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作者： 何怀宏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廿八日庚寅

          耶稣2015年7月13日   

政治是需要延续的，需要制度化乃至法治化的，不能制度化延续的政治只有局部和短暂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发端伊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专注于青年的特点。被视作新文化运动号角或旗帜的《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创刊时，陈独秀写了一篇可视作发刊词的“敬告青年”，明显只是将青年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象。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对中老年人表示失望，但也不是太激进地要批判和打倒他们，而是说：“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

杂志创刊那年陈独秀36岁，而围绕着这份新创刊杂志的一些中坚撰稿人物，在1915年的时候，高一涵30岁，易白沙29岁，稍后加入的李大钊26岁，胡适24岁，刘半农24岁，钱玄同28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即他们自己也是相当年轻的。但《新青年》楬橥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开始的确主要是比较专注于文化的，它想在被认为是不太成功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之后，掀起一场针对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关切又始终是和对现实政治的焦虑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它直接的动因和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只是现在认为政治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这就是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从教育启蒙上解决，从改革社会制度风俗比如改革家族制度解决——而批判父权、特别提携和面向青年也是解决之一法。

在《新青年》等报刊发挥唤醒作用之后的两三年，各种社团、学会组织开始大量涌现，这些社团开始多是以思想、学术、文化乃至道德修身为宗旨，且基本都是以青年为主体，有明确的青年意识乃至强烈的青年情结。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为例，学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学会发起人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者，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断然在青年与过去人物和当时政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

这样，最有活力的年青一代几乎和年迈的一代脱开了，产生了深深的断沟。他们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但和实际政治又几乎不接触，缺乏甚至蔑视实际政治的经验和训练。他们抱一种完美主义的理想，痛恨牟利和强权的“污浊”政治，但一旦他们掌权或试图争夺政治权力，他们自己其实也很难摆脱利益和强力的诱惑。

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场青年运动。它有宝贵的文学激情和生命活力，也有深刻的政治意蕴，甚至就在对单纯文化、文学内容的运动和倡导方面，其后也有深深的政治的刺激和对理想政治的向往。而最后的结果也是政治引领文化，而非文化引领政治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确有一些坚持走与文艺结合、或者与学术结合的青年，还有自结村社寻求一种浪漫理想的共同生活的青年，但他们或很快希望破灭，或渐渐被边缘化。新文化运动中的年青人更多的是投向政治。而青年与政治的结合，则往往是要走向开始是抗议的社会运动的道路，爱国主义则是一个天然正义的爆发点。

我们也许可以在此一般地考虑一下年龄与政治的关系。有两种政治，一种政治是治理型的政治，还有一种政治是运动型的政治。前者是常态，是传统，是政府存在的主要形式。后者则是比较新的现象，是从社会方面来运作的，往往表现为一种抗议的政治。抗议政治有时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改变政治的气氛，甚至改变政治的方向，不过，它最好还是最终转变为或落实为治理型的政治，否则，就可能是只开花而不结果，只流动而无常驻了。政治是需要延续的，需要制度化乃至法治化的，不能制度化延续的政治只有局部和短暂的意义。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追求富强。但从世界文明史看来，国力的强大与否，乃至政治的优良与否与治者年龄的年轻与否并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成年乃至老年并不意味着就缺乏进取性。增长的年龄的确有一种“老成持重”的倾向，但当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国之重器”时，的确有必要特别谨慎，有必要有一种“持重”的精神，因为政治是要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是要决定国之盛衰甚至存亡的。这里最需要强调的或许不是年龄，而是经验和责任。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经验和责任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当然要肯定抗议性政治的作用，但是，除了在罕见的急需变革的时期，它不应当成为主流，不应成为政治的常态。而对于政治的常态来说，更需要的是政治经验。

好的政治是需要磨合的。好的政治家也是需要磨炼的。青年政治其实是容易走向浪漫的运动政治的，青年学生运动又具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更具理想性或浪漫性，更加非功利乃至反功利。它富有热情乃至热血，富有献身精神。但也仍然保留作为群体运动容易泯灭个性的大众性和容易颠覆中道的激烈性。青年运动在初始处的确是来自比较纯洁的激情和比较单纯的理念。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和赞美这种激情，因为它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常常能激发公众的热忱和良知，引起变革，打破政治的守旧和沉闷，改变社会的气氛以至政治的方向，但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方向。它是否能够修成正果，甚至是否能够产生结果，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