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来再度兴起的“国学热”，有人认为“高层次不够热，低层次要降温”。其实，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2008年7月以来就主办了多届“国学研究论坛”，所谓“高层次不够热”似乎并不尽然。跟社会科学院系统相比，高等院校可谓高层次国学研究的主战场，雨后春笋般成立了不下百家的国学院——尽管其中为数不少者名不副实。

早在2007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率先倡议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国学院要“长久”生存下来，国学之为学科的“合法化”确实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2009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的访谈录《国学是一门学科》，就是对此话题的又一次回应。

在这次访谈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的意见颇为引人关注：“从国学院的角度，就是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来对待。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文史哲成为一个大人文学科，下面历史、哲学、文学包括国学都是一级学科，这个是最理想的。如果门类拿不到，至少把‘国学’设成一级学科，至于放在哪个门类里面要有预案，比如说，为什么是放在文学而不是史学、哲学，或者是放在哲学而不是文、史，这需要讲清楚。”

盘点2009年的国学大事，最重要的当推11月1日举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众所周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于1925年创立、1929年停办，引领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其四大导师。因此，对于80年后重新组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外界普遍期待当年那种“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的国学教育传统。11月2日，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撰文指出：“国学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却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将‘汉学’的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师生长期奋斗的目标。”

举行成立大会之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任院长陈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招研究生为主，但今天的体制不能再照这个方向走，因为现在都以科、系、院为基础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我们教授主要在系里教学，比如我在哲学系既教书又带学生，像基地一样”。“现在我们的研究院体制，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研究平台而不作为教学实体。人员是流动聘任……用清华的讲法，这算是一个‘体制内的特区’吧，但是如何具体做，还要再摸索”。

陈来在这次访谈中，对20世纪初叶到20年代末的国学观念嬗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学理分析：第一阶段的“国学”是政治观念而不是学术观念，延续着清代的考据学传统，也加入了部分近代意识；第二阶段的“国学”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强调科学方法，出现了疑古思潮，这些都与北京大学有关；第三阶段的“国学”越来越成为学术概念，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突出代表，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汉学化的国学研究。归结起来，陈来认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走的是“新国学”的路子，而且是新国学运动最有代表性乃至最后的环节，新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今天的“国学热”，并非全部走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新国学之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中尖锐地质问，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说得那么棒，可是儒家文化为什么没有较早地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事到如今，儒家文化又要转身救世界之弊。这是怎么回事？“传统社会的帝王老子与官宦都高唱儒家道德，可是官场的反道德却是常态，这又怎么解释？” 

2009年7月16日，104岁高龄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发表文章说，他不喜欢用“国学”两个字，更主张用“华夏文化”，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用“国学”，而“华夏文化”只属于中国。他还认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简言之，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纠结着两种路向的博弈：一是民族文化情怀的，一是学术研究取向的。两者相得益彰自然是最佳的出路，假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民族文化情怀适度降温，而学术研究取向适度升温，当是较好的选择。尽管由国学研究繁荣中国学术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我们翘首以待：厚重扎实的国学研究成果，将引领中国学术走向美好的未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8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