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之城

作者：贝淡宁

          吴万伟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六日戊戌

          耶稣2015年7月21日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书的工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政治理论讲师。我刚刚完成有关社群主义理论的博士论文，来到新加坡倍感激动，因为该政府刚刚提出了“把社会放在个人之上”的社群主义作为该国在学校、工作单位和家庭来讲授的四个核心价值观之一。我知道我来到的不是自由民主国家，新加坡基本上是一党专制国家，以侵犯隐私权和限制言论自由而臭名昭著，但是如果它的政府管理形式意味着社群主义感情的丰富而高效地实现而不是政治过程中放纵的个人主义、无所适从、冷漠异化西方民主社会社群生活衰弱后产生的其他现象，那也是有价值的。或许新加坡模式不能被普遍推广，但可能适合刚刚娶了中国大陆姑娘的“加拿大社群主义者”。但三年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因为系主任告诉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

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小岛，大小和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差不多，现有人口将近500万，包括一百万移民工人。该岛最初是苏门答腊人室利佛逝帝国的前哨基地，被爪哇人称为淡马锡或“海城”[1]。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该岛是柔佛苏丹统治的领土的一部分，虽然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在不同时期曾统治过这个地方。1819年英帝国建造者托马斯·斯坦福·莱弗士成为该岛的殖民者。莱弗士爵士被称为“新加坡的缔造者”，他的塑像仍然位于他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土地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古老和最豪华的宾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莱弗士爵士是理性主义者，反对奴隶贸易，决心在把这个岛塑造成讲究美德和繁荣的地方，虽然后来的历史并不总是按照这个计划展开。新加坡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成千上万的移民从中国、印度和附近的马来伊斯兰群岛涌来。到了20世纪初期，该岛主要由中国男人组成，他们没有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来这里赚钱，然后尽可能快地回家，”[2]中国定居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三合会（犯罪集团），卖淫猖獗（合法的），70%的中国工人都经常抽鸦片。正如在香港一样，英国殖民者从鸦片贸易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从1824年到1910年，鸦片税是政府唯一的最大收入来源。[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队入侵马来亚，战争的高潮就是新加坡之战。六天后英国人被打败，他们在1942年2月15日交出自认为本来固若金汤的要塞而投降。这次投降被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描述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4]。像在香港一样，残酷的日本占领期通常被描述为新加坡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5]，这也意味着英国失掉了战无不胜的光环。

战后英国重新掌权，但是最终也同意了民众的自治要求。1959年，在给予新加坡控制除外交政策和国防之外的所有政府事务的条件下举行了选举[6]，(类似于1997年以来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选举，四年后宣布彻底独立。但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怀疑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独立小岛能否在经济上生存下去，所以竭力加入周边地区的联邦组织以便新加坡能够享受共同市场的利益。李光耀还利用机会将岛内主张独立的中国左派边缘化，虽然他们在二战中英勇抗击日本而获得道德合法性。1963年，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北婆罗洲组成了新联邦---马来西亚。但两年后，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被迫独立（虽然李光耀的亲信吴庆瑞已经制订了独立的秘密计划）。[7]被驱逐出联邦部分是因为主要是华人的新加坡人和主要是穆斯林马来人邻居之间的民族差异和互不信任，新加坡和马来亚经济政策的冲突以及领导人的性格差异也发挥了作用。

李光耀在宣布独立时的公开哭泣非常著名。新加坡轻易地赢得了国际上对它的独立的承认，但摆在面前的经济和安全挑战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只有稳定和团结的社会才能克服这些障碍。人民行动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建国运动，旨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激发爱国公民为国家做出牺牲。但是建国可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挑战，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从头开始建国的”[8]。幸运的是，李光耀和他的中尉军官们信心十足。像其他国家的建造者一样，他们需要灌输某些价值观神话（批评家可能说的）以便把人民团结起来（本书其他城市的政治领袖不需要面对这样的要求）。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这样描述新加坡的初期：“没有广泛接受的道德价值规范，新加坡仍然是现在的样子，一个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群体。我们为什么想用创造性的想象力、健壮的性格、扎实的道德价值观进行公民改造呢？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公民，我们就不能保证可以维持生存和繁荣所需要的持久基础。”[9]

那么，新加坡领导人让新加坡人成为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命运的公民而试图灌输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人民行动党喜欢用首字母缩略语，人们可能用三个M来标识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多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和贤能政治（meritocracy）。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些价值观。问题是这些价值观（人民行动党解释和推动的）也产生了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比我在任何西方国家遇到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这破坏了国家创造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爱国公民的目标。正是在认识到社群主义言论和个人主义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之后，我开始真正反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系主任得出我不合适在那里工作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我不想太过消极，自1994年离开新加坡到14年后再度访问那里，我从与老朋友吃饭、喝酒和聊天中看到了更多希望。下面请让我从三M破坏国家建设说起，最后提出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测。

物质福利的价值

过去我曾有打零工的经验。用大镰刀给滑雪山坡割草，开送货卡车，在餐厅当服务员，在图书馆整理图书等。我总是很清楚这些工作是临时性的，干这些活挣的小钱主要是用作青少年的物质享受。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第一份全职教学工作对一个学术界新人来说好得惊人。薪水的40%被放入被称为中央公积金的强制性的储蓄计划，所以我不需要担心长期问题；政府将管理我的金融未来，在我看来这很好，因为我对管理基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大学的住房是有补贴的，我能剩下很多钱下馆子吃饭或者到马来西亚或越南等异国风情之地旅游。有生以来第一次不需要为钱发愁了，工作也令人愉快。实际上是有人出钱让我读书、与朋友们或比我小几岁的学生讨论政治理论问题。我是否来到了没有物质匮乏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在那里人们活着就是要工作而不是为了生存才工作，不同种类的人都可以在和谐社会中实现自己的创造价值?

2000多年前，孟子指出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他们才不会误入道德歧途。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0]在人们为下一顿饭怎么而吃发愁时推动道德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政府的首要选择就是确保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得出了类似结论：“没有绝对基本物质前提，稀缺成为普遍的，因为稀缺，会使得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死灰复燃，从前肮脏的生意就可能再次复苏。”[11]如果共产主义在实施中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基础，是不能长久的。

李光耀和他的主要助手拥护社会主义，至少在初期是如此。不过，他们也是现实主义者，对社会变革和道德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新加坡不幸的开端之后，他们觉得最紧迫的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以支持人人享有美好的物质生活，这是培养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关爱他人的行为的必要条件。一旦满足了基本需求，新加坡就可以成为一个“要求更高层次的感情的国家。这种感情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一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是以忠诚、牺牲、甚至献出生命来回报国家的决心。”[12]

1960年代初期，很少人会预测新加坡的经济能成功。1960年代的新加坡以暴力和动荡为特征，其课本一再强调“英国军事基地撤出后的经济灾难、华人和马来人的种族暴乱、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推翻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的“马印对抗”（Konfrontasi）、华人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征兵等议题，当然还有新加坡被赶出联邦的伤心、痛苦和失望等。[13] 但新加坡成功了，正如李光耀回忆录的标题显示的“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在2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从肮脏落后的亚洲港口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现代化大都市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为国民提供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的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机会。[14]

我妻子宋冰在我们到达新加坡后不久就找到一份工作，为新加坡内阁撰写中国司法改革的报告。她在为一家智库工作，当时的名字是“东亚政治经济研究院”，院长是吴庆瑞博士。吴博士几次邀请我们共进晚餐，令我们深感荣幸。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头脑聪明，谈吐优雅，富于个人魅力。他有很多增强新加坡人创造性的点子，有时候甚至到了怪异的地步，要是能看到进餐的客人会怎么使用这些观点就好了。吴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曾数次到中国访问，富有远见地看到那里的巨大发展潜力。他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虽然一旦下了决心后往往坚持己见。他曾经提议改造办公室，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吴不耐烦地说“就这么定了。”办公室就是按照吴的要求进行装修改造的。

吴博士被广泛看作新加坡经济奇迹的设计师。[15]在1959年选举前，他已经制订了新加坡经济战略的纲领。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吴博士建立了经济发展局，旨在为在新加坡办厂的本地和外国投资者的项目提供财政支持。

到新加坡后不久，我们就在裕廊西得到政府补贴的公寓。大学房管科的官员告诉我们那是斜屋脊多元文化区域，但对都市年轻人来说并不是理想的地方。我们的公寓周围是公屋区和工厂，往返学校需要一个小时。一年后，我们被允许住得离学校更近一些，因为我眼睛一再受到感染，医生把疾病归咎于环境污染。

经济发展局早期最著名的工程是把大片空地和荒地打造成工业园的裕廊计划。经济发展局在任何客户到来之前花费大笔金钱建设基础设施。[16]当时，批评家们把这些工程称为“吴的蠢事”，但最终它由于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人们的称赞。

