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逻辑与文化意识——回应薛涌博士于纪宝成校长的回应(林桂榛)

栏目:国学、国学院、国学学位
发布时间:2010-03-13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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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榛

作者简介:林桂榛,贛南興國籍客家人,曾就學於廣州、北京、武漢等及任教於杭州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等,問學中國經史與漢前諸子,致思禮樂(楽)刑(井刂)政與東亞文明,並自名其論爲「自由仁敩與民邦政治」。

 
 
薛涌博士经常在《南方周末》等大陆报刊发表针对孔子所谓“父母之邦”的文化时评,身在美国而“魂”系吾华邦的薛博士,大有孔子“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味道(某引孔子原话恕不注明出处,常读典籍者当知之)。但恕我直言,某对薛博士的文章向来心存厌恶,于薛博士也向有不屑与鄙夷之成见(有种哪家报刊发表我文时别删去这话,这话也不触犯法律且我文责完全自负)。
 
美国耶鲁大学史学博士薛君写其专业之外的非学术文章有一大特点,就是有“感”而发且“自说自话”;缺点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抓住一个观点作靶子,然后利用他居洋的观感和史学专长(包括洋材料),杂文手法地频频发难立“说”;孰不知他所抨击的那个靶子,其实往往是虚幻的靶子,一个自树的虚幻的靶子。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翻6月9日《南方周末》,读薛涌博士于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的回应——《中国文化的边界》,某又起疑:作为刚出洋没几年的华人史学博士,这薛君不仅对孔子所说的“坟墓所处、父母之国”没有相应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感受而大有“文化世界主义”的味道(当然是美式的“世界主义”),而且与纪校长辩论起传统文化来又处处不讲“有效逻辑”了(某申明,某不是人民大学学生也不是人民大学职员,从来都不是):
 
⑴ “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无人不知传统文化中有外来佛教,“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谁?纪校长?国学派?纪校长讲国学、人民大学办国学就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什么逻辑?
 
⑵ “其实在中国,有所谓国学派所界定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吗?就连国学这个词本身,也像‘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一样,多从日本转销而来。”——纪校长或薛博士所谓的国学派界定的“中国文化”就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吗?讲“国学”就是反对一切因革损益而历史逆向地“纯粹自我”吗?这是什么逻辑?
 
⑶ “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没有提及佛教,也未纵论蒙、藏、满三学,就是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这是什么逻辑?似乎没有讲到薛博士,大家就是反对薛博士;似乎讲了薛博士,大家就是支持薛博士——这是什么逻辑?
 
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薛博士诸如此类似是而非、危言耸听的推论,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有效逻辑”和“非有效逻辑”了,按孔子“德之贼”的说法,这也可以算是捕风捉影、自树论敌的“逻辑之贼”了。
 
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第二段说:“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其前途决定于操办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边界,实在有讨论一番的必要。”——某仔细研读了其全文,总算明白:薛博士为了争取讨论中国文化之边界的“必要”,硬是认为纪校长、国学派等讨论国学或办国学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他认为有这个嫌疑,否则他何以自感有撰文来讨论“中国文化的边界”的必要呢?
 
然而,薛博士以“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来界定他的辩手尤其是辩手的立场,则不仅在界定前的推理过程上缺少“有效逻辑”(他的这一“指控”证据何在呢,得有证据嘛),而且他的这一界定是缺乏基本学术常识的。常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也绝不会“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纪校长、国学派从来都没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的文化,纪校长、国学派乃至去年被非议的读经派从来都没有主张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
 
事实恰恰和薛博士文章中暗含(棉里藏针)的“指控”完全相反,纪校长、国学派在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问题上,其主张恰如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一样,主张在充分传承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不信自己再去看纪校长的文章或直接问纪校长(纪校长如果连这一基本常识都否定,岂能当堂堂一个大学的校长,也忒把人看扁了吧)。——所以,由此看来,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煞费苦心加以论述的第一、二部分,无非把别人当小学生式地买弄了一通类似大学《日本通史》、《中国通史》的历史常识。
 
至于“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把汉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动力;把少数民族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汉化’的结果”,这种结论一则模糊了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型的“文化”的区别(东亚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一直主要依靠汉语来主导,这是历史事实),二则连大陆中学历史教材所公布的见解都不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是大陆中学历史教材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薛博士在大陆呆了那么久,怎么反说“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呢?如果忽视,那么怎么来写元、清两朝呢?怎么来写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朝以及他们之后的隋唐、两宋之兴盛呢?
 
