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崛起与儒家复兴”

——第三期法意读书会侧记

参与者：丁耘、干春松、张旭、舒炜

整理人：林子恒

来源：法意微信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一日癸巳

           耶稣2015年7月16日

导读：2015年7月13日（周一）19:00-21:00，法意读书会第三期“中国崛起与儒家复兴”在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举行。本次读书会由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中心主任舒炜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对话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旭副教授同场交流。

在读书会开始，主持人舒炜将本次读书会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又三位学者畅谈当下中国“儒家复兴”的种种走向与情势，第二部分侧重探讨近两年儒家研究中的“康有为热”，第三部分则是由在场读者与三位学者进行交流。

第一部分：儒家的复兴

在第一部分，舒炜表示，当下的文化界走势应当被概括为“传统文化复兴”而非仅仅是“儒家复兴”。“传统文化复兴”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初现端倪，如90年代大陆兴起的“钱穆热”现象。传统文化的复兴与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人的异化与孤独这一背景是有关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现代生活的一个必要补充。

丁耘教授表示，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这与今天题目的前半段——“大国崛起”是密不可分的。随后丁耘教授从时间维度阐述了他观察到的中国“儒家复兴”的四个阶段：

丁耘教授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末的学院阶段／思想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保守主义的兴起，那时儒家只是保守主义的一支，但现在却变成了最强的一支；

在2005、06年之后，儒家复兴进入了它的社会阶段，儒家的普及工作，一般有教养的公众对儒家的接受程度非常高，例如“于丹热”现象；同时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学院儒家的互动，从而转向了儒家，例如秋风；

第三阶段从13年开始：儒家进入了政治阶段，这届党中央政府，释放了对儒家非常好的信号；但党内理论家并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因此解释权落入了儒家之手；

第四阶段在，这一两年，儒家进入了宗教阶段，这也是丁耘教授最新的一个观察，而代表就是“康有为复兴”。庞大的儒家研究长期集中在政治儒学上，近年来一直推进的是经学、公羊学的复兴，而现在从公羊学、今文经学走向了康有为的复兴；康有为所处在的古今中西交界点，他的洞见对中国当下的困境的指引作用但是；但康有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现在着重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和“国教论”，这一路数越来越清晰，也意味着可能性越来越窄；康有为的这种方案深入地介入了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的制度、风俗、安排做出了全盘的反应，使得儒家的主张越来越宗教化，极端化。

干春松教授则从社会的横切面分别截取了儒家复兴的大中小三个社会面向：

大的方面在于中国大国崛起的背景；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旦崛起，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而是一种文明的崛起，因此传统文化成为定义崛起的最佳路径：例如甘阳的通三统，要解决的是五千年的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重新弥合；儒家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儒家是有清楚所指的：强的是三纲派（三纲五常是不能变的）；弱的是有常有变（但并不具体讲什么是常，什么是变）这些都是为了告别新文化运动时期应激性地与传统割裂这一问题。

小的方面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和适应，包括日常生活和风俗；干教授随后举出山东省组建乡村儒学的尝试；儒家解决中国农村空心化的社会试验；三字经、弟子规等方式传播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新乡贤”的建设，乡村秩序的重建。应当说，儒家满足了现代一部分，尤其是农村生活的需求。

中的方面就是学术层面，2004年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国以往以西方的模式讨论中国哲学的方式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方式不是最好的传达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方式；很多学西学的人都转向中学，就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明证。

干春松教授

张旭副教授指出，但凡国家复兴，国家精英第二代就会主张本土化，主张国家复兴的成就是由于自己传统文化的某种因素所造成的；如果国家的形势不好，会将不好的东西归于自己的传统；但当国家好起来的时候，也会将国家的复兴归于自己的文化；总之，就是形势比人强；历史主义的命题：“命运总是高于智识的；”这是一种必然；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只有到了最近这些年，才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越来越收缩到一个集中的主题：儒学的复兴→经学的复兴→康有为复兴→新康有为主义。为什么是康有为？这个收缩代表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大国崛起后，有对国家正当性的论证，用儒家的传统来做这个工作。丁耘最喜欢的熊十力和梁漱溟，还有钱穆他们都是新儒家，但是是反对康有为的；丁耘虽然认为新康有为是一个现象，但一直不能肯定这个现象；为什么是康有为呢，我觉得可能是儒学中的政治儒学的复兴有关系；