吴博士还推动依靠出口制造业而不是进口替代的投资政策。其思路是依靠经济发展局在新加坡之外寻求愿意把制造业设施落户新加坡的企业家，从新加坡向外出口产品。与此同时，国家实施开放外国投资的战略是有创新意义的。正如李光耀用他典型的坦率语言所说的“当然，流行的理论是跨国公司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的剥削者，会榨干我们的血。我们没有原材料供他们剥削，我们拥有的只有劳动力。别人都不愿意被剥削，所以，如果他们愿意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为什么不呢？我们欢迎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剥削我们，都要学会如何为他们工作，这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17]

2009年9月，我遇见了老朋友蔡明发，他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开一辆漂亮的跑车去接我，不过我们还是去工人阶级街区品尝当地小吃。天气炎热潮湿，但是在阴凉处很舒服，我们悠闲地边喝冰镇啤酒边聊天，痛快地玩了几个小时。我认识到在新加坡可能不适合“逛街”这种研究方法。在这热带气候下，没有人会把逛街当成享受。街市就是社交生活的核心：这是朋友聚会的地方，人们可以谈天说地或议论政治掌故。[18]蔡明发解释说，1960年代几个偶然的历史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发展成为自由国家。冷战、越南战争、印度尼西亚的屠杀华人、新加坡的种族暴乱等都成为政治精英手中可以依赖的东西，使他们有能力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其他权力源头。但是我纳闷，这是真正必要的吗？香港在1960年代也遭遇巨大的挑战，如文革期间暴力极端分子引爆炸弹，但政府并没有上街镇压，仍然成功发展了经济。正如任何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说的那样，不同政治后果的一个关键解释或许在于不同的经济模式。

要在一个偏远的并不好客的小城市国家投资，跨国公司只有在获得稳定和安全的投资环境的承诺后才愿意剥削它的劳工。但是在1960年代初期，左翼政治运动和新加坡的独立工会组织非常强大，他们并不一定欢迎被剥削的机会。而且，人民行动党想更多控制劳工以便实施长期的发展规划，比如它要求雇员把35%的工资存入中央公积金(雇主被要求投入中央公积金相当于工人工资的5%的资金)，这给予政府相当多的现金储备去进行都市开发、公共房屋和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19]

1991年，我的同事和朋友教授神经心理学的年轻讲师徐顺全决定加入反对党。李光耀作为总理已经下台(虽然作为内阁的高级部长仍然在发挥影响力)，年轻的部长杨荣文回顾说，曾经有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玩世不恭者称这个阶段是新加坡的布拉格之春。徐顺全博士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大批的人群，毫无疑问这令政府感到担忧。他在我所在的大学发表演讲，房间里挤满了人，在气势上明显战胜了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文达星(在法庭上继续和徐顺全斗争)。不久，徐顺全博士就被系主任兼人民行动党议员解聘，理由是滥用科研基金。我的许多同事对此感到愤怒，但我们非常害怕，也没有任何举动，这是令人感到压抑的时刻。几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丹尼斯·约瑟夫·恩莱特写的一本文笔优美的书，题目是《乞丐教授》。作者描述了1960年代初期他因为发表作为英语教授的就职演讲而遭到人民行动党部长公开批判的经历。好多人加入到声援这个大学教授的活动中，数百名老师聚会支持他保护言论自由的事业。但在徐顺全博士的案例中，没有一个学校老师公开为他辩护。我的大学怎么啦？我纳闷。

新加坡这个故事的黑暗面在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开始镇压其他派别，尤其是反对党和工会组织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发展计划的政治力量。

就在我和蔡明发会面的当天，《海峡时报》发表了有关一本新书《穿白衣的人》的报道，该书讨论了人民行动党在1960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一次有人引述李光耀的话承认把“共产党”标签贴在众多政治对手身上，他们推动左翼政治活动，但不一定是正式入党的共产党员。

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左翼从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两个反对派群体开始主导政治场景，使得人民行动党和亲政府的新加坡全国总工会(NTUC)为一方，社会主义阵线及其附属机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SATU)为另一方。1961年的两次附属选举后，人民行动党只是以非常微弱的多数保住了政权。在这种时候，正如卡尔·特罗说的，有可能的情况是该党“开始计划被称为‘冷藏行动’的政变”[20]。1963年2月3日，安全部队出动悍然拘捕了将近150名记者、学生领袖、劳工积极分子、反对派政客。在没有提出指控也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把他们关押在欧南路监狱糟糕的条件下三个多月。政府求助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案，人民行动党承诺要废除该法案，但至今仍然在实施。社会主义阵线附属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因为注册申请遭到拒绝而被依法禁止存在，亲政府的新加坡全国总工会成为主要受益者。李光耀解释说，好战的工会组织的目标不是“解决经济和发展问题而是制造更多问题，这将造成更多的失业，国家会陷入崩溃。如果经济正常运行，该制度占上风，共产主义就不会得逞。无休止的罢工、怠工、静坐和各种示威游行将阻挠经济，延缓其发展速度。在马来西亚之后，将开始大清洗。如果你呼吁政治罢工不去投票，你将被撤销注册，失去合法地位。[21]实际上，好战的工会组织受到极大限制，基本上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22]，若在民主背景下，这些措施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难实施的。在人民行动党近乎垄断的政治权力控制之下，该经济模式持续了几十年。

在1985年经济陷入衰退之后，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退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依赖来刺激投资和就业，但是新企业往往是与政府领导下的公司合作的中小企业，结果是政府控制和卷入的中小企业实际上增加了许多。[23]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独立工会组织遭到的限制仍然存在，目的在于确保本地和外国经营者的稳定。政治压迫更加零散，但在迫使持不同政见者闭嘴方面还是非常有效。李光耀的话非常说明问题。他解释说，政府需要“大棒”以便管理，不需要“使用太多。对大人物用一两次大棒，其他人就会注意到了。”[24]

政府用它的社会福利途径为其控制民主政治的行为辩护。它提供了大规模的自筹资金的公共房屋项目、自筹资金的养老金、基本免费的教育，但是正式劳动力之外的人没有失业保险、公费医疗或国家资助的养老金。[25]主要考虑是国家资助的福利项目将延缓经济发展速度，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下去的。李光耀非常明确地指出，反对派运动企图“破坏银行”，隐含的意思是使用“大棒”对付他们是合法的。“你得与这些人斗争，他们不仅决心不再继续投资，而且把已经储蓄的钱拿来养猫。如果一个选民天真地相信可以做这些事情，你就是在破坏银行。”[26] 这里，民主政治将破坏人民行动党发展经济的机会。

人民行动党为了经济目的干预“私人”生活也是臭名昭著的。从受教育的母亲的经济奖励到禁止销售口香糖，人民行动党已经显示在追求繁荣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干预几乎无所不在。再次，李光耀对政府的做法直言不讳，“如果不干涉个人事务的话，我们将不能取得经济进步。与谁做邻居、如何生活、说什么语言、声音多大、怎么吐痰等全由我们说了算，不要考虑人民的想法。”[27]新加坡记者契连·乔治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点明了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结果“新加坡是个空调国家，是一个安逸舒适与中央控制独特结合的社会，人们精确把握了环境，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个人自主性。”[28]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或许新加坡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看重个人自主性。正如李光耀说的，新加坡人“很少怀疑，崇尚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29]但问题在于，政治压迫破坏社群主义的目标，意味着它实际上推动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对国家整体的承诺。即使偶尔使用“大棒”对付反对派政客如徐顺全也是在向社会发出不爱国的信号，“在新加坡，最好专心做自己的事，闷声发大财，把政治留给政客去搞吧。”[30]难怪，根据最新的一次民意调查，“在谈到参与政治行动的时候，无论是请愿书签名还是参与静坐或合法的游行示威，新加坡人都是最冷漠的。在政治参与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新加坡人都是五个东亚邻居中排名最靠后的。”[31]

大部分人对政治压迫的反应是变得冷漠，不过也有些人会变得沮丧，只好到其他地方寻求机会，结果新加坡一直在丧失一些最优秀的人才。2007年对新年破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许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动的已经开始行动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每千人26.11，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部分归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以及规则和法律过于严厉。[32]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总理吴庆瑞说“我们给予新加坡人的教育越多，为他们创造的机会越多，他们就有越多的国际流动性，他们拥有从建屋发展局（HDB）得到的廉租房越多，就越有钱在澳大利亚买更便宜的房子。新加坡人会扎根新加坡吗？会有足够多的新加坡人留在这里确保国家的长期生存吗？我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新加坡人，他们享受了新加坡的一切好处，却要在国家遇到小风浪的时候收拾行李乘飞机离开。[33] 政府做出的回应是吸引外国人才，但多数新加坡人相信外来人才“在危机时刻是不会效忠国家的。”[34]

根据要求，我向系主任提交了“政治理论入门”课程的阅读书目。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多讲一些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强调说我不应该给一年级学生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理解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很自然的，这使我偏偏要对着干。我讲解了穆勒的《论自由》，确保给全班同学阅读了最后一段话：

