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朝双重国籍居民的幸福生活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08-09 09: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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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等。

  

 

 

宋朝双重国籍居民的幸福生活

作者:吴钩

来源:腾讯大家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四日丙辰

           耶稣2015年8月8日

 

 

 

【摘要】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宋辽表现出的政治智慧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共管地”的务实做法。

 

  


北宋时,在宋朝与辽朝接壤的雄州(今河北雄县)容城县、归义县边境线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区域,叫做“两属地”,宋朝与辽朝政府都认为对它拥有主权与治权,有点类似于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共管地”——今天欧洲的雉岛,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共管地;摩泽尔河区域,是德国和卢森堡的共管地;而邻近北极圈的汉斯岛,则是丹麦与加拿大的共管地。许多政治学者都会赞赏说,欧洲国家设立共管地,体现出务实、理性、妥协的政治智慧。但他们对一千年前的宋辽“两属地”却甚少注意。

 

生活在宋辽“两属地”的居民,叫做“两属户”,有点类似于现代国家中那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然,国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宋朝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国籍的观念。不过,许多历史学者也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发展出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与辽朝的外交关系论述中,疆界、领土、国使、条约等概念已经清晰地出现。所以将“两属户”理解成具有双重国籍的居民,也不算荒谬。

 

北宋时代的“两属地”、“两属户”,其实是五代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五代时,王朝频繁更替,割据政权并立,后晋向大辽割让燕云地区,容城、归义两县也在割让范围内。后周又收复容城县南境与归义县南境,并设立雄州,统辖容城、归义两县。赵宋立国后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在雄州拒马河与辽朝对峙。

 

辽朝也在拒马河之北重置归义、容城两县,侨借涿州新城为治所。于是在拒马河两岸出现了两个归义县、两个容城县。河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辽朝实际控制,河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宋朝实际控制。但双方都宣称对完整的容城县与归义县拥有主权,有点“燕云只有一个容城县、一个归义县;拒马河两岸同属容城、归义”的意思。

 

宋辽相互征伐多年,一方要北伐,收复燕云故土;一方要南征,抢回雄州失地、进而问鼎中原,各有胜负,相持不下,最后双方终于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遂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河之北疆土归辽朝,河之南疆土归宋朝。同时承认既成事实,将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南岸“两属地”的范围,大致为拒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宽约四十余里的狭长地带。北岸“两属地”的情况,由于史料匮乏,今人了解极有限,想来应该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马河以北的狭长地带。

 

  

 

▲景德元年,宋真宗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生活在“两属地”的“两属户”,需要同时向宋朝与辽朝纳税(宋太宗已蠲免了雄州“两属户”的赋税,后来宋政府考虑到“两属户”如果只向辽朝输税,久之恐怕只会对大辽产生国家认同,于是又象征性地向“两属户”征收“马椿火牛草”),并为两边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称“两输户”。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宋政府对拒马河南岸的“两属户”作出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他们与辽人结婚;剥夺他们与赵氏宗室联姻的权利;不准他们私自出本州界,违者判处徒刑。辽政府对“两属户”的政策不详,想来应该差不多。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很差劲吧?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成为“两属户”。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政府与治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竞争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邻近的瀛州太守王汉之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政府与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表现得更优恤。“两属地”发生了灾荒,一方政府宣布蠲免赋税,另一方政府如果没有跟上,就会觉得羞耻,会让“两属户”失望,也会被对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辽政府对“两属地”居民的赈恤通常都是争先恐后的。如熙宁九年(1076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全属南与两属人户并缘边州军,累值灾伤,物价腾踊,民甚饥窘。乞拨军粮二三万石与常平谷,减价,以日计口数,粜与归信(宋境的归义县后更名为归信县)、容城两县全属南及两属人户。”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下诏拨军粮三万石及常平仓储粮、封桩银给雄州政府支配,减价粜给容城县、归义县的全体居民,包括“全属南户”与“两属户”。

 

  

 

▲宋辽十二生肖背神仙人物花钱

 

同年下半年,辽朝政府也宣布赈济“两属户”。宋朝得悉这一消息后,给沿边政府下发一道批示:“北人忽尔逾常,饭恤两属之民,意必别有所在。可严责雄州及缘边安抚司,委刺事人钩测其端以闻。”要求雄州等沿边政府密切留意辽朝政府的举动,千万不要让辽政府抢走民心。

 

次年,即熙宁十年(1077年),雄州政府发现辽政府召集“两属地”五十八村的首领,以及逃移归业的“两属户”一百五十四户,宣布给予赈贷。雄州政府一面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官吏赈贷”;一面火速报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体量上件所贷民户,如委阙食,相度具当如何赈济以闻。”随后,雄州政府免掉了“两属户”的赋税,并向他们“赈济米豆”。

 

正是因为宋辽两朝对“两属地”的治理存在这种奇特的竞争性,雄州政府偶尔拒绝蠲免“两属户”税收,才会被瀛州太守王汉之视为是“规小利,失大体”、“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而且,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如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

 

还有一次,由于“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当时的雄州太守张利一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遂“不敢复刺”雄州“两属户”服兵役。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让“两属户”多了一项选择权——尽管他们不能如同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样用手投票选举政府(民主选举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性政治,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为讨好选民,往往都会承诺减税、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政府。当辽朝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就选择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来看一个例子吧。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雄州两输户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涿州城,各携家属来,近本州并关城居止”。神宗指示说:“两输户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给口食赈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谕令复业。”

 

这时候,辽朝涿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达抗议:“南界县官以兵马遮约,不令应役,请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没有依辽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难民——这么做显然不合人道主义;也没有将这些难民纳为全属南居民——这么做将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化。而是根据枢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难的“两属户”:“不可远弃家产,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

 

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这种竞争性的治理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我觉得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