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传出将向有关部门申请设置国学学位的消息，招致了众多不解和批评，有篇文章甚至说“纪氏国学兴，现代大业亡”——“纪氏”是指近年来一直呼吁振兴国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但我认为，设置国学学科的文化动议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

国学大体上有两个特征：从时间来看，国学相对于今学而言是古学，即中国古代的学问；从国别来看，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即中国本土的学问。所以胡适说国学就是中国的“国故学”，而而梁实秋则说国学就是本国独自形成的、区别于舶来学问的学问。既然如此，无论周朝的“六艺”还是孔子的“四科”，无论是刘歆的“七略”还是后来的经史子集，乃至于天文历法、金石考古、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等，皆是国学的内容或分支。进言之，国学在古代可约略地等同于中国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设置成独立的学科门类——既然国学包含有经史子集，在经史子集之外再设个“国学科”就是床上叠床、屋上架屋了。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国学不但有所退缩而且也没有守住自己的学术体系，而采用了西学的学科分类方法，因而丧失了自己的韵味和特色。众所周知，西方人文学科有文史哲三大门类，但中国学问却是文史哲浑融一体。比如《诗经》，就体裁而言是诗歌，具有文学特征；就内容而言，根据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史书具有史学特征；《诗经》也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论，具有哲学特征；此外，《礼记》上还说“温柔敦厚，诗教也”，那么《诗经》还具有敦化风俗和乃至讽谏时政的社会功能，因此说它具有社会学、政治学的特征也未尝不可。由此，目前把《诗经》研究划入文学学科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认为：国学有个基本特点就是“通”。所谓“通”，既指“通学”，也指“通人”。“通学”就是涉及所有学问，“通人”就是培养通才通艺。中国古代的学问主张文以载道、学以成德，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点和西方的学问确乎不同。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属于哲学经典，但却不能看作文学名篇。如果硬要把中国古代的某种学问或某部典籍划入西方的某一学科，不但会割裂学问本身，而且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具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而不是通才，更不会出大师，不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

今天中国人的知识视野和学术体系已然空前拓展，远非国学所能范围和概括，所以今天国学不应谋求也无法做到一统中国学术体系的霸权地位。然而，国学也不宜削足适履一味迎合西学的学术体系，否则就会丧失自我和本性而流为西学的附庸。事实上，目前国学的西学化色彩已经很严重，比如用晦涩的西方哲学语言和烦琐的西方哲学论证方式解读诠释孔子和老子，走失了中国的历史场景和文化意义，变成了西方的孔子和老子。因此，将国学单独设置一个学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实属必要、合情合理。

无论成功与否，就其意义和影响而言，申请设置国学学科的动议都反映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意味着国学正在试图摆脱西学附庸的局面而回归自己的本身传统，也意味着中国人开始走出百余年来积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拼命往西走”的“全盘西化”且不用说，今天我们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所使用的价值观念、学术范式乃至论证方式仍是西方的，实质上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

此外，如果动议通过，还必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还有无必要分设在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是不是可以纳入到国学学科？甚至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都会成为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儒学、墨学等，只有道学、理学等，没有什么哲学。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许多西方哲学家都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我们固然不宜以彼之是为是，但我们也不必因彼之有而非要弄出个“中国哲学”来！

当然，“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设置国学学科和国学学位涉及到国家学科分类体系的变动，最好广泛征求各界意见。把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固然可以，但下面设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国艺、小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与边疆研究七个二级学科就未必合适。因为小学是文字之学，乃国学入门基础，应为国学各学科学生所掌握；国艺是无论是艺术研究还是艺术培养，都不妨交给艺术系去做；至于少数民族文化、边疆研究等，在历史上多是归入集部。所以，与其创制更新，无如一仍旧贯，经史子集四个国学二级学科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