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先生在《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06/09）一文的第二部分讨论日本近代“国学”文化运动时，其关于日本国学文化运动的要旨与意义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20世纪中国大陆的“国学”思潮固然来自于日本，且17、18世纪日本的“国学”思潮固然跟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有一些精神联系，但近代日本的国学运动并非“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把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国学思潮定位为“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和“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这是对日本思想家和日本文化史的“矮化”：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不是为了中、日间非我即你的对立（独立），也不是为了所谓导向国家认同的“民族认同”，而是为了确立“大和”为主体的文明史观与日本国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意识）。说得干脆一点，套薛博士文中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就是要确立大和为世界文明之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如果这一点都没明白，那薛博士也忒小鸡肚肠而太小觑日本思想家、政治家的抱负了。

某这里要提醒史学博士薛助教，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完全复制了东亚大陆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理路，那就是我们华夏先人的“天下”意识与以“夏”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欧洲同样有以他们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去看洋人翻得最多最勤的《圣经》吧）。薛博士不知明白否，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交恶与战争，其实本质上是日本争夺对整个东亚或泛东亚的主导权（日本的国策是先控制东亚再主导世界，欲与西洋主势分庭抗礼），而根本不是小家气的什么从中国“独立出来”并塑造大和的“民族认同”——日本近代国学家以“汉魂”为映衬的“大和魂”之主张，其实是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是要颠覆传统的“汉魂”式世界文明史观而建立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和魂”式世界文明史观，即要确立其大和的主体地位。

从十六世纪开始，日本政治家就积极谋求对整个东亚也就是当时“天下”的主导权（其实渊源很早，唐时日本就发动了对朝战争）。1590年，武力统一了日本列岛的丰成秀吉甚至公然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1592年，丰成秀吉在占领朝鲜京城后便叫嚣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中国，并臣服大明周遍的十余藩属国。到十九世纪明治维新的苦心经营和殚精竭虑，日本终于强大起来并在1895的甲午战争中击败大陆的大清政权，扭转了几千年来由东亚大陆政权（中国）来主导泛东亚的历史局面。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华战争，日本几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和泛东亚，琉球、台湾、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诸岛也相继落入了日本手中……很难想象，如果日本长期占领东亚大陆，日本的“天皇”是否会如历史上其他边缘政权入主中原一样而成为东亚大陆的“天子”；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人前赴后继的浴血抗战和盟军的出兵，落入日本手中的东亚大陆或整个泛东亚地区，现在将是何等的一种政治景象。

某常用《红楼梦》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词来戏说日本的岛国“宿命”：“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某也常感叹，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宏伟抱负与文化情感，也又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推行日本战争国策时背后深刻、浓郁之“文明史观”……孙中山先生是明白日本的，他在1924年11月28日于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说：“我们讲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报不平的问题。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干城指示盾牌和城墙，原出《诗经•兔罝》）——日本近代崛起与扩张的历史，不幸被孙中山先生一语中的，以至今天尚且如此（日本至今未跳出西方霸道之鹰犬的角色，至今充当美国遏止中国的马前卒）。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打着“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王道幌子，却实际行使着“西方霸道的鹰犬”之角色，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东亚战争中对华实施了比西洋侵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血腥和野蛮。所以，日本大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所导致的“大亚洲主义”，无疑走上了“霸道文化”的不归路，并导致了既不为东亚大陆所接受也不为西洋欧美所容纳的二难尴尬。（同样，西洋的“世界主义”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演绎了许多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以至于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带有16、17世纪所开始的欧洲殖民扩张的脐血；至于依托基督圣教中对世界统一秩序的追求而发生的宗教化战争，在西洋的战争史上就更不用赘述了。）

二战时日本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替天征讨”之词清楚地显现了大和人以大和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而近代日本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困境是日本口头上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实质是西洋引渡过来的“民族”观念中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也就是说近代日本把“东亚”或“亚洲”或“天下”装在了它原本狭隘和微小的“大和民族”中，一种抱负和自身条件、能力不匹配的“大和天下主义”以及对进化论式的霸道规则的信仰，必然导致的是焦虑型的疯狂扩张与血腥屠杀——日本这个单一型的民族国与狭小型的岛国，不足以承担“东亚主义”、“亚洲主义”、“世界主义”的历史责任，此观移民型的大陆式美国就可明鉴。

然而，近代日本虽然在国家发展上“目标—条件”二者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悖难”，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走上了西方霸道的血腥战争，但作为近代日本崛起之先声的“国学”思潮，其主旨却是为了确立日本在东亚或亚洲或世界的地位，为了确立神道天皇史观在世界文明史观中的标尺性的地位。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可见文化的觉悟或觉醒，是吾人最最后的觉悟与觉醒，或是最根本之觉悟与觉醒。故而，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在建立本土的“文化主体意识”方面，自然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意义，而这也正是它们予我们在现代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觉悟与文化觉醒的启示。而这一启示，显然不是为了排外（也不是为了军国主义），而无非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薛文所及的日本国学思潮下“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学术”之史实就为此做了有力的论证，薛还云“一些国学家，在介绍兰学时不遗余力……因此，得益于国学运动，欧洲的学术文化迅速传入日本”。可见讲“国学”并不是排外，而是为超越自己和他人然后再确立自己，一句话，确立“众生”中的“我”的意识。

所以，日本本土化的国学文化也是融合了东亚大陆的中国文化和欧美的西洋文化的。薛博士有关日本“国学”思潮的论述，根本就推不出中国人一谈国学就必然“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他运用的史料刚好与他文章中的责难相矛盾），反而恰好印证了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的严肃见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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