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体系。在当前持续升温的“国学热”环境下，有无必要开展严谨的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其现状如何？其与现代学术有怎样的关系？如何确定“国学”教学的基本范围？日前，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有关国学学科建设的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指出，“国学”意识最早在洋务运动中产生，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是针对西学而将中国儒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称为“旧学”，是国学概念的雏形。清末，章太炎在日本开讲“国学”，首提“国学”来主张革命，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章太炎将“排满”目标转化为保护民族文化，他将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国故论衡》一书，弘扬国学。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指出：“清末民初的国粹派思想家们所谓‘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即是主张通过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1928年燕京、金陵、齐鲁等六所教会大学成立国学系所，上世纪30年代各大学形成了国学热。”由此可见，国学从创立开始就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国学不是复古主义，而是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呼应和互动。

 

近十多年来，人们更迫切感受到国学复兴的重要性。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认为，开展严谨的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体系建设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他指出：近几十年来，西方普遍主义、科学普遍主义流行。这与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有关，西方掌握了话语权，我国本土文化受到压抑。在当前的环境下，建设完整的国学学科体系，对培育下一代，保留传统文化很有价值。另外，近十年来，学术商业化、娱乐化严重，易中天、于丹等人的文化普及工作虽然有其价值，但是如果中国只有这些东西，那么将是十分可悲的。在这种状况下，严谨的国学研究和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很有必要。刘纲纪教授也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国现在渐渐强大，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文化软实力”问题已经提出，在这种环境下，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就凸显为当务之急。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推崇西学，言必称胡塞尔、海德格尔，这引起了一种反弹，引起了中国本土学术价值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反思中国的学术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的路数来。这也成为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动因。第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不讲诚信和背弃基本人伦礼仪的丑恶现象，人们开始回到传统文化寻求解决办法，这也是当前国学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湖北大学郭莹教授就此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弘扬民族文化，寻找民族终极信念之根，这对当今信仰道德的缺失是相当有必要的。第二、国学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原著、重视综合，不同于现代西方教育体系的分科过细的状况，有助于学生建立完备的知识体系。第三、完备的“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可以为建设文化大国服务，可以为孔子学院提供大量的师资，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教授也指出：我同意郭齐勇的意见，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孩子们从小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系统，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郭齐勇教授指出：国学人才是复合型人才，更能适应机关与基层、企业与媒体，特别是现代文博教育等各行业的需要。就培养国学的通才与专才，以适应今后国民教育、文化深入发展与文化输出的需要而言，今天大学教育中理应设置国学学位。

 

 

　　郭齐勇教授指出，大学教育中的国学教育，学士、硕士、博士点的设立，就是要与分科式的西化教育体制不同，强调文史哲的综合，更好地培养立足当今、放眼世界而又真正能懂得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通才与专才。过去分科太细的教育，本来就不合理。国学人才培养的方案、模式与体系，与文史哲分家的培养模式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认为，国学是中国人的学问，有着不同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研究视域、方法、对象、模式，而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都是运用西方的学术体系。用西方学术体系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实际上是肢解了中国的学术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可以吸收外国的营养但是不能用外国的根来取代。国学应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用自己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学问。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例指出，传统国学的“集部”研究与现在的“文学”研究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两者不能相互取代。第一、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现在中国文学专业习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每种文体进行分类研究，将眼光过于集中在每个朝代最有特色的文体上，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就排除了每个朝代大量的东西。如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就只研究每个时代最有特色的文体上，这种选择是有偏颇的。而真正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对其各种文体各种材料都有分析。第二、在研究方式思路上，如果按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界定，进行分类研究，那么就有很多问题，如赋、骈文是诗还是文？第三、就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而言，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人物，如王世贞、朱彝尊、钱谦益等人思想博大精深，经史子集均有建树，并非文史哲哪一科的专门学者研究力所能及。因此，国学学科体系的设置并不是取代现有文史哲等学科，而是对现代人文教育分科过细的救弊与补充。

 

刘纲纪教授则认为：国学之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精华是主要的。我们现在弘扬国学不是复古，也不是用儒学来治国。国学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不能关起门来自搞一套。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国学，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的地方，研究国学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当前的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体系建设要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第三、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学有长处也有短处，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的关系。第四、国学研究与国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让最普通民众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

 

 

　　当前，关于国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与会学者认为，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国学研究”，其范畴与民间所说的无所不包的“大国学”自然有所区别。陈文新教授按照传统的四库分类法指出：国学是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学问。郭齐勇教授进一步认为：广义的国学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有常识层面、学术与技艺层面、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魂与族魂的层面，国学具有平民化的特性。国学包罗甚广，但大学的国学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打下古代学术的基础，只能是基础性的，以古文字与古文献为主。有了基本功，才可以深入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的不同方面与方向（如天学、地学、农学、医学、艺术等）去探赜索隐。而在这些教育内容中，儒家的“经学是国学中的重中之重，因为经学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史的内涵”。熊铁基教授则对郭齐勇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道家学说发端于儒学之前，道家思想在国学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刘纲纪教授认为，儒学在国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传统国学注重把艺术与人生、哲学与伦理打成一片，哲学、政治、社会、伦理、文学艺术是其主要研究内容。王先霈教授则认为：国学应该强调经学，同时还要有儒释道诸家互相参照，海德格尔等就对中国道家思想很重视，除此以外，还要重视俗文化的作用，重视《世说新语》等杂书类的研读。与会其他专家指出，儒学是国学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道家、道教、诸子学、以及中国佛学等也是国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多年试办国学专业。前不久，人民大学国学院曾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立专门的国学学位，下设经学、子学等七个二级学科。消息传出，引来四方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与会专家认为，尽管有关“国学”的界定众说纷纭，但作为大学教育的“国学”专业的建立，仍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学教学研究同时为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学子提供继续深造的专业平台，武汉大学整合文史哲等院系的力量，建立国学专业博士点，下设经学研究、子学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与道教研究五个专业方向。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08-3-19   肖航、孙劲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