则是恶中有善，有向善之几。这对于靠反儒起家的共产党来说，难能可贵。习近平的尊儒讲话，是对百年蒙昧主义思潮的一次历史性异议，为儒学复兴、中华重建提供了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中国最终弃马归儒提供了方便。

儒家九死余生，影响依然薄衰，朝野对儒家的反感和误会依然深重，因此，“存马推儒”作为权宜之计，颇有必有，情有可原。但必须指出，时间拖久了，流弊极大，必然导致各界思想更加混乱，国家精神更加分裂，官员民众都无所适从。

因为儒马两家在道德标准、文化立场、政治模式、制度设置等等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

儒家闻过则喜，马家闻过则怒；儒家和而不同，马家同而不和；儒家周而不比，马家比而不周；儒家成人之美，马家利人之恶；儒家尊师法祖，马家欺师灭祖；儒家诚信和谐，马家欺诈暴力；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家己所不欲专施于人。

儒家“民贵君轻”，马家“党贵民轻”；儒家“唯有德者居之”，马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儒家“春秋责备贤者”，马家善于责备弱者；儒家“礼不下庶人”，马家求全责备于民；儒家五常三纲，马家或阶级斗争为纲或经济建设为纲。

最根本的是世界观矛盾。儒家世界观是仁本位，马家世界观是物本位。世界观的矛盾导致生命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统统矛盾，这些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儒马之别是华夷、王暴、正邪、善恶、人禽之别。

或说：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革命精神。答：因指导思想、原则宗旨和领导集团的不同，革命品质会产生优劣正邪之别。论文明性正义性，儒家革命最高，如汤武刘秀；其次是有大量儒家支持参与的革命，如刘邦李唐；其次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朱元璋孙中山；其次是一般农民革命，如陈吴；邪教“革命”最恶劣，如洪杨之乱。马家“革命”纯属造反。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也反革命---彻底反掉了革命所应具有的抗暴救民的正义性。

或说：“儒马有不同点也有共同处，钱穆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儒家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不是殊途同归。”答：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我有《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一文阐说，兹不赘。钱穆先生确曾肯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自古即有社会主义的雏形和思想传统。这是他的思想误区。

儒家爱社会，非常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但决不认同社会主义，就像爱家爱国忠君但不允许家庭、国家和君主主义化一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政治序列中，民永远居于主体地位。早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就指出了集体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指出了民主主义的反自由性--与自由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而马邦学界至今还在为社会主义和五四民主主义涂脂抹粉，何其无知落后乃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的尊儒表态，让一些马家知识分子闻风而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友好关系的文章纷纷出笼，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就颇有代表性。

陈先达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说儒家“反对马主义”没错，说儒家“拒斥西方先进文化”则是栽赃---这么做的恰恰是马家自己。

陈先达说：“马克思主义立足点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儒学中没有阶级，只有君子与小人之别。”此言确实指出了儒与马的一大原则之异。儒家不论什么阶级，不论有产无产贫富贵贱，严于君子小人之别，正邪善恶之辨。这与强调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马主义自然格格不入。

陈先达说：“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很难把握。”相反，马主义者不可能真正把握仁本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辩证法这些儒家的精髓。陈文以马为体，以儒为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学进行肆意歪曲和恶意利用，乡愿苟且，混乱夹杂，似儒实马，左支右绌，为马列化儒学、殖民化儒学作了典型性示范。

不过，曾经疯狂批儒反儒、以儒为敌的马家学者能够含含糊糊地说些儒家好话，确实不失为一大进步。春江水暖鸭先知，此之谓也。

或说：“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已不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了，经过多次中国化，其内容已经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答：原教旨也好，修正主义也好，马主义有三大原则始终一贯：哲学物本位，政治制度党主制，经济制度公有制。此三原则与儒家的仁本位、礼制和民有制格格不入。

马家不能与儒家结合，与法家则一拍即合，因为两家思想精神高度默契。

商韩派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学说，其性恶论反仁本，君本位反民本，法术势反礼制反教化，又有轻罪重罚、草菅人命、军国主义、阴谋权术等等特征，所以最容易与马家结合。

法家倡法术势，儒家重礼道时，针锋相对。儒法之争是礼与法、道与术、时与势之争。非礼之法必是恶法，违道之术必是邪术，悖逆时中原则之势必是恶势力。儒家是真善美的高端，法家是假恶丑的典型。尊儒是顺缘善缘，重法逆缘恶缘；近儒是趋向五福，近法是接近六极。古今不良思想和势力都容易认同法家，中外良性学说和力量都能够尊重儒家。近儒是亲君子，近法是近恶人，近儒者赤，近法者黑。

儒法之争，是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华夷之争，仁政恶政之争，礼制恶法之争，圣贤盗贼之争，真理伪理之争，天理人欲之争，文明野蛮之争，光明黑暗之争。

儒马之争何尝不是如此？

马家与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也血脉相通。

民主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儒家外王学也有共鸣点，但一旦主义化，就喧宾夺主了，既悖儒家思想，也违自由原则，与反文化、反法治、反良序的极权主义一拍即合。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鼓吹这两种主义，都是为虎作伥。

民主的要义是民众授权，强调的是政权的民意合法性，可不是民众决策。很多政治社会事务不宜“走群众路线”。换言之，在具体行政工作中，民众不能做主，民意仅供参考。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病人手术需要家属授权，但家属无权主导和指挥手术。

启蒙派中至今依然流行很多错误思想，例如错认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为民主平等科学，错认马克思主义为真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正道，错把仁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做坏东西等等，都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大错。因此，儒门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真话正理。借用孟子的话说：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或说：“马克思主义还拥有宪法地位，最好暂时不要异议，以免有违宪之嫌。”答：正因为马家拥有宪位，我才特别忧虑而严加批判。如果它已经退为百家之一，影响危害有限，我还未必愿意为之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呢。注意，言论自由包括批判宪法及其指导思想的自由。如果宪法不能异议，还谈何修宪？

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努力，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以权力将儒与马勉强拉扯在一起，将正邪善恶强制性烩成一锅，结果是马不马儒不儒。名不正，一切都无法归正。去马立儒，尽管艰难，却是国之希望和势之所趋。

去马立儒就是去恶归仁，以仁为本。仁本主义有三本：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社会以人为本。尊重民意，追求宪政，维护人权，倡导四大自由，强调法律人格平等，反对言论罪和文字狱，都是仁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主张，坚持仁义之本，驱除唯物之邪，海纳西方之善，重建中华之美。

日前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中共应该正名”的意见，值得重视。共产党与唯物论、党主制和公有制血肉交融，既违反民主自由原则，也悖逆仁本思想和大同理想---大同是同文同德，不是共产共物。弃旧图新，改邪归正，必须正名。

共产党可以更名为仁民党或新民党。仁民是仁爱人民之意，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包括重民保民亲民，庶之富之教之。“亲民”是《大学》纲领，朱熹解“亲”为“新”。新民之意是，人自明其德后，当推己及人，使广大人民去其旧习，成为新民。

仁民党或新民党，意味着这个党是遵循中华道统，坚持仁本主义、维护人民权利的党。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和谐幸福的家园，领导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才有“赶英超美”和实现大同的希望。这样的党才值得人民支持和拥护，值得国际社会尊重。

有关链接：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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