一个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还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图在管理技巧方面或者在与企业经营细节相似的实践上做得较好一点，却把国民心智扩展和提高的根本利益向后推迟；一个国家若阻碍其国民的成长以便把他们变成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即使为了良好的目的；那么，这个国家将发现，依靠这些卑微小民不可能完成真正伟大的壮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实现了的机器的完美，为了机器可以更顺畅的运转而宁愿撤去了根本动力，到最后却发现机器因为没有动力而成为一堆废铁。

当政治压迫和彻底的家长制结合起来，即使出于为了公民现有和未来福利考虑的好心，人民也可能变得更加追求物质享受，缺乏公共精神。新加坡社会学家郭建文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哀叹新加坡出现的情况：

【在“开明专制主义”下，公民】被强大的监护力量所控制，政府竭力去满足他们的愿望，控制他们的命运。政府愿意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努力工作，但是它成为那种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者：政府为公民提供安全，监督和供应必需品，为娱乐提供方便，为他们排忧解难，指导工作，管理财产，分配遗产。让人民免于思考的麻烦和生活的苦恼，人生还剩下什么呢？[35]

求助于托克维尔，郭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权下的民众将缺乏对同胞的信任，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当然也没有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愿望。相反，“公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生活的物质利益方面，这再次对政府有利。“人人都热衷发财，已经有钱的人考虑如何保住财富。专制主义的本质正是鼓励这种欲望，传播这种破坏性。虽然这令国民道德水平下降，但这是专制主义的保障，因为它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36]

新加坡人热衷物质享受已经不是秘密。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曾描述新加坡的民众意识形态是“拜金主义”，[37]按照前总理吴国栋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来说，“不购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38]。新加坡人的梦想通常被描述为“五个C”：职业、公屋、轿车、俱乐部、和信用卡。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0%的新加坡人暗示他们对国民身份不感兴趣，只要能发财就行。[39]

在裕廊西，妻子和我与我们社区一个说汉语的商店店主成为好朋友。她讨厌人民行动党，尤其讨厌李光耀，投票支持反对派---工人党。问题不在于她工作卖力却工资低廉，而是常常因为政府检查员和政府反对落后的中国方言的宣传而感觉低人一等。我们觉得她善良聪明。我们和她的朋友一起庆祝中国节日，她也成为我岳父母的好朋友。我曾经计划在上次旅行时去看望她，但她母亲最近刚刚去世，她不愿意离开家，这是传统儒家服丧礼仪的要求。

新加坡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今天，它是世界人均GDP第五名。其经济模式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让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也遵从新加坡模式依靠跨国公司输入资本，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管理水平。新加坡拥有2500亿新加坡元储备以防“不时之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加坡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决定---减少国家储蓄。）

但是像多数奇迹一样，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是海市蜃楼。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是人们仍然被当作经济生产力的工具，他们工作时间长，把工作当作生存手段而不是生活需要（即使老年人也有很多外出工作以便新加坡在国家经济竞争力优胜劣汰的斗争中保持领先：新加坡劳动力中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在1993年到2003年间增加了57%，虽然只有5%的新加坡人愿意在65岁退休年龄之后工作）[40]。在自由派看来，问题是政府的高压手段限制了个人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社会民主派看来，问题是缺乏国家资助的福利，造成弱势群体的痛苦和收入不平等的巨大差异（2006年，新加坡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排名在全球105名，与布隆迪和肯尼亚并列；将近30%的家庭不能赚取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41]在社群主义者看来，最深刻的问题是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支持的经济模式鼓励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国家承诺。契连·乔治说得好，“新加坡的悲剧不是缺乏理想主义而是它系统地奖励热衷个人主义的多数派，打击具有社会公共意识的少数派。”[42]难怪李光耀逐渐认识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30、40、50年”才能养成国民对国家整体的感情。[43]他没有说到的是，正是其政治体制应该为进步缓慢负责。

多元种族主义的价值

去年在翻阅几个旧箱子的时候，我偶然发现1990年申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求职时写的“目标宣言”影印件。我写的是“我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经验印象最为深刻。在魁北克，法裔加拿大分裂主义者运动仍然非常活跃，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的紧张关系仍然时常爆发。但新加坡成功地完全消弭了民族冲突。在1960年种族暴乱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同文化族群和谐平等地共处。我计划学习和研究新加坡人的经验。”我在读到它时禁不住笑出声来，心想“我在焦急地寻找工作，我真的相信我写的东西吗？”我知道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非常天真。每次我说话，一个同事都会说“他是新来的。”但是我真的那么天真吗？

新加坡是多民族社会，英国殖民政权把社会分成固定的种族类别和俗套，并一直持续到今天。[44] 众多群体并不总能很好地相处。1854年，不同中国方言区的人之间的暴乱持续了12天，造成500人伤亡。[45]一个多世纪之后，1964年，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暴乱造成36人伤亡。

一个外交官朋友告诉跟我谈到他和新加坡一个部长的会面。他称赞新加坡维持种族和平共处的努力，但这个部长笑了笑，说“没有那么神秘。你需要做的只是把枪放在这里（指着桌子下面）”

从那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严厉镇压有可能引发暴乱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任何表现。区分维护和平的“大棒”和用来获得人民行动党权力的“大棒”并不总是很容易。在1990年代中期臭名昭著的案例中，大众喜欢的反对派政客邓亮洪被迫离开新加坡，因为人民行动党指控他是中国沙文主义者[46]，但是自上台以来，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旨在防止种族矛盾出现的法律，成功地阻止了民族冲突的爆发。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受到特别控制。前总理吴作栋说，“一旦宗教卷入，如果燃起大火，就无法扑灭了。我们非常担心这种事。”[47]基本想法就是让不同宗教信徒分开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靠宗教对话和相互理解最终建立更强烈的国家共同体意识。

但是，在宗教领域之外，人民行动党确实推行了融合政策。主要目标是遏制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促进民众对建立在安全和繁荣基础上的新加坡国民身份的认同。因此，它采取了“多种族主义”的建国原则，意思是不同族群在社会环境中混合，同时维持各自独特的文化习俗，相互平等和睦共存。其中一个融合政策是被称为建屋发展局的全国公共房屋项目。在建屋发展局公寓建造之前，人们居住在相对分散的同质性民族聚居区内。为了形成“种族和谐”的局面，政府强制推行房地产的种族融合。政府“通过清除擅自占用土地建房，把它们改造成为高密度的高层建作为公共房屋供居民居住，从而打破从前的种族聚居区。不同的种族按一定比例被分配进入每幢公屋和每个公屋区。结果，每个公屋区将反映新加坡总人口的种族构成比例：大概75%华人，17%马来人和8%印度人。”[48] 融合性房屋政策有明显的劣势，如把人们从种族社区连根拔起，打破了种族间隔，提高了“杂合”家庭的成本，让少数族群更难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如建屋发展局公寓中的厨房紧挨着厕所的设计是殖民地华人商品房流传下来的，这让印度教徒难以遵从传统的清洁礼仪）[49]，不过这也帮助解释了自人民行动党上台以来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没有暴力冲突的原因。生活在公共补贴的房屋中的居民获得一种所有权的意识（今天85%的人住在建屋发展局公寓中，其中80%的人对公寓有99年的租期），这意味着现代大部分新加坡人与国家繁荣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这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花费了一段时间才赢得学生的信任。到最后，学生不再紧张了，尤其是在我的办公室的小组学习时。在离开新加坡之前不久，我问几个学生万一发生战争，有多少人愿意为国牺牲，没有一个学生给出肯定的回答（一个学生说他愿意做出牺牲，但这是为了家庭而不是国家）。

另外一个融合措施是国民服役。李光耀对新加坡能否独立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没有信心，吴博士说服他要建造国家军队并实施强制性的服役制度。新加坡在面对安全挑战时确实有一个模范---以色列。作为被可能充满敌意的、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大国邻居包围下的小国，新加坡求助于以色列的指导。李光耀说“我们在世界这个地方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任何人若认为我们好欺负，我说：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我们选择以色列的模式，具体地说，把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训练成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保家卫国的军人或许是必要的。”[50] 李光耀政府邀请一群以色列军事顾问(伪装成墨西哥人以避免让穆斯林邻居感到窝火)为新加坡国防军提供秘密训练。1967年，新加坡实行了以色列风格的强制服兵役政策。但是，国民服役作为融合工具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只有男性被征召入伍（和以色列不同），马来人入伍的数量很少，因为不相信在与邻居发生战争时他们会为新加坡而战[51](虽然现在国防军对马来人更开放了)。而且，新加坡（和以色列不同）自独立以来没有打过仗，尤其是私下里，人们常常怀疑国防军的价值。正如《海峡时报》专栏作家郭伯松说的，“非常清楚，人们对保家卫国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无论是老板还是没有利益关系的旁观者，我看到他们都不仅对国防军的牺牲不屑一顾，而且显然没有任何的爱国情感。”[52]

