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父论、大陆新儒家及五四启蒙运动的批评

——在“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  

            耶稣2015年7月30日

编者按：此为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于2015年7月30日在“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内容涉及：1）刘小枫之流的国父论；2）历史主义在中西的不同理解；3）钱穆先生的史学/“古文经学”/政治哲学特色及其之于康有为乃至今文经学的优势；4）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启蒙”的批评；5）钱穆先生拒绝传统中国专制说的意义；6）儒家对肃清土改与文革遗毒的呼吁，不是要革命，而恰恰是为了对得起先烈，强化当前执政党的合法性，复古更化，重建正统。下面对原发言顺序按主题略作调整。

一、批评刘小枫之流的国父论

我先接着刚才提到的两个话题讲一下：首先，任锋兄批评国父论的这种说法，我很认同。我的一个看法是，刘小枫他们这些人讲国父论，间接地是受了施特劳斯派的影响。施特劳斯觉得国家要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不能随意挑战。我想，施特劳斯说的这个话是对的，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精神凝聚起来。于是，中国的施派就有人说，因为美国人从来不把华盛顿三七开，所以毛泽东也不能三七开。但是，我觉得，刘小枫等中国施派的问题，就是东施效颦。他们没有理解要有的是一个国家精神，但各国的国家精神是不一样的。台湾一位叫詹康的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他是施特劳斯的一个弟子Mansfield的弟子，他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的说法。美国一个电影里面，当总统要给他的孩子展示美国的国家精神的时候，拿出来的是美国的《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精神的象征。在美国，国家精神的表现可能是《宪法》、可能是华盛顿；但在中国来说，孙中山、毛泽东根本排不上，非要排的话，孔子或者《四书五经》，类似这样的东西才是中国的国家象征，才是中国的“国父”。所以，我想国父论的说法，没有理解西方思想中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而是一比附式的做法。刚才听到任锋兄讲这个事，我很有感触。

（在网上贴出后，回应朋友对甘刘通三统、儒家革命论之说的评论：儒家的革命，是通三统式的革命，是保守的革命。这跟毛的颠覆天命与道统的亡天下的革命不同。从当今来看，儒家的通三统是对不同传统有所损益地继承。但是，这里要继承的，是尊重传统的传统，而不是彻底革命的“传统”。所以现在通三统，也不能通毛那一统。要通，就成了通奸。毛影响的存在是现实。但不用去通，也不是非要激进地砸，只要允许土改与文革的真相呈现，慢慢淡化就可以了。现在一些真真假假的左派，在党国很多门派都不想通毛的情况下，还打着保守、反革命的旗号为不断革命的毛站台，这在智识和道德上，都有点可疑。）

二、钱穆先生的史学/“古文经学”/政治哲学特色及其之于康有为乃至今文经学的优势

其实，刚才任锋兄讲“钱党”的说法，其实本来是个玩笑，因为有人说曾亦他们这些是“康党”，后来是人民大学的张旭教授说，我们跟康党不一样，于是就把我们归为梁党（梁启超那个党）。这个说法有点用心“险恶”，因为梁启超是康的学生，这有降低我们的辈份的嫌疑。后来我开玩笑说：“非要归个党，我归钱党。”后来，康党和钱党又被别人贴了另外一个标签，“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差别，“大陆新儒家”比较强调政治、强调儒家的政治层面、甚至认为政治层面是儒家的首要层面。我想，这个是“康党”和“钱党”让人分不清楚的一个原因。很多“大陆新儒家”确实是间接地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并且直接受了蒋庆的影响，开始关心儒学的政治向度。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影响，因为蒋庆产生影响的时候我还在海外，书不好买，我自己的书都写出来以后还没读过蒋庆的。并且，我的书写出来之前，钱穆先生的书读过一些，但没有那么系统地读过。后来写完以后发现，非要去找的话，我自己想法跟钱先生的很多想法都接近。包括上午提到“士人政府”，它跟我自己书里面讲的“混合政府”有呼应，并且也都是试图应对民主，而不是为民主做简单的背书。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认可钱穆的原因。

