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康有为的异同

原标题：钱穆先生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在纪念钱穆先生120周年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曾亦

来源：道南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四日丙辰

           耶稣2015年8月8日

我今天来，本来只是想给“钱党”捧场的，但感觉还是有点成为“钱党”的靶子了。刚才任锋兄说了，所谓“钱党”、“康党”，只不过出于名号上的方便，是便于媒体宣传上的考虑，确实如此，这跟现代意义上的“党”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上午，我刚好转了一个微信的帖子，是说蒋介石在80寿诞的时候，钱穆专门写了一篇祝寿词。粗粗一看，里面都是一堆溢美之词。这在左派看来，大概会嘲笑儒家在政治权力面前，好像也谈不上什么风骨。但我觉得，就钱穆本人的一些行为和思想来看，在现代学者里，他是最接近传统士大夫的，这包括他与蒋介石的相处，还有退居香港，以及奉蒋介石之召来台湾，都可以从传统士大夫的出处去理解。我觉得，传统士大夫在政治权力面前，因为心中怀抱有大道，故既不需要抗争，也不需要逢迎，而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观现代知识分子，要么要么处处跟政府作对，要么成为官方的御用文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中道。从这点上，钱穆先生应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这是我最敬佩钱先生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我在思想和立场上更接近康有为，因为我觉得，康有为面对现代性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折衷中西而提出的种种方案，这都不是其他现代思想家能比拟的。不过，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书，尤其是他的文字，我是很受钱先生的影响。至于康有为的文字，老实说，我不是太喜欢，觉得其中狂肆之气太重。

秋风：是不是因为康有为的文章带有欧化的痕迹？

曾亦：这是一个原因，当然，主要与康有为本人的气质有关系。因为康有为不仅想创教，而且在庚子前后，还试图以武力取天下，这种霸气自然决定了他文章的风格。不过，从他的文字受欧化的影响来说，他比梁启超还是好多了。你看梁启超的文字，当年可是风靡天下，很受时人欢迎。但我读到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面大骂梁启超的文字，说用西方词汇太多，不好看。

所以，不论是文字上，还是作为一个儒者的素养上，可能钱穆先生更纯粹，更像是“纯儒”。至于学术上，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正统意识。我以前有次到台湾，在一个旧书店里买了钱穆的一本小书，可能大家没见过，叫《毛泽东的悲剧》。任锋兄你见过吗？

任锋：我没见过，但我知道此书。

曾亦：书很薄，我很快就读完了。那么，在钱穆先生眼里，毛泽东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读钱穆的《师友杂忆》，里面就提到，钱穆先生有次到成都，发现国民党对洪秀全、杨秀清很是崇拜，就很不理解。因为在钱先生看来，儒家自有一套革命学说，当国民党塑造自己革命的合法性时，完全可以追溯到汤武革命，何必要奉洪、杨为正统呢？他在书里批评毛泽东，也是这个逻辑。在他看来，毛泽东好歹也是一统天下的人物，何必把历史上的陈胜、吴广，甚至盗跖，当成自己的正统呢？站在儒家的立场，毛泽东应该效仿明太祖，夺取天下之后，就要彻底把身上那股匪气洗掉，斩断跟“红寇”的关系，改头换面，接受儒家的教说，自我更化。所以，钱穆先生认为，毛泽东囿于其人民的立场，而不得不奉陈胜、吴广为正统，始终不脱匪气，真是悲剧啊！

可见，钱穆先生的正统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为人上，而且还强烈体现在他的文字和学术上。相反，康有为的正统意识就没那么强，无论是他讲维新，讲保皇，还是他对共和政治的批评，都有“敢为天下先”的霸者姿态。而就钱穆来说，无论他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不是专制政治，还是认为汉武罢黜百家不是思想专制，他的态度完全是辩护性的，更多体现了士大夫对传统政治与文化的一种坚守。

康有为虽然一辈子尊孔，但没有这种坚守的态度，而是主张“与时俱进”的，所以，他才会主动拥抱西方文明。因为在康有为看来，当时传统中国就要大厦将倾了，单靠儒家不行了，所以他要折衷中西，从西方找些东西来撑住这个大房子。所以，就康有为的整个学术努力来看，其实是要立足于传统的文化，然后在中西之间进行折衷损益，各有取舍，然后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而到了钱穆那个时代，大厦已然倾倒了，所以，钱穆所要做的事情，就像一个淘宝者，试图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寻找一些宝贝收藏起来。我觉得，这就是钱穆与康有为的根本区别。

刚才张戬伟、姚中秋都说到，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西方国家？打不过英国、法国也就罢了，最后连日本也打不过？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此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就没有能力把整个国民和国家的资源有效地动员起来。康有为对此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戊戌变法前后，他在给清帝的上书里，就反复强调中国一定要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一个“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国家，也就是毛泽东讲的“万众一心”的国家。

可见，康有为对于西方文明的吸收，是相当主动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文化本位意识，就是强调西方很多东西，都可以从传统那些资源里面化出来。譬如，我们现在讲议院制，主要是强调“三权分立”这个内涵，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但在康有为那里，却不是强调这个意思，而是认为各种权力就像鼎之三足一样，彼此相助，才能把国家支撑起来。而且，就议院的功能来看，康有为强调议院“通上下之情”的作用，而中国在近代打不过西方，就是上下之情不通。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解释，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以为然，以为不符合西方人设计的精神。问题在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也是出于类似康有为的理解，即“通上下之情”，而主张引进西方的议院制。就是说，日本人同样是出于传统政治的精神，而把西方制度化过来了，形成了日本的特色，而且还很成功。那么，我们现在讲民主政治，为什么一定要追随西方人本来的精神，而不能像康有为那样去设计呢？可见，无论是日本，还是康有为，都是立足于传统政治，而试图从中生长出一套现代的政治出来。

如果说钱穆是一个纯儒的立场，那么，康有为基于其公羊学立场，则追随的是“孔子改制”的道路。当年孔子是折衷古今，而创立了一套新的制度，不仅“为汉制法”，而且还垂法万世。而康有为也自比“素王”，即试图像孔子当年那样，对旧制度进行损益改造，而创出一套不仅应对时艰、而且还能垂法后世的新制度。区别仅仅在于，孔子改制，借鉴的是殷代乃至虞、夏的古制；而康有为改制，则借鉴的西方的制度。康有为比当时的国人看得更远，走得太快，所以失败了。然而，不出数年后，国人却义无反顾地走在康有为指出的道路上了，甚至走得更远、更极端，这就是后来的“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是我最推崇康有为的地方。

另外，我再讲一点。现在许多人对康有为不满，主要是针对他的孔教学说。不论是康有为当年推行的孔教运动，还是今天的孔教派，里面都有非常复杂的考虑。譬如，康有为当年搞的是建制化的孔教会，现在似乎不大有人从这个角度去努力。又如陈明讲的“公民宗教”，这是一种具有国教功能、却没有国教形态的孔教，不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日本的神道，还是今天美国人讲的普世价值，都与此相近。至于唐文明讲的孔教，据我的理解，其实比较接近秋风自己强调的“文教”，这是历代儒家以礼乐教化民众的方式。尤其是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实际上已经淡化了，所以，很多人还是期待儒教能填补这个空间，毕竟民众不能没有共同的信仰。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