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中国大学“通识改革”与中国书院传统的回归

中国大学“通识改革”与中国书院传统的回归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按：此文系作者2004年11月5日在广州南沙召开的“开放时代论坛·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研讨会发言）

对中国大学的改革与所谓“通识教育”，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大学管理体制同政府、公司、企业一样，是一个科层制的产物。由于中国的大学是1905年中国废除传统的书院制度后完全移植西方教育制度的产物，现在中国的大学体现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的特质，这一特质就是对教育进行科层制的管理。

科层制管理的特征是对管理对象进行所谓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管理以及量化管理，美其名曰理性化管理，其实是对教育进行机械化管理、工厂化管理、智愚不肖一鞭赶的羊群式管理以及扼杀贤能创造性才智与独特风格的一刀切的僵化管理。

因此，在这种科层制管理下的中国大学教育中，把教师当作群羊与工人的齐一化管理以及教育行政当局的官僚化管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上述科层制管理的所有弊端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都存在。

这样，在当今中国的大学中，教师自由讲学的精神、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教师间自发形成的对教师学行的清议以及学校对教师人品的敬慕、对教师智慧的赞仰、对教师个性的鼓励、对人文学科的尊重都不太可能。因此，现在中国大学科层制管理的弊病，既严重于民国初年刚刚学西方建立的中国大学（因西式大学初建，还保留了一点中国传统自由讲学的精神，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北大哲学系），又严重于现在的西方大学（因现在的西方大学多少还保留了一点西方传统的自由讲学的精神）。

这致使现在中国的大学既出不了熊十力、陈寅恪这样独立特行又学识渊博的学者（因为他们没有大学文凭进不了大学任教），又出不了西方大学中海德格尔式的智者（因为海氏为深研学问多年没有发表论文，若在中国定会年终考核不合格而下岗）。

现在的中国，大学就像工厂要求工人一样要求大学教师，大学教师的工作就像工人的生产流程一样一切都标准化数量化，如每年要在什么级刊物上发表多少字文章、每年要讲多少学时的课、要参加多少时间的计算机培训等。这使从事知识传授与精神创造的大学教师在大学科层制的束缚中苦不堪言，大学真的成了韦伯在分析现代性弊病时所说的“理性化铁笼”。怎么办呢？

只要现代性还存在，中国的大学教育还在向现代性发展，这种科层制的大学管理方式就不会结束。但是，我们在现代性面前也不是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调适现代性，改造现代性，把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具体说来，我们对中国大学现代性产生的科层制弊病有两种救济方法：

一是通过“通识教育”来冲淡科层制教育的理性化特征，因为“通识教育”中包含的历史、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人文学科是最不能理性化的，即是最不能标准化、数量化的，因而这些人文学科在本性上是反科层制管理的，是与科层制管理格格不入的。这是现在西方大学改革的道路，西方大学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在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中应当借鉴与吸取。

第二种救济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书院制度推崇的是自由讲学的精神，这种自由讲学精神在本性上坚决反对大学科层制教育中的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管理、量化管理，亦即坚决反对大学教育中的机械化管理、工厂化管理、智愚不肖一鞭赶的羊群式管理以及扼杀贤能创造性才智与独特风格的一刀切的僵化管理。因此，应该把中国书院制度的自由讲学精神移入到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中，用这种自由讲学精神来打破科层制管理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以此来改造现代性理性化一刀切的教育管理模式，从而充分尊重大学教育中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学者个性的张扬以及学术观点的自由。

以中国书院制度的自由讲学精神来改造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不仅是为了克服当今中国大学科层制管理的弊端，还为中国的大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真正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制度。

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西方的产物，而西方的大学不仅是纯粹世俗化传授知识的场所以及学术分科后科层制管理的产物，也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深深打上西方文明的烙印。中国学习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如果抛弃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具体说来抛弃了中国书院自由讲学的传统，即是在教育上“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是孟子说的“以夷变夏”。

因此，在当今的大学改革中，不仅要学习西方的“通识教育”，还要回归中国书院的教育传统，即回归中国书院制度中的自由讲学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学教育制度而努力。

第二个问题，大家已经谈得很多了，现在大学开始市场化、商业化了，西方是这样，香港是这样，现在大陆大学扩招也是走这条路。我想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解决的是人的生活就业与人的物质需要问题，就是解决求学者饭碗与社会需求问题，而不是解决人的人文素质问题。

这种状况可能短期内改变不了。这是西方大学的通病，也是中国大学的通病。救济的办法除了加强“通识教育”外，仍然是回归中国书院教育的传统，因为中国书院教育的传统最强调人文素质教育，能够克服大学过分市场化商业化的偏向。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跟西方的大学教育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就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直接担负了救亡的功能。