其实，近150年来儒家讲政治的，我想一个是钱先生、一个是康有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更认同钱穆先生。上午讲到一个原因：他不天天把康德挂在嘴边上，但是我觉得他理解到了西方的精髓，同时又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方式。这样更有意思一些，这也是我很佩服钱先生的地方。他对政治本身强调，他对传统是更全面的一个拥抱，这是我非常认可的。

最后，我想钱先生跟“康党”的一个不同，首先钱先生是以历史学家著称的。顺便提一句，上午李志超讲的文章里面，其实我不太同意一点就是对历史主义的讨论。在施特劳斯的话里面，或者在黑格尔的话语里面，历史主义是反对像所谓的柏拉图那种彼岸世界的东西。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实际上跟相对主义是结合在一块的。在中国就很“奇怪”，因为中国一讲历史，实际上常常是指对个人的超越。所以，中国的历史带有一种永恒性的东西在里面。虽然中西都讲历史，但是历史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尤其黑格尔、施特劳斯这个系统里面，历史跟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连在一块的。中国的历史恰恰是相反的，跟绝对的、永恒的东西是结合到一块的。

回到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明显不是当初跟“康党”对立的章太炎那套史学。章太炎的史学是把整个中华的经典给解掉，最后到了“疑古派”。当然，疑古派跟康有为自己出于不同动机的疑古也有关系。钱穆先生的史学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的史学，也不是疑古派那种反传统的史学。

我想来想去，也许他的历史更接近章学诚的那套历史。因为，我觉得章学诚虽然把经当成史，但是这里的“史”是凝结着古代圣贤的政治智慧的史，而不是“禹是大虫”这样的史。其实，这种对待经典的做法，跟古文经学的做法更接近，因为他更强调经作为一个整体所表达的政治见解，而不是通过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做法去找一套政治见解。甚至我们可以说钱穆先生结合了章太炎和章学诚的精髓。比如讲西周的制度，他并没有完全按经典里对周公的理想化来讲，而是说西周的封建是军事殖民制度。他把历史的解读跟经典的解读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这点上我非常佩服他，他既有对古典的尊重，又有对历史现实的尊重，然后又将从中获得的智慧应用到当下。我想，古文经学，包括章学诚式的史学，因为要综合不同的经典，所以更容易形成一种开放态度，可以从不同的经典里面截取资源。在《国史大纲》里面，钱穆先生对法家、对秦始皇、对曹操都不是一味地贬低，而会讲他们的正面意义。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更开放。在这点上，要“骂”康党两句，这是最后总要去做一下的。

任锋：要表明立场。

白彤东：对，表明立场。所以，我反而不同意刚才曾亦兄的这个说法，即曾亦兄讲康有为更能有所损益。我自己总觉得，今文经学经常有一种进退失据的嫌疑，就是他们所依据的经太单薄、从而太讲微言大义，所以太容易被不同的人去利用、随意地去讲。所以，历史上今文经学家，既有利用今文经学保皇的，也有利用它革命的。至少近一百多年来，康有为、蒋庆这些人，都是用今文经学去“革命”。刚才任锋兄已经影射到了一点，就是今文经学家的构建，不太照顾现实。另外一个，我刚才提到钱先生比较开放，他能正面秦始皇，包括曹操这些人的优点，他比较开放。所以，刚才曾亦兄讲了他有一种正统情怀，同时又有开放的态度。但是，我的感受是，今文经学家判教心很重，有一种喜欢说“我们的理解才是真儒家，你们都不懂”的倾向。蒋庆也经常讲这种话，虽然曾亦兄自己可能是比较开放的。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康党说“他不懂儒家”，这种说法很让我不屑。因为，我自己老觉得儒家两千多年的传统，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儒家，彼此之间可能都会有甚至是你死我活这样的区别，我们可以固守一派儒家的解释，称之为正统，但是我想与其这么做，不如去承认咱们有不同的儒家侧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特长，能更宽容一些，向钱穆先生去好好学习一下。