至于语言，人民行动党觉得它必须做出更加不得人心的决策。在1960年代初期，它决定确立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和英语），以马来语为国语。新加坡的未来是在与马来亚组成联邦的背景下提出的，非马来人被鼓励去学习马来语。马来人作为本土人主要是从象征意义上在宪法中得到特别承认。[53]但是在1965年获得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偏离了“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民族和语言政策，但它不能创造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若以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中心可能引起严重的国内种族关系紧张并招致邻国的批评甚至入侵。因此，政府决定推动以英语作为主要的教育语言，以“母语”作为第二语言。英语具有国际商业和贸易的语言优势，因此英语的推广和应用为新加坡带来竞争优势。英语的推广也是包括多数族群华人在内的所有族群的共同愿望。李光耀明确指出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与多数原则冲突的：

如果我们选择汉语，支持汉语，我们如何谋生呢？如何适应这个区域适应这个世界呢？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但华人都想要汉语。如果我们投票，就得遵循那个政策。所以，当人们说“啊，问人民吧！”这是孩子气的废话。我们是领袖，我们知道后果如何。他们说，人们自己会思考？你真的相信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家伙知道他对语言、文化和宗教等问题上的本能回答的后果吗？但我们知道后果，我们可能挨饿，可能面临种族暴乱，可能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54]

当然，推广英语的语言政策也符合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利益。一方面，他们是相对享有特权的接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少数菁英，在英语环境中他们的权力将更加巩固。楚明伟认为人民行动党可以利用接受英语教育的人挫败接受汉语教育的人，摧毁说汉语的工人阶级政治反对派。[55]

虽然这些专制措施---打破民族聚居区、强制性服兵役、推广英语教育刚开始很不受欢迎，但是这些政策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经很舒服地使用英语作为教育和政府管理的媒介，少数人主张重新划分民族聚居区。或许，国家建设真的接近成功的边缘。

2009年9月。我与蔡明发在小吃街边吃边聊几个小时后，另外一个朋友，政治理论家本杰明王参加到我们的对话中。本杰明王和蔡明发相互热情地打招呼，然后用新加坡人口音很重的英语交谈，这种口音让我觉得很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说英语的方式。在喝了更多冰镇啤酒后，我问本杰明王新加坡政府在什么事情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说政府应该放松对文化和语言的管理。他指出多伦多比新加坡的文化更加多元，他在那里读博士，不同族群的人一般来说相处得很好。不像我们这里必须说新加坡英语这种“杂合语言”或被迫适用不同的种族划分，这等于时刻提醒我们语言和文化差异并让我们觉得低人一等。

在这一点上，政府可以放松管制和文化重塑，允许更自然的表达和演化。另外，政府如果不是消除强制性的服兵役，或许可以逐渐减少，逐渐采用哥斯达黎加的去军事化模式而不是继续以色列模式。它还可以推行包容性更强的融合政策，如新加坡年轻人（无论男女）需参加一年强制性的公共服务项目。整个过程将伴随着政治自由化和更多言论自由，因为政府不再需要高压手段实现国内和平。

但是历史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人民行动党决定优先选择民族身份，尤其是华人语言和文化。他开展了“说普通话”的运动，鼓励新加坡华人在社会场合使用普通话而不是方言。在教育上，政府更多强调母语教学，每个“种族”的孩子必须在学习英语之外学习“母语”（虽然政府后来认识到双语政策有点要求过高，所以在大学入学考试中降低了语言要求）。1980年代后期，政府在中小学也推动宗教教育，基本上是不同族群对应不同宗教。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政府推动以民族为基础的福利，通过废弃全国性组织负责各民族弱势者的观点，而是采取以民族为基础的福利体制，各自照顾“自家”穷人。

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政府的官方话语和政策在1980年代后期及1990年代初期发生民族转向。最宽厚的解释是新加坡领导人是受经济动机的驱使。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有足够的先见之明预测到中国经济和政治崛起，所以新加坡决定应该强调其“中国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维持这种比较优势。结果，中国成为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目的地，两国在2008年后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重新强调民族性的另外一个可能理由是李光耀的个人性格，其他“缔造者”（失去政治影响力）不能像从前那样多地限制李光耀的个人喜好。[56]李光耀从来不隐瞒其世界观“你知道存在一些天生的偏见。我并不假装自己没有偏见，我也有偏见。如果我的一个儿子回家后说‘我结识了这个美国女人，她是我在美国认识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什么肤色？”[57]他也非常清楚地说，他自己的种族身份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强。“人人都知道我们离真正的正宗的新加坡华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现在比30年或40年前更有中国性的理由之一是学习和读书及年龄增长的结果，我认识到人性没有改变。”[58]或许他逐渐“认识”到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其他人也有。隐含的意思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提出建立在人们可以超越自身局限性的乌托邦假设基础上的政策。

以民族为基础的福利一直遭受批评，因为它增加了跨族婚姻子女的成本，他们被迫进入政府划定的类别中去。[59]而且，民族群体名义上的平等往往掩盖了法律平等往往有利于众多富裕华人的事实。[60] 因为人口少和经济状况低劣，马来人没有同样的能力帮助相对穷的马来人，所以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即便没有扩大也仍然持续存在。[61]

1992年，学校安排我上大课“政治理论简介”（300多学生）。我是接替一个只依靠西方材料的侨民，所以决定在课程中更多承认亚洲文明的内容。该课程开始讨论的主题包括“没有道德的政治”，但我没有选择马基亚维里，我觉得选用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公元前280-233年)更好。他是一个深刻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政治鼓吹者，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法家奠基人。我在课堂上使用多数学生都懂得的韩非子原文中的汉字。在本课程的第二部分“没有政治的道德”中，我讨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同时特别提到了道家思想家的观点。在最后一部分“道德与政治”中，我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和穆勒的观点，但同时也讨论了孔子的观点。我希望学生会赞赏我在课程中纳入更多亚洲观点的尝试。

在我最后一次上课前不久，一个学生从办公室门下塞进来一张字条，上面的用语很不友好。该学生指控我有种族主义倾向，具体地说就是赞美中国思想家，贬低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我试图在课堂上反驳这种指控，但新加坡一个同事和朋友指出我也有部分责任，因为我只讨论了中国思想家的贡献。问题不在于我实际上是否支持他们的观点，仅仅在课堂上呈现这些内容就已经显示我是在认真对待它们。从课程大纲中排除穆斯林或印度思想家的贡献，我送出的隐含信号是他们的观点不重要或没意思，至少马来人学生和印度教学生会这么看。我使用汉字的做法进一步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到疏远，因为他们看不懂。后来，我通过纳入伊斯兰和印度传统经典中的相关读物，并坚持在课堂上使用英语以试图纠正这种偏见。

结合新加坡各地张贴的“说普通话”的标语和李光耀公开为“强大的中国价值”能够和应该影响非华裔新加坡人的观点辩护，对相对富裕的华人多数族群有利的事实使新加坡少数族群的政治疏远感更加强烈。[62]作为回应，人民行动党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族群政治代表的数量，如实施集体选举区制度确保选民投票选举的多席位选区中至少有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但是这些措施也旨在巩固人民行动党对权力的把持。在1977年选举前不久政治动机被表达得非常清楚，人民行动党增加了集体选举区制度的规模从四席增加到六席，但并没有增加少数民族的代表。

显然，这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政策从国家建设角度看似乎问题特别大，因为政府非常有效地批准了对一个族群而不是对国家的依恋。正如反对派政客徐顺全指出的，“这些以种族为基础的社区将变得越来越内向，他们关心的问题将更加狭隘和区域性，在此情况下，怎么能培养强大的国民精神呢？”[63]从新加坡敏感的地缘政治背景看，值得进一步探讨其政治动机，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它对民族性尤其是中国性的强调。不管在国家建设上会付出什么代价，新加坡呼吁对亚洲文化的自豪感与不那么民主的邻国领导人的利益碰巧吻合，所以在这方面可担忧的事并不多。

协议履行几年后，我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主要由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和公共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东南亚为什么比东南欧做得好？”当时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总统领导下政治稳定，南斯拉夫则分裂成冲突不断的民族部落，他的答案是基本上专制政权有助于获得和平并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苏哈托政权几年后垮台，印度尼西亚成为新兴民主国家)我对西方政治说教强烈反感，可我非常讨厌发言者自鸣得意的语调，所以忍不住走到麦克风前说，我对比较政治也很感兴趣，也在思考为什么新加坡成为除了少数石油丰富的海湾国家之外没有采取政治民主的唯一发达国家。一开口讲话我就后悔了，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大辩论家的陷阱。发言者回应说，我是拥有帝国主义心态的典型西方人，总认为民主对任何人都是最好的制度，我应该更多反省自己的偏见。很多听众热烈鼓掌。