大家也讲到，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教育普遍地承担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西方的教育也是如此。但是，100多年来，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世界的情形下，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迫在眉睫，救亡图存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最强音。

这种情况反映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就变成救亡图存的直接手段，教育直接为救亡图存的国家政治目的服务。当初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最大理由就是科举制度培养不出救亡的人才，只有废科举建立西式洋学堂才能培养出国家急需的救亡人才。

历史的悲剧在于，当初提出废科举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一辈子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大夫，如张之洞等人，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心爱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抛弃了！他们当时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从此以后，中国就与自己千百年来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传统绝裂了，中国的教育就变成了直接实现国家救亡目的的手段。这是因为要救亡就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必须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反抗西方，而落实到教育上就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学习放在教育的首位。这样，培养为国家救亡目的服务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就成了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素质教育不能救亡，即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君子打不赢西方强盗，而“落后就要挨打”又是中国近代史上血淋淋的铁律（当然中国是在科技上落后而不是在人文教育上落后，中国在人文教育上绝不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能培养出君子而西方教育不能）。

这种情况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中国大学教育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即“重理轻文”的传统。在这种“重理轻文”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大学教育普遍缺乏“通识教育”以及科层制数量化管理盛行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也按理工科大学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即按数量化标准来管理，这也和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传统有关。

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中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服从国家富强自卫的政治目的，完全的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可能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旋律。但是，中国大学一边倒向“重理轻文”的“富强教育”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急剧下降，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可能是相当缺乏中国人文素质教养的科学家、工程师与技术员，而这种缺乏中国人文素质教养的科学家、工程师与技术员是很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的。

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中国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正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有力手段，缺乏人文素质教育当然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因此，对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而言，即便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政治目的，也应该回归中国重视人文教育的书院传统，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文素质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培养出有中国文化教养有人文理想关怀的经邦济世之才，这当然包括各种科技人才。

这种人才就是中国书院传统教育的最高教育理想，即培养“内圣外王”的人才，“内圣”的生命境界必须通过人文素质教育才能达到，“外王”的才干则可以通过知识技术的传授获得。

在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是“外王”的教育强而“内圣”的教育弱，说严重点，是“外王”教育压倒“内圣”教育，最后导致“内圣”教育无！因此，要实现中国书院传统的教育理想，就必须用儒家思想在大学中进行“内圣”的人文素质教育，使中国的大学真正能够培养出“内圣外王”合一的既有人文素质教养又有知识技术才干的人才。

再进一步说到中国大学的具体教育目标，应该是培养“华魂洋材”的人才，而“华魂”只能通过中国书院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才能达到，“洋材”则可以通过现在中国已经建立的西式大学教育获得。因此，中国的大学教育只有回归中国书院的教育传统，用儒家文化教育学生，才能实现中国大学培养“华魂洋材”的教育目标。

这是因为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才能代表“华魂”，离开儒家文化的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华魂”的中国人才。也就是说，要培养出具有“华魂”的中国人才，就必须把儒家文化作为“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基础来改造现在完全按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大学。

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有“洋材”教育而无“华魂”教育，致使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有一颗中国心，中国大学成了向西方大学输送学生的人才培训部。所以，要在中国大学教育中培养中国青年的“华魂”（中国心），就必须回归中国书院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

以上从三个方面讲了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下面再从两个方面进一步申言：一是进入大学体制内去改造大学教育，一是在大学体制外形成另外一种教育传统。

进入大学体制内去改造大学教育，我的想法是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成立一个儒学院，或者说成立一个书院。西方的很多大学内部都有神学院，我们的大学内部为什么不能有儒学院或书院呢？

儒学院或书院的功能就是承担所谓“通识教育”或“人文素质教育”，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养。因此，对现在中国建成的西式大学，要用中国的书院传统对其进行掺沙子式的改造。

一方面，用中国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革除中国大学科层制管理的僵化弊病，在不能完全废止大学科层制管理的情况下创造一个大学内部自由活泼的讲学空间，建立一块人文素质教育的飞地，使中国的大学成为体现中国书院传统人文教育精神的大学。

另一方面，用中国的书院传统在大学内部改造大学，用中国的书院精神作为中国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就使中国的大学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的大学教育就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学教育，中国的大学就不再是舍己从人照搬西方教育制度的产物。

如果在中国大学内部建立了儒学院或书院，儒学院或书院的管理方式就不采取西方科层制的僵化管理方式，而是采用中国传统书院自由活泼且充满人性的管理方式，这样就不会出现人文学科教师反感的数字化管理与官僚化管理，那些量化考评一类的违背人文教育规律的僵化标准也就会被驱除在大学人文教育的领域之外。