三、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启蒙”的批评

另外，刚才听曾亦兄讲的，我没有说中国不是现代国家。

曾亦：我没说你说中国不是现代国家。

白彤东：刚才你说，你觉得康有为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动员能力。

曾亦：对，康有为当时是这样。

白彤东：对。但是，我的一个想法是说，（这是我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很是找骂的观点，比如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就说我胡说），“周秦之变”是某种现代化，作为其结果的秦朝已经具有某种现代国家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但是，刚才曾亦兄也讲了，清朝承平这么多年，失去了国家动员的能力。

曾亦：一般开国的时候，动员能力是极强的。

白彤东：对。所以，不是清朝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被现代西方打败了，而是承平太久的一个国家，失去国家动员和发展压力的结果。当然，西方的现代化出现了传统中国没有的一个新事物，那就是“工业革命”。

张戬炜：黑社会老大被一个小流氓打败了，他一直以为人家会怕他，没想到小流氓出来身强力壮，把他打败了。

白彤东：但是，黑社会老大以前那些事其实都干过。

张戬炜：他体力下降了，他一直靠这个声望在维持，没想到突然出来一个小流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一交手，你败了。

白彤东：当然，这个“小流氓”有工业革命的积累，这是需要中国去学习的。但是，本来是应该学习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一些政治社会变化，结果他去学那些自己本来已经有的东西。

。。。。。。  

白彤东：张舒讲的启蒙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恰恰是新文化跟五四的一个问题，看西方要启蒙，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启蒙。中国的启蒙经常跟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这些连在一起，打破压抑的家庭，以孔家店为代表的那一套东西。这种启蒙的理想，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但是，法国恰恰是在欧洲政治转型里面比较失败的一个典型，经过无数的革命、杀戮。英国没有像法国的样子搞个性解放，它有苏格兰启蒙派，但是他的启蒙派更多是强调以同情为代表的情感，这恰恰跟儒家讲的是一回事。西周到春秋的封建时代，本来是以贵族所占的位去证成他的德；但先秦儒家的道，是以基于道德情感的德去证成一个人的位。但是，新文化运动以降的知识分子之主流觉得我们落后了、要向欧洲学，欧洲是启蒙，所以我们要启蒙。但是，你看启蒙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新文化启蒙的结果是把孔家店打倒了，把家、宗族、乡绅打倒了，打倒了以后中国社会就变成了独立的原子式个人组成的社会，这是自由派歌颂新文化、五四的地方。但原子式个人，恰恰是最容易形成专制的土壤，因为再没有一个跟起来的野心家、专制政权去抗衡的一个东西。其实，欧洲自己反思过，从孟德斯鸠到伯克，他们都在反思这个东西，你把君主制里面那些贵族，或者其他一些制衡的东西去掉了以后，制度演变的结果就是专制。而恰恰英国不这样，现在这些封建贵族还在，但它反而是转型最成功的一例。所以，我讲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是一个迷思，是有病乱投医。

刚才提到过的一点，我最近也一直在说的一点是，你真正去看的话，跟欧洲中世纪最接近的制度是西周的封建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最接近。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在封建制下，其统治者、即王侯将相必须来源于贵族。国家通过逐层分封来管理，不是中央集权。而这样的一个制度垮台以后，出现了贵族权力旁落甚至消失的、不再有分封的广土众民的大国。对这种大国，要有一套新的制度。秦以后传统中国一直在面对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欧洲1500年以后面对的问题。我想，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恰恰在讲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实践过什么不同的制度，以及其优劣。