身为北大中文系学士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的薛先生,不会连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都没有认真读过吧?如果读过《史记》,我想薛博士不当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结束时下这样棉里藏针的结论:“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谁排斥了外来文化?谁排斥了少数民族文化?现在?以前?未来?究竟谁?究竟有没有?读读《史记》,看看夏商周文明是怎么在东亚大陆发展的吧,尤其是看看秦汉时期中原是怎么与西北(西域)、漠北(匈奴)、东北、西南开放与沟通的吧;再看看汉魏时代的佛教东传吧,再看看隋唐时期的上层生活吧……看看数千年来东亚中国何曾把“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何曾“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
 
在历史上,东亚中国总体而言并没有拒绝中原之外的文化与文明,更没有拒绝西方传入的文化与文明(古代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现代就更举不胜举);而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毫无疑问是东亚大陆地区众多民族与人民共同创造的。相对中原的周遍少数民族,历史上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鼎中原,给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源源不断地增进了活力;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在输出自己文明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接受了周遍地带的“反哺”——所以,文明是在交往和互动中产生与融合的,是在交往和互动中延续和发展的,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无论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新的文明,概莫如此。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故而,历史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未来的“借口”,未来也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历史的“借口”,而正视历史,才是我们直面未来的一种健康方式,列宁所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所以,纪校长绝没有以谈国学来拒绝世界其他类型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思,也没有以谈国学来拒绝中国疆域内周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思;而薛博士,也勿以身居美国自傲并执意把他人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越厨代庖地画地为“牢”,然后利用一些历史常识来老调重弹地云其也包括其他非汉语民族的文化,云其也应在开放中延续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传承和转生自己文明体系中的文化与文明并不忘汲取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与文明,是我们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案:这里的“复”是复活、激活的意思,非重复也)——我们并不以过去或历史拒绝未来,但倘若在“世界之思潮”的名义一概抛弃“固有之血脉”,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逭]”,这就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显然,撰写《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和主持创办21世纪中国第一个国学院的纪校长,以及其他赞成国学文化事业并被他人谓之“国学派”或“读经派”的人士,他们并没有以历史来拒绝未来,也并没有以中国来拒绝世界,更没有以汉语思想文明来拒绝非汉语思想文明(当然也没有以他或他们的这种选择来强制其他人)。而正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正视自我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他人,正视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继往开来、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一个在世界浪潮或人类全球化浪潮中不失主体意识的中国文化。所以,建设中国文化的要旨不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传承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并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蝉蜕和转生,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蝉蜕和转生。
 
所以,某这里奉劝薛博士少一点美国式的自大,多一点“坟墓所处、父母之国”的情意,别在类似基本历史常识或学术常识的结论以及该结论的论述中,频频暗含排斥“有效逻辑”的学术“指控”(谓别人排斥外来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排斥现代文化),并巴不得在他所谓“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不惜失去华夏历史、华夏文明在世界秩序中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否则,写天下史、世界史并不失华夏主体意识的第一史家太史公司马迁,九泉之下亦当痛骂在美国大学贩卖“中国史”混饭吃的史学博士薛涌先生“数典忘祖”矣。
 
最后,套两个鲁迅《热风》的词汇,薛博士作《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的目的,究竟想“指控”纪校长谈国学、办国学有排除外来文化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还是薛博士有“秀”他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水平的丰富史学知识的“个人的自大”呢?鲁迅说:“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可惜我们是沾不到边了,因为薛博士身在美国而为美国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