对亚洲自豪感及其遗产的重新强调发生在苏联解体和自由民主似乎横扫全球的时刻决非巧合。新加坡领导人开始担心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尤其是政治民主思想的入侵。他们做出的回应是创建了“亚洲价值”观，该术语就是为了挑战西方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亚洲价值观名义提出的最常见的主张是需要牺牲这样的自由以便满足更基本的物质财富需求。[64]但是亚洲价值观的说法很快遭遇批判性的审视。即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需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什么新加坡人均GDP已经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时，新加坡人还要继续做出牺牲呢？这种论证是价值观之争还是在竞争性的善之间保持平衡的实证研究呢？像亚洲这么多样化的地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民主的印度能分享这些价值吗？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李光耀很快改变立场，宣称他实际上指的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但它们真的是“儒家”价值观吗？

在离开新加坡后不久，我和一个著名的儒家支持者共进午餐，他在美国一重点大学教书。曾经应邀在1980年代后期帮助设计新加坡学校的儒家伦理学课程（作为宗教伦理学课程的一部分，因为威胁到重新引起宗教冲突而最终被抛弃）并和李光耀有个人交往。我问起李光耀对儒家的兴趣，这个学者连连叹气“他不懂，他根本就不懂。”

儒家是丰富而多样的传统，拥有一些共同的线索。在政治上，它强调依靠礼仪和道德典范而不是惩罚进行管理，追求和而不同、一个和平的没有边界的大同世界理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孟子一派认定，人性可以通过适当的道德教育而改善。早期儒家的观点受到法家如韩非子的强烈批判，理由是松散的管理在充满追求自我利益的政治行动者的危险世界里将引发灾难。因此，需要通过法律和严酷的惩罚等手段来增强国家的力量。韩非子的目标几乎就是彻底的国家控制，他一再强调道德考虑不应该成为干扰。难怪各国君主非常乐于接受这种观点，公元前246年登上王位的残暴的秦始皇吸收韩非的建议征服和控制了整个中国，成为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建造了长城（部分）和拥有大量兵马俑的陵墓，还活埋了数千儒家学者并焚烧儒家书籍。这个王朝非常短命，但韩非的影响一直持续存在。

所以，李光耀或许确实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不过法家的影响或许更明显。公平地说，李光耀还没有杀掉一个政治对手，也没有公开为杀害无辜民众辩护，但他的“要么支配别人要么被别人支配”的玩世不恭论调[65]、他依靠严酷惩罚控制民众生活的做法、他的缺乏仁爱以及严酷对待批判他的记者和反对派、还有他的“艰困的社会”和富国强兵的呼吁等等都说明李光耀是现代法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偏离了1980年代中期的建国目标和民族融合政策，那时候国家建设本来可以通过政治自由化而得到巩固的。但李光耀需要强调种族分裂，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来对付政治自由化诉求的办法了。在他的心目中，目标是建造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强大的国民。

贤能政治的价值

一封送到我母亲在蒙特利尔的住址的平信通知我去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师岗位的面试。我认真地准备这次面试，阅读了政治理论中的经典内容和最近的一些热点议题辩论。我期待的是由一帮专家进行的面试，通过考察该领域的知识挑选一名最佳候选人。他们给我提供一张前往华盛顿特区的机票。下飞机后，我乘出租车前往信封上写的地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那里不是大学而是新加坡大使馆。我被引领到楼上，更令我吃惊的是，接待我的人竟然是新加坡驻美大使。大使和我打招呼，并请我坐下。第一个问题：1985年你为什么前往古巴？我感到奇怪他是怎么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那是麦基尔大学组织的学习热带农业的旅行的组成部分。第二个问题：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说，不是，我是社群主义者。这是一个质疑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政治理论。他似乎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说“希望你在新加坡过得愉快。”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但对面试过程感到困惑不解，一直在想，我是否真的配得到这份工作。我被录用是因为我是最优秀的候选人还是仅仅因为我拥护社群主义？

新加坡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但选举过程并不民主，即使按民主的最低定义，即国家的最重要政治决策者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选出来的。正如萨缪尔·亨廷顿注意到的，这样的选举只有在采取措施如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在反对派候选人和政党能够批评现任领导人而无需担心遭到报复等情况下才是可能的。[66]但在新加坡，个人投票是编号的（政府至少在理论上能够查出谁投票支持了哪个政党，对那些可能投票支持反对派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限制性的影响力）；有希望的反对派候选人遭到公开羞辱，以令人怀疑的理由令其破产或丢掉工作；政府还明确威胁要取消某些服务如公屋改造，如果该选区投票支持反对派的话。亲政府的媒体很少为反对派提供时间或空间来表达观点。不过，如果考虑到李光耀公开的反对民主的观点，这些反民主做法不应该令人吃惊。他的儿子李显龙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提出了类似观点“假如你在国会中有10个、15个或者20个反对派议员，我就不是花费时间思考新加坡的正确政策是什么而是要花时间思考用什么办法搞定他们或收买支持者的选票。”[67]

在很多外国观察家眼中，新加坡应该被贴上专制国家的标签。但新加坡领导人并不接受国家只有民主或专制两种的这个前提。相反，他们认为贤能政治的概念最好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考虑到新加坡人口少，资源有限，国家应该由根据美德选择最聪明和最有品德的人来领导，让我们再次借用李光耀自己的话：

新加坡是奖励勤劳和美德而不是依靠天生的财富和特权的社会。精英根据人民的利益而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制订规划、控制国家权力。我们就是在资源贫乏和有限的情况下，依靠这个群体创建社会组织，激发起全民的热情和蓬勃发展的力量，创造出为国民提供亚洲第二高的生活水平的奇迹。这种顽强奋斗的精神是新加坡应该保持的。现有计划和实施的主要重担落在大概300个重要人物身上，他们来自贫穷的或中产阶级家庭，来自不同的语言学校。新加坡实行贤能政治，这些人就是通过自己的品德、才干和辛苦工作而脱颖而出的。[68]

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受到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中等水平和能力以上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如果领导人表现良好，人们就会跟从。

我和妻子参加了新加坡的牛津剑桥同学会聚会，新加坡的一个政府部长作为聚会的嘉宾主持人。有人问主持人政府为什么需要限制《远东经济评论》之类期刊的发行量，因为人们可以越过边界进入马来西亚轻易地搞到这些东西。他笑着回答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担心你们。聪明人会找到办法了解信息的，这没关系。我们担心的是建屋发展局的公屋居民，生活在公屋里的中下层阶级。他们是需要照顾的人，我们要确保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不要过多接触那些引起感情反应的信息。”

这种途径在新加坡华人社区引起强烈反响。正如李显龙解释的，“许多儒家理想仍然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一个例子就是君子管理政府的概念，他们有义务为人民做正确的事，因而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尊敬。这比西方概念更符合我们的实际，西方认为应该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政府，除非它能证明并非如此。”[69]

这样的言论很容易被认为是领导人为限制民主的措施辩护的幌子而被不屑一顾，但是新加坡政府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多地尝试将贤能统治的理想制度化。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是无情的竞争，学习最好的学生“成为未来领袖”。[70]内阁部长都有出色的教育和业绩记录，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是因为学业优秀获得政府奖学金从而进入政府工作的。[71] 1960年代后期，人民行动党派出若干拥有博士学位的候选人参选，但是李光耀发现仅有学术成就还不够，最终把目光转向政绩突出的技术官僚。到了1980年代中期，该党从新加坡武装力量中招募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军官”。吴博士受到壳牌公司选择拥有“直升飞机质量”（意思是关注关键细节的能力同时看到全局）的经理的选拔体制的启发，制订了严格的标准化的选拔程序。这个过程涉及到政府和公司领导人的推荐，与部长一起“喝茶”，对候选人的人品、动机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详细调查，然后是政府高官进行的面试。接着候选人被安排在不同部门进行基本培训，并从事基层政治工作，那些具有管理潜力的人被给予一天半的心理测试，涉及到一千多个问题。这些考试旨在候选人的检验分析能力、想象能力和现实感。[72]

虽然如此，仍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人民行动党采用这种严格的筛选程序是否属于贤能政治。一方面，该体制的偏见在于更喜欢这些政府领导人自己在当学生时追求的学业成绩良好。当选者往往拥有“法律、工程、科学、企业管理和其他基本上形式论的或定量研究的学科背景”。[73]能为政府管理带来更多人文关怀的人文学科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当选吗？如果政府受到儒家理想的影响，它或许考虑这样的观点，政治领袖应该接受包括音乐在内的“六艺”训练，以改善其道德判断力和通感能力而不仅仅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能力。