张旭副教授

舒炜总结第一部分讨论，指出1840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只能进行某种学院化的抵抗，从新儒家三圣：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到04年各个大学开始建“国学院”，都是在学院进行重建。真正对社会有刺激的思想性的东西，一个是蒋庆的研究；一个是对家庭文化的研究。儒家对家庭、亲情和人情的强调，是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家族重建，因此在第二部分开始前，就重建家族的问题请三位学者讨论一下。

舒炜总结

丁耘指出，家族复兴呼应的问题是农村空心化问题，这个不是五四带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离。 

干春松也指出，现代农村的空心化，和重建宗族制度可能是两个问题；农村问题可能是个现代化的问题，是城市化的后果，现在的问题的解决不是要通过宗族重建，而是某种社会组织的重建来解决这个问题；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不是要重建宗族，而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建立起来一些互助组织；山东乡建的组织资源很多，在党和村的组织架构下面，在尝试通过民间组织来帮助他们来重新组织乡村。

张旭从学理上阐述儒家对家庭的看法，同时指出如果整个的经济基础和家庭基础都不存在了，那么儒家所依赖的家庭和家庭价值是否就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正如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归纳为伦理本位这样，伦理价值还在通过中国的家庭延续，经济基础改变，抽象价值仍然得以延续。 

丁耘在农村问题上进一步指出，农村的集体生活原来中国共产党搞得就很好，这一点梁漱溟也承认，承认自己的儒家思路输给了共产党的思路，而那一时期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这一个根基之上的，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是否像曾亦说的那样，融合康有为和毛泽东两个传统。

第二部分：为什么是康有为？

对话现场

干春松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接触儒学的过程，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和钱穆，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进入儒学的；大多数人进入儒家的方式是非常不正统的，研究儒学是在不断的往前走的过程，有一个不断被儒家经典吸引的过程。

而康有为的魅力在于，因为他有更深的经典的基础。现在康有为的形象不够正面有如下原因，首先是自黑，其次是现代中国的革命史观不可能肯定保皇的康有为。

而现在学界开始研究康有为，意味着首先是儒学的转向，从港台儒学到大陆儒学，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第二是对经学的重视；第三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最后，干春松教授肯定了丁耘关于康有为和毛泽东两个传统的说法，他认为康有为历史哲学非常重要：他用三世说的历史哲学，理解在世界中的中国；他的《大同书》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源头，是对儒家自我的否定；大同书提供的世界主义的面向，也呼应了三世说；同时康有为提出儒家国教论的方案，从蒋庆、康晓光到现在的唐文明和干教授自己，都支持这一方案；

丁耘教授也肯定了康有为的复杂性：处在古今之间的康有为提供了很多资源，我们是选择是大同书的康有为还是孔教会的康有为？同时丁耘教授指出，连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先生说心性儒学是本，政治儒家是末；只是有轻重缓急的差别，在心性与政治想通的儒家的大格局里面，康有为的儒学中没有心性儒学的问题，所以必然是行之不远。

张旭认为，康有为很复杂，甘阳老师对康有为的评价非常不好，因为中国需要一种健全的保守主义，而康有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康有为拥有古典儒家资源，但他是否能够担当得起保守主义或者新儒家的鼻祖的角色，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比较健康和稳健的保守主义，是成疑的。康有为代表了一种“战斗的保守主义”；康有为的思想都是出于某种论战性的东西，而不是体系性的东西；现代我们对康有为的有些资源很重视比如家族、君主，保教立国。

舒炜总结，丁耘强调一个格局更大的儒家；张旭强调需要一个革命的儒家。同时康有为的复杂也形成了对康有为不同主张支持者间的分歧：是要大同书的康有为，公理学的还是孔教会／保皇主张的康有为，这是当下康有为研究带来的问题。

干春松指出，康有为不是一个完人，但康有为是一个问题的刺激点，要我们回应现代的问题；儒家整体的格局肯定是内圣外王，但康有为的政治化，是为了应对具体的时代；不能用完满性来要求康有为，康有为为我们提供的是问题意识与角度，而不是他的具体方案。

现场听众

在随后的第三环节中，各位读者听众们纷纷举手，向在座的三位老师提问，就康有为的政教观、儒学在未来大国崛起中扮演的地位，以及儒学本身的重要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