四、钱穆先生拒绝传统中国专制说的意义

我也回答刚才沈博士问的问题，为什么先要去反专制说。因为如果传统中国政治不过是专制的话，中国传统政治就没什么可看的，最多跟着港台新儒家讲讲心性就算了。所以，先要把专制说反掉，我们才能去正面看待我们的政治遗产。正面看待，不是说什么都接受，而是至少我不预先什么都反对，并且我看看，也许发现有好的有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钱穆先生没有提出什么正面的制度建设的东西，但他至少给正面制度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港台新儒家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提供，因为对他们来讲，传统政治全是黑的，是政统对道统的偏离，有什么可看的？最多是拿儒家的心性，拿老内圣”开出人家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就完事了，最多在社会伦理上做些边边角角的修理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批评钱穆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制度，但是我想在那个时代，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否定传统政治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他这么一个人为传统政治辩护，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大概蒙文通可能算；再往前是康有为这样的。（既然“康党”在这儿，总得说句康有为的好话。）就是说，是极少数的人，都是属于很边缘的人物，多数人都没有。

另外，“专制”这个词非常有偏见，传统中国政治里面有专制的成分，跟它现在理解的专制是不一样的。现在对这个词理解的渊源，我没有考究过。我想，现在所理解的专制的起源，传统中国变成专制国家的起源，就是我刚才提的孟德斯鸠。本来法国启蒙早期，中国是欧洲人理想政治的典范。中国从典范变成一个反面角色，其始作俑者，我觉得是孟德斯鸠。为什么？伏尔泰他们那帮人还以中国为政治理想，而孟德斯鸠是个“英国粉”，他认为英国的制度是理想制度。他展示英国的制度好的同时，也要攻击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也听说过中国的很多事情，跟他所描绘的专制中国不一致。为此，他给出来很多极其奇怪的说法。比如，他认为中国是个专制暴政国家，那里的人们苦不堪言。这样的人们，不会大规模繁衍。但中国明显是个人口大国，怎么办呢？他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妇女有极高的生育能力！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有一个理论构架，中国不符合他的理论构架，他要把中国塞进去。为此他就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他描述专制的时候，其实所依据的更多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组织方式。孟德斯鸠讲，专制国家必须有个第一奴隶，就是去帮专制君主去管理国家。中国的相、中国的士大夫明显不是第一奴隶这样的。孟德斯鸠没有理解中国的官僚制。他理解的帝国组织方式，还是前官僚时代的方式，比如包税制这些东西。所以，缺乏对中国制度的理解（这种制度在欧洲还处在摸索阶段），他只能拿现有的和他熟悉的政治制度去想象中国的制度。但很不幸，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这种对传统中国的理解从西方传到中国，中国就变成一个专制国家。所以说，非说传统中国有专制，我可以承认，但这关键是它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专制、从西方传过来的专制概念，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词来理解传统中国，会有很大的误导。

这种用西方的术语和历史经验来理解（误解）中国，包括前面讲的“独尊儒术”。现在很多人一提这个词，就想西方的宗教迫害。但中国的独尊儒术跟西方历史上排他的基督教明显是不一样的。

总之，拒绝专制说，为我们制度建设铺了路。比如说士权，你怎么在现代里面去维护士权。贝淡宁跟我自己都在讲“混合政府”，民意院跟贤士院的一个混合，就是这样的士权的一种实现方式。钱穆先生讲科举跟察举优劣的问题，可以为上议院的选择提供参考。以前的谥号制度，通过谥号、通过官史，对君主的为所欲为起到了制衡作用。如果我们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与讨论都被官史记下来，过二十年就解密的话，我想这些人做事的时候会悠着点。如果这些领导人死了以后，将来儒家会根据他的执政表现给他一个谥号的话，我想这会对他们有警示的作用。敬天法祖，从官方到民间，我觉得都是可以恢复。这些工作的前提，恰恰在于钱穆先生做的那个工作，要否定中国两千年政治一片黑暗的这样一种说法。

因此，去反反传统，对我们的政治改进，很重要。反传统的巅峰，是毛统治的那三十年，尤其是文革。现在有些左派会说，你们儒家不是讲保守吗？但你们批判文革、批判之前的土改，就是要去除现在的政府的合法性，要去推翻它。我觉得，这种批判恰恰是给现有政府更强的合法性，让它能“复古更化”。肃清文革的很多问题，恰恰是让我们现在的政府能顺着正确的道进一步走下去。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