这个选拔过程似乎也强化了传统偏见，它意味着教育和政治上的流动性机会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开放。性别偏见最明显，在新加坡政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女性内阁部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学者士兵”（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并不是变革的好兆头。这个过程似乎也在奖励政治一致性，排斥那些或许不善于团队协作的具有创造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人。虽然有一些奖学金旨在为少数优秀贫困学生支付学费，但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受到阶级和特权等操作方式的严格限制。“精英学校之所以是‘精英’不仅因为它们的学生学习成绩好教学水平高而且因为学生几乎完全来自社会的和经济上的特权家庭。”[74]新加坡最贫穷的社区是马来人社区的这种阶级和种族的重叠意味着这个体制同样存在天生的民族偏见。[75]更糟糕的是自从1980年代以来，教育资源中的非华人份额已进一步恶化。[76]政治精英中具有军方背景的学者的优越地位更是伴随着军队中对马来人的制度化歧视，这只能加剧政治精英选拔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一个朋友谈到曾经和前任政府部长会面的故事。这个前任部长显然非常恼火，问道“在新加坡，谁最讨厌？”我朋友回答说“你指的是李光耀？”这位前任部长说“是的，他除了家人，谁都不信任。”

李光耀的生活遵循马基亚维利原则，对政治领袖来说，令人害怕比受人爱戴更好。他公开支持怪异的优生学理论，[77]把奖励受教育的母亲多生育或让教育少的人绝育等优生政策制度化的尝试引起激烈的争议，或许因为它们与位于贤能政治理想核心的机会平等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也是他被迫从自己的政治目标上退却的少数例子之一。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最引起争议的焦点和对贤能政治理想的最明显挑战是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董事长，这是不透明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大约3300亿美元资产。[78] 他儿子是总理，也是该财富基金的副董事长。他的儿媳妇何晶把持着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从前，她是新加坡最大的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联合大企业“新科集团”的总经理）。何晶本来会在淡马锡控股公司最近的经济逆转后辞职，但是因为一个美国商人拒绝该公司的邀请，她仍将继续留任。李光耀最小的儿子李显阳是该国电信巨头新加坡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大的上市公司，政府是最大股东）[79]他现在是星狮集团(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和果汁制造商)的非执行主席和新加坡民用航空局局长。毫无疑问，李氏家族是聪明的，其成员已经证明了在激烈竞争的学界、商界和政界的能力。但是似乎很难让李氏家族之外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就完全取决于其能力或家族纽带，只是偶然因素或其他人没有资格从事他们现在的工作。

新加坡式贤能政治的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特征是李显龙所说的“在贤能政治社会，工资水平与能力高低成正比”的思想。[80]因为政府官员应该是国家最聪明的人，他们的出色工作理应得到高额回报。表现良好的30出头的政府官员拿到“数十万元（新加坡元）的工资”。[81]工资级别的顶端是政府部长，总理本人每年获得310万新加坡元，这是美国总统薪水的五倍。[82]人们不由得想到很明显的问题。在实行严厉专制、缺乏有效媒体监督的政治环境下，政府投票支持这样的高工资，这种高薪酬难道不是合法的腐败？[83]为什么工资水平应该和能力对应？卡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应该是以贤能政治理想为特征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他接着说“它缄默地承认个人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因而生产力是天生的特权。”[84]为什么人们根据天赋能力进行分配呢？约翰·罗尔斯的名言是“从道德角度看，天赋能力是随意性的”。新加坡政府解释说这些高工资是必要的，可以防止腐败，吸引私有领域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高薪养廉）[85]。若用罗尔斯的说法，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些享受高薪的政治领袖推行了最终有利于新加坡人最贫困者的政策。但是，很难相信真的需要这样惊人的高薪来吸引政治人才。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存在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这种工资水平给广大民众传达了不爱国的信息。如果国家的缔造者和缔造者的子女们都需要这种令人作呕的高薪刺激来为国民服务的话，其他人干嘛费心劳神地为社会服务呢？[86]人民行动党常常求助于儒家思想，政治领袖应该成为社会其他成员的政治典范，但他们树立的榜样是，除非给予很高的报酬，否则没有人愿意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在1998年和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长和公务员工资冻结，但雇主给中央公积金的缴费实际上被缩减，大部分员工的工资被降低。正如《海峡时报》一读者来信评论的“如果我们的领袖能够与我们一起，我们就能忍受”[87]。但是一年后，在普通民众的养老金分担额还没有恢复之前，政府已经宣布大幅提高政府部长（20%）和公务员的工资（13%）了。

但是“上面的示范”或许只是新加坡式贤能政治的原子化效应的表面现象。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在很小的时候，孩子们就被灌输超级竞争的教育制度。1979年，吴博士主持的一个教育研究团队对许多孩子不能对付学习两种语言的发现做出反应，建议在小学三年级末实行“分班制”。但早分班学习的意外后果是，父母尽一切可能防止孩子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从而导致了私人家庭教师的迅猛增加以及孩子在求学过程中时刻取得最佳成绩的压力。[88]制造压力的学校体制加剧了“怕输”（kiasuism）现象，这是闽南话，字面意思是“怕输”，指使用所有形式的小动作和自私行为以便战胜别人。国家试图通过旨在提高优雅和文明行为的公共宣传活动来抗衡怕输，但是竞争精神和自私利益似乎对人的行为有更大指导作用。[89]

爱国主义和政治压制

2009年9月。在长时间离开后，我又返回新加坡做研究。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我问司机他喜欢新加坡的什么地方。他说他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提到了新加坡的干净整洁、丰富的饮食和绿色风光。我问自1994年之后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提到了新加坡摩天观景轮，我问在政治上有无变化，他说还是老样子“我们这里不谈政治”。我告诉他我现在住在中国，并说了几句汉语，但他说他是在英语学校受的教育，不怎么会说汉语。他说他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年工作365天。他的妻子呆在家里，有一个16岁的女儿，必须花钱供她上学。他问我在西方国家教育免费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中等教育一般都是免费的，但我们的住房没有补贴。现在我们的谈话变得更加亲切了，我试图返回到政治话题，他仍然说我们不谈政治，我问为什么不。他提到了法规23条，即允许不审判就拘留的国内安全法案。我告诉他肯定不会有人因为在出租车里谈论政治而被关进监狱，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谈论政治？我们有吃的啊。”他接着问如果我想给妻子买什么珠宝的话，他可以带我去。我告诉他不用了，谢谢。接着他提出带我到新加坡闹市区的豪杰大厦，通常被称为“四层楼的妓院”，我说不了，谢谢。

截止目前，我的观点是新加坡政府一直提倡的三个价值：物质福利、多种族主义和贤能政治系统性地破坏了其建国目标。它不是打造一个由富有公共服务精神，愿意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的公民组成的新加坡人国家，政府实际上推行了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把超级竞争和自私行为合理化。与此同时，废墟中确实诞生出一个国家。按照政策研究院对1451名新加坡人的调查，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在24个国家中排名第三，超过加拿大与美国并列。几乎所有公民（95%）都同意或者强烈同意他们为自己是新加坡人感到自豪，他们喜欢新加坡。在众多民族中，持这种看法的印度人和马来人的比例超过华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打分最低。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说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不会离开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会为新加坡而战，即使这意味着失去性命。[90] 最初我对这些发现表示怀疑，或许因为它们和反对派引用的调查数据比起来过于积极了。新加坡人真的这么爱国，竟然到了愿意为国献身的地步吗？那些作为体制受害者的少数民族和穷人比其余人更爱国吗？或许他们的答案并不真诚，或许受访者在自我欺骗。到了紧要关头，他们真的愿意为国而战吗？

在2009年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得到东亚研究院的热情接待，东亚研究院从前是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我妻子曾在那里工作过。我非常遗憾地得知吴博士身体不是很好。[91] 在最初的见面中，妻子从前的上司开玩笑说我在新加坡不总是一个“和谐的”存在。我笑着说，是的，或许那些时候我过于急躁和对抗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理论错了怎么办？万一新加坡人真的是爱国者呢？或许我的动机应该受到质疑，因为自己在新加坡的不愉快经历，我可能一直在寻找某种结论。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正好位于国家开始走上政治开放道路的时刻（或许只有像我这样的初来乍到者才会上当受骗），或许我对社群主义作为自由派个人主义的替代品的期待本身就是浪漫主义幻想，或许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历只是罕见的倒霉而已。今天，它的政治系主任是个可敬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他使用的选拔标准与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模一样。或许我与外国人及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交流太多了。多数普通新加坡人把国家看作机会之乡和向上流动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和先辈或周边国家的人的命运相比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不过，我的论证不可能完全错误。它来自政治领袖的言论和我三年的生活经历、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与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讨论。发生的情况或许是这样的：新加坡人自从我离开后变得更加爱国了，这个发现得到我早先引用的调查的支持，该调查对比了1993年的结果。如何解释呢？一方面，时间或许发挥了作用。不管政府做什么，多数人需要的是一种归属感，人们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会逐渐产生感情。就新加坡来说，人们期待新一代人的爱国热情更高，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1960年代更自由的环境，或许不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偶然”产生的国家。食物或许是部分答案，正如林语堂说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热爱童时所吃食物而已，岂有他哉？”[92]当然不难想象人们对新加坡丰富多彩的美食的喜爱。