我想做到这些应该是可能的，进入当今中国大学体制内去进行建设性的改造是可能的，让中国的大学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自由讲学的精神是可能的。当然这会很艰难，但只要下决心努力不是做不到的。现在讲所谓“制度创新”，用中国书院的传统精神去改造中国的西式大学，从而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是当今中国大学改革中最大的最重要的“制度创新”，舍己从人照搬西方永远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在大学体制外形成另外一种教育传统，是指在现存大学体制之外建立民间大学，通过民间大学和体制内的大学竞争，来促使体制内的大学慢慢朝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向改变，我想这也是一条路。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没有一所真正上规格的民间大学，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可能和中国没有真正上规格的民间大学有关。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中国现在的大学，第一是党委部门，第二是政府衙门，第三是工厂车间，第四是商店市场，最后才是大学。如果我们的大学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教授的尊重、自由讲学精神的发扬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想到在现有大学体制之外，建立私立大学来与体制内大学竞争，逼着体制内大学朝重视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的方向改，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就像国营企业在私营企业的压力下走向市场经济而获得成功一样。

如果在我们的大学里面能够成立儒学院或书院，那儒家文化就是必修课，其它的文化也可以学，但只是选修课，地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大学，在教育上就要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这个中国文化的特色就特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上，因此，儒家文化在中国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是不能改变的。

具体在课程设置上，《四书》《五经》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就必须成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必修教材，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就必须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国大学在人文素质教育上的中国文化特色。

最后，谈一谈权威与启蒙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文化看来，经典就是权威，而经典这个权威的产生，是一个民族无数的古圣先贤千百年来的理性或意志认同确立下来的结果。所以具体到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自主地运用我们的理性进行自由选择这种启蒙，只是在抽象个体的意义上谈启蒙，而不是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具体的人的意义上谈启蒙，因此，这种基于个体理性上的启蒙是非常有限的，是没有资格面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谈启蒙的。所以，不是个体在摆脱历史文化中实现启蒙，而是用历史文化对个体进行启蒙。

大学中进行儒家经典的教育，就是用历史文化对个体进行启蒙，用中国无数古圣先贤千百年来的理性或意志确立的权威对个体进行启蒙。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不能超出其有效性的适用范围越界运用；也即是说，这种启蒙只对某一历史文化或文明中负面僵化的现象适用，而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或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正面价值，这种启蒙不适用。

所以，只能用这种历史文化或文明中的正面价值对个体进行启蒙，而不能摆脱这种历史文化或文明中的正面价值而得到启蒙。

我们可以想一想，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经典的权威是由中国无数古圣先贤的理性、意志确立，而被无数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长期普遍认同接受，而这些经典权威中所体现的无数古圣先贤的理性、意志和现在大学中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理性、意志相比，哪一个理性、意志更正确的、更有效？

无须置疑，肯定是经典权威中所体现的古圣先贤的理性、意志更正确的、更有效。所以，在大学教育中，不是个人理性比经典更权威，而是经典比个人理性更权威，个人必须在经典面前打破理性的傲慢，承认自己在经典面前无知，才能以谦虚虔敬的态度去学习经典，从而才能得到经典的启蒙。实际上，大学教育就是用经典来教育人，千百年来圣贤在教育上确立的传统权威就是不容置疑必须接受与学习的文化经典，这些文化经典累积了千百年来人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伟大智慧。

大学教育培养的不是以批判思辨为特征的哲学家，也不是以怀疑辩难为志业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大学培养的是有文化教养的人、有人文素质的人、有道德意识的人、有艺术美感的人、最后是有知识技能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康德式的个体启蒙教育不是大学教育的主流，大学教育的主流应该是权威式的经典教育。所以在权威和理性的问题上，我认为大学教育应当把权威放在理性的前面，权威对于理性具有优先性，具体说来经典教育对于康德式启蒙教育具有优先性。

这样的话，在大学教育中，首先我们要认定每一个学生都不懂得经典，在经典面前他们都无知，而且他们的理性非常有限，靠他们自己的理性很难了解经典。也就是说，靠康德式的启蒙教育很难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文化教养、人文素质、道德意识、艺术美感、知识技能的人。

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大学中懂得经典的教师来教育他们，用古代传下来的经典启发他们，他们才可能把理性的障蔽从心中驱除掉，才能够认识到经典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如果大学还是用康德式的启蒙教育理论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的话，学生就永远不能了解经典，“通识教育”或“人文素质教育”也将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要在大学设立儒学院或书院来教授儒家文化经典的原因。

退一步说，就算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教育中也需要经典教育，也存在经典权威优先于个体理性的问题，因而也不适用康德式的启蒙教育，这个道理同文化经典教育的道理一样，不用再多说。

总之，在大学教育中，经典权威的教育应当是主流，康德式的启蒙教育只应在很小范围内存在，如在硕士博士的小型讨论班中存在。大学教育的定位应该是权威式的经典教育，而不是康德式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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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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