后来发现，我的宾馆离豪杰大厦只有两个街区远。在外出闲逛的时候，我走进大厦，马上就有一个高个子“女士”迎上来提出猥亵要求，其性别特征很模糊。我说谢谢，走进去使用厕所。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说这里严禁吸烟，“除此之外，祝你玩的愉快。”我继续闲逛，但里面太热了。我来到市中心君悦大酒店地下室的一个酒吧，有漂亮的雷盖乐队在表演，很快一个漂亮的夜晚女郎就迎上来，我拒绝后，她转向隔壁一张桌子的商人。我知道卖淫在15年前在新加坡就是合法的，我妻子曾陪同一些中国官员参观过国营妓院，学习新加坡政府是如何管理性工作者的。不过，这个地方似乎已经成为官方和非官方性交易的热土。我回到自己的旅馆房间，继续重新评价早先对新加坡的认识。

在过去15年中，国家的强制手腕稍微松动了一些。强制服兵役的时间从两年半缩减到两年。让新加坡成为笑柄的法律如禁止出售口香糖已经放松或取消（技术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发明了自动冲洗的小便池，不再需要找人冲洗厕所了）。公平地说从前有关新加坡的双关语“它是个好城市（罚款的）”已经过时。政府不再连续派出宣传家去宣扬其工作做得有多好，相反是通过行动（如让新加坡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后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来证明。艺术领域更加充满活力，有关新加坡社会和政治的讽刺性电影和文学作品即便不是鼓励至少可以容忍了。[93]甚至移民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美国商人[94]和其他不完全适合政府的新加坡种族类别者也被给予公民身份。

我的老朋友，曾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宪法学教授的谭凯文邀请我和他家人一起到外面吃饭。他已经让两个女儿退学，由他在家里进行教育。谭凯文在和李光耀本人进行的议会辩论中遭到间接批评，所以职称评审没有通过，虽然他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成绩都非常出色。今天，他必须满足于兼职的教学工作。他写书论述新加坡政治史中的领导人，担任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该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是新加坡遗产协会，组织过有关历史的讨论，动员保护新加坡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他解释说，爱国主义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必须有对一个地方的感情依赖，而对历史和建筑的熟悉程度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他的非政府组织不仅仅有新加坡人，许多外国长期居民也是成员。谭凯文提到澳大利亚前战俘的案例，他们动员起来阻止拆除樟宜监狱的计划:澳大利亚政府也卷入其中，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保护监狱中那些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的部分。晚餐后，我们参观了亚洲保险大厦，这是1954年的建筑，在艺术装饰风格上非常漂亮，曾经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谭凯文的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阻止它被破坏，如今是漂亮的雅诗阁酒店，在原始装饰之外非常好地结合了现代生活设施。

[新加坡一章] 新加坡亚洲保险大厦 (由黄庆祥设计) Photograph © Jeremy San. Jeremy San Tzer Ning / Stzern Studio.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松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或许政府最终承认充满活力的结社生活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秘密。关键在于家庭和国家之间中介的协会对爱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打破了社会孤立，允许人们合作，发现本来可能被忽略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各种协会组织是“大的自由学校”，公民“可以看到自我之外的东西”[95]，在这里可以激发政治兴趣和锻炼组织能力。这种协会对抗那些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倾向，培养人们的公共服务精神和意识。当然，公民社会也呈现恶劣的形式如三K党，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保护公民社会的自由特征。其中一个案例是在一群福音派基督教徒采取令人怀疑的手段夺取女权主义非政府组织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的领导权后，政府暗中支持恢复其从前的领袖地位。在另一个案例中，获得提名的国会议员张黎衍在议会发表煽动性演说，反对针对同性恋渊薮去罪化的一个法案，理由是同性恋是“性别认同错乱”，肛交类似于“往鼻子里塞麦秆吸管来喝水”[96]。该法案没有能通过，但政府很少强行实施针反对同性恋场所的法律。如今，新加坡的同性恋场所是亚洲最具活力的地方。就好像政府承认通过法律手段安抚非常保守的选民，同时对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小吃街和蔡明发进行了更多的交谈，他是新加坡最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他说孩子们在保守派环境中长大更好，长大后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选择生活在自由社会中。如果他们在自由派环境中长大，很容易接受诸如毒品和影响学习的活动等诱惑，他们的一生就给毁掉了，即使可以从伤害中走出来，他们也不大可能欣赏生活在保守社会中的美德了。换句话说，他们作为成人的选择将受到限制。作为一个16岁男孩的父亲（仍然对自己曾经有点堕落的年代的记忆，我总算挺过来了）我同意蔡明发的观点。我很高兴儿子在北京相对保守的环境中长大。我突然想到儿子就是在新加坡被怀上的，作为欧亚混血儿（借用新加坡的说法），他说英语和普通话，特别喜欢高质量的美食，他以后或许非常“合适”在新加坡生活。

我并没有暗示新加坡已经成为自由社会的意思。政府仍然采取严厉措施反对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如美国少年迈克尔·费的著名案例，他因为盗窃和故意破坏财物而被判处鞭刑。政府派警察去管理新加坡居民的盆栽植物以确保它们不会成为滋生蚊子以传播登革热的土壤。对拥有少量毒品者必须执行死刑，警察有权力让毒品嫌疑犯进行尿检。这些措施在新加坡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会引起争议（如79%的新加坡人强烈赞同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实施鞭刑）[97]这或许反映了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两种竞争性的善之间划线的不同道德辩护方式。

2009年9月。我的朋友和前同事徐顺全到乌节路的宾馆来看我，我们相互拥抱。陪同他来的是他的台湾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似乎对新加坡市中心的熙熙攘攘很兴奋（徐顺全告诉我他们一家很少到 乌节路来)。徐顺全是反对派新加坡民主党的领袖，因为各种政治罪行被关进监狱7次，这些罪行若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将再次接受审判，很快可能第8次坐牢。（他拒绝了我送给他的我最近的一本书，理由是太薄了：他在监狱中每两个星期只允许带4本书，书必须很厚，否则他在里面就没有可看的东西了）。他曾经是新加坡最有前途的反对派候选人，但是政府反对他的宣传活动给他造成重大伤害。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动党其他官员针对他的诉讼让他破产，因此他既不能离开这个岛国（他已经三年没有出国了）也不能参加下次选举，但他仍然很乐观。我问他从个人角度是否对新加坡感到依恋，我觉得自己若被限制离开这个小岛，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惩罚。他说当然，这是他的家啊。他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出移民对过敏性造成的影响，他引用了新加坡学生欢呼对方学校的羽毛球选手的例子，因为他们自己的球队里有中国大陆的选手。他说他的斗争促进了一些进步，如现在组织在演讲角的示威游行是被允许的。他说网络没有政治审查（我自己想这比中国更自由些），热心的积极分子帮助他维持他的政党的网站，该网站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政党网站，每个月有超过两百万的点击率。他的书在新加坡两个书店销售（同样比中国更自由）。虽然如此，我仍然不由得感到悲哀。如果在1992年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政府不干涉他，我或许是在同当今的总理交谈呢。

新加坡没有变化的是精英政治。它仍然由人民行动党垄断统治，国内电视台和印刷媒体仍然是政府的口舌。是的，新加坡周围的环境处于危险之中，恐怖分子2001年袭击新加坡大使馆的阴谋就是必要的提醒，但政府没有必要脸皮这么薄，安全考虑也不能为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打压国内外批评家的行为辩护。政府不能对那些没有社会力量的人采取如此不人道的做法，如外国劳工在新加坡的待遇比在香港差多了。[98]

返回北京后，我和妻子交谈，她注意到我仍然对新加坡政治耿耿于怀。我们在香港这个相对开放和公民政治环境里生活了8年，我似乎很少关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我常常站在反对政治快速民主化的阵营一边）或关心笼统的香港政治。那么，关心新加坡是为什么呢？妻子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或许偶尔的“大棒”可以提高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感情。它给予人们一种需要反对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这个大棒是一个相对小的社会的著名领袖给出的话。在像斯德哥尔摩这样一个和谐的城市，一切运行良好，人们没有理由对社会的命运感到激动。如果蒙特利尔由李光耀统治，或许我仍然要在那里争取改善那里的状况。如果新加坡被香港式的不干涉统治者管理，我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新加坡学界朋友可能会迁居到像墨尔本这样压力小的城市，他们可以生活在郊外拥有花园的豪宅中。这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管教孩子，他通常都很仁慈，偶尔有些残忍和不讲道理：孩子们可能更依赖这个父亲，而不是听任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冷漠的父亲（承认代理父亲）。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仍然认为一个社会越民主，国民的爱国意识就越强。在本书的背景中，一个城市越民主，其公民意识就越强。但我不敢肯定政治现实是否与我的理想吻合。或许斯巴达人像雅典人一样爱国？

【注释】

[1] 最近，一本有关新加坡殖民前历史的书的作者认为这个现代城市国家不应该被看作历史反常。相反，自它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已经恢复了其作为开放的港口城市的传统角色，这个角色在第一个千年就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请参阅Derek Heng, Kwa Chong Guan, and Tan Tai Yong, Singapore: A 700-Year History From Emporium to World City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2] 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47.

[3] Ibid., 64, 20.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 - cite_ref-27; BBC, “On This Day1942: Singapore Forced to Surrender,"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february/15/newsid_3529000/3529447.stm (retrieved 5 January 2007).

[5] 根据一项统计，“在这次占领中，五万新加坡华人被屠杀。”请参阅John Keay, “Singapore: The Lion City,” in The Great Cities in History, ed. John Julius Norwich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269.

[6] 在国内安全理事会下，英国也控制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内安全。

[7] 请参阅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Singapore: EDN, 2007), 116-23.

[8]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4), 9.

[9] Goh Keng Swee, The Economics of Modernization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2), 146-48.

[10] D. C. Lau, trans., Menciu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A.7 (笔者对译文做了修改).

[1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98), 5:49.

[12] Edwin Lee,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648.

[13] Souchou Yao, Singapore: The State and the Culture of Excess (London: Routledge, 2007), 38.

[14] Trocki, Singapore, 107.

[15] 请参阅Tilak Doshi and Peter Coclanis, “The Economic Architect: Goh Keng Swee,” in Lee’s Lieutenants: Singapore’s Old Guard, ed. Lam Peng Er and Kevin Y. L. Tan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9). 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吴博士和李光耀发生冲突，并最终占上风。请参阅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142. 在许多观察家的眼中（尤其是羡慕新加坡模式的外国人），李光耀是思想家。比如，杨贤在影响很大的中文期刊《财经》Caijing上撰文指出李光耀是1970年代对世界发生最大影响的亚洲人，没有注意到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他的“副官”如吴博士等人提出来的。请参阅 Bernard Yeung, “Lingxiu Shijie” [Claiming a Century], Caijing, annual special, 2009, 46-51. 在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采访李光耀的时候，汤姆·普莱特表现出了赤裸裸的英雄崇拜：

问：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你有一个更喜欢的候选人吗？你愿意支持谁？我有自己的候选人，但是你还必须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李：你的候选人是谁？

问：你！你管理了这个美好的国家这么长时间。请参阅

www.asiamedia.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79541 (accessed 21 March 2010).

[16] Diane K. Mauzy and R. S. Milne, Singapore’s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67, 9.

[17]引自 Han Fook Kwang, Warren Fernandez, and Sumiko Tan, 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98), 109.

[18] 请参阅Yao, Singapore, 124-25.

[19] Trocki, Singapore, 179.

[20] Ibid., 124.

[21] 引自 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09.

[22] 请参阅Garry Rod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s Industrialization: National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Houndsmills: Macmillan, 1989), chap. 3.

[23] Trocki, Singapore, 160, 176.

[24] 引自 Straits Times, 12 December 1992.

[25] Trocki, Singapore, 129.

[26]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36, 135.

[27]引自Chee Soon Juan, A Nation Cheated (Singapore: self-published, 2008), 90.

[28] Cherian George,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2000), 15.

[29]引自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10 November 1991.

[30] Cherian George, Straits Times, 11 July 1993.

[31] Tambyah Siok Kuan, Tan Soo Juan, and Kau Ah Keng, The Wellbeing of Singaporeans: Values, Lifestyles,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111. See also 97-98.

[32] Chee, A Nation Cheated, 81;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89-90.

[33] 请参阅 Singapore, 651; Michael D. Barr and Zlatko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8), 267.

[34] 请参阅 Lee, Singapore, 587.

[35]引自Kwok Kian Woon, “The Moral Condition of Democratic Society.” Commentar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ociety 11, no. 1 (1993), 23.

[36]引自ibid., 25.

[37]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2.

[38]引自Trocki, Singapore, 171.

[39] Chee, A Nation Cheated, 82.

[40] Ibid., 87.

[41] Ibid., 77, 98-99.

[42] George, Singapore, 207.

[43]引自Lee, Singapore, 650.

[44]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88.

[45] Trocki, Singapore, 91.

[46]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34.

[47]引自ibid., 100.

[48]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ism without Competitive Politics in Singapore,” in Communitarian Politics in Asia, ed. Chua Beng Hua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90.

[49]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98.

[50]引自Christopher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Houndsmills: Macmillan / St. Antony’s College, 1994), 107-8.

[51]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19.

[52] Koh Buck Song, Straits Times, 11 July 1994.

[53]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02, 103; Trocki, Singapore, 130.

[54]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34.

[55]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149; see also Trocki, Singapore, 117, 123, 151.

[56]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91.

[57]引自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131.

[58]引自Lee, Singapore, 621.

[59] Chua, “Communitarianism without Competitive Politics in Singapore,” 89.

[60] Lily Zubaidah Rahim Ishak, “The Paradox of Ethnic-Based Self-Help Groups,” in Debating Singapore, ed. Derek da Cunha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61]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13;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51.

[62]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87; Trocki, Singapore, 153.

[63] Chee Soon Juan, Dare to Change: An Alternative Vision for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1994), 25.

[64] See, e.g., Nathan Gardels, “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9, no. 1 (winter 1992).

[65]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1.

[66] 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Democracy in Relation to Asia,” i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Asian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ed. Robert Bartley et 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28.

[67]引自Yao, Singapore, 186.

[68]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315.

[69]引自Lee, Singapore, 547.

[70]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315.

[71]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09.

[72]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46-49;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64.

[73] Trocki, Singapore, 130.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偏向主要归功于李光耀的观点“虽然学者在经济进步中仍然是最伟大的角色，但他是这样的人只是在他使用脑子不仅研究伟大的著作，经典著作和伟大诗歌，而且能抓住和发现新的知识，并亲自用在研发、管理和营销、银行和金融等众多需要掌握的新领域中。”引自 Benjamin Wong and Xunming Huan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Politics and Policy 38, no. 3 (2010): 529.

[74]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192-93.

[75] 但是，区分政府政策和文化的影响并非总是很容易的。新加坡学校并不允许穆斯林女孩戴头巾，所以许多家长把姑娘送到穆斯林学校，那里世俗课程可能稍微弱一些（但是政府迫使穆斯林学校的课程偏离纯粹的宗教学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请参阅Norimitsu Onishi, “In Singapore, a More Progressive Islamic Education,” New York Times, 23 April 2009). 同样的，马来人家长常常把儿子送到通常的学校，因为普遍的愿望是培养守在家里的保守派的女儿和在资本主义世界闯天下的儿子。

[76] Ibid., 216.

[77]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5.

[78] http://wapedia.mobi/en/Government_of_Singapore_Investment_Corporation. On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the GIC, see Chee, A Nation Cheated, 123-24).

[79] Yeo, Singapore, 128.

[80]引自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08.

[81] Ibid., 206.

[82] Yeo, Singapore, 131; Chee, A Nation Cheated, 90.

[83] 值得提问的还有为什么公共官员的高薪不如在香港那样引起争议。一个原因是新加坡的工资比较高，另一个原因是香港政府的政策（包括给官员高薪的政策）要受到公众严格的监督（官员通常都遭到媒体的嘲弄辱骂），因此，辩论中出现的任何东西在公众眼中就有了更多的合法性。

[84]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68-69.

[85] 政府高官的工资限定在他们若在私有领域应该能拿到的数量，虽然公共领域的利益如退休金和社会威望没有被计算进去。

[86] 总理李显龙似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至少从公共认知的角度看。2007年，他决定保持现有工资水平五年不动，增加的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这点“金融牺牲”旨在提高他在新加坡人心中的道德立场(引自 Wong and Huan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15).

[87]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61.

[88]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117.

[89] Yeo, Singapore, 148.

[90] www.spp.nus.edu.sg/ips/docs/Media/yr2000/Press%20-%20Citizens%20and%20the%20Nation%20(web).pdf.

[91] 2010年5月，听说吴博士去世，我感到很伤心。

[92] www.goodreads.com/quotes/show/155480.

[93]  www.mrbrownshow.com 和 www.TalkingCock.com 等网站公开嘲讽新加坡政府及其行为。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嘲笑新加坡教育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怕输行为（kiasu），比如精彩的新加坡电影《我不是笨蛋》。

[94] 新加坡不允许双重国籍，因此那些拥有其他国家护照的人如果成为新加坡公民，必须放弃外国国籍，但是新加坡的低税率让“跳下去”很容易。

[9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519.

[96] 完整的演讲，请参阅 www.yawningbread.org/apdx_2007/imp-359.htm.

[97]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97.

[98] 但是，加里·罗丹注意到东盟发起的亚洲政府国际人权委员会或许允许新加坡积极分子加入地区人权网络，给新加坡的移民工人带来可能的利益。请参阅 Rodan, “Human Rights, Singaporean Sty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9.

责任编辑：陈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