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儒学之新气象

作者：姚中秋

来源：原道25辑，陈明主编，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初四日乙丑

           耶稣2015年8月17日

接《天府新论》编辑赵荣华君信，嘱为该刊2013～2014年刊发之儒学文章汇编作序。检视目录，自己名字数次出现，写一点文字以襄盛举，义不容辞。

在接到此信前后，应邀为杜维明先生新著《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撰写书评，即发表于《新京报》的《儒家义理是一套世界公民语言体系》，其中两段，或可表达我拜读这个文集的心情：百年来，中国学人信心尽丧，在思想、学术上自甘为奴，包括新儒学的诸多努力，也只是身处绝境中的勉强防御而已，其论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实也有，只是不够充分，可在西方刺激发展。姿态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只是让儒家向西方靠拢，历史仍将终结于西方的宗教、价值、制度。儒家内在的伟大价值被取消了，中国之道终究要被抛弃。如此心态，儒学其实难说发展。杜先生则转奴为主，立足于儒家，观世界之众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见世人之迷于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见神教之过于执，而阐明和而不同之大义；最终确立仁为普适价值。儒家内在价值凸显出来，这价值是普遍的，不仅解决中国问题，更解决世界问题。有如此对世界敞开的天下情怀，儒家才有发展之契机，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在港台新儒家中，钱宾四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经历、见解较为独特：

宾四先生完全立足中国学问，而所持之论，无不清明开通；尤可惊异者，先生凡涉西方之论说，无不暗合西方贤哲，而更为平正高明。先生之学，随时间推移，反而更见其可信、可贵。先生不仅坐而论道，更兼起而行道，在香港殖民地创办新亚书院，守护和弘扬中国文化。

杜维明先生经历与宾四先生正好相反：多数时间任教美国名校，与欧美、印度、伊斯兰世界贤哲广泛交游。此亦为行道之方。正是在此广泛而深入的文明对话中，先生慧眼独识于孔子之道和中国文化之精微、卓越之处，并坚信，孔子之道实可普适于人类。

大陆新儒学承接了钱先生、杜先生的自我肯定态度，而《天府新论》近两年所发表的文章，最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是这个文集最可注意者。

今日大陆儒学约有两个源头、两种学术范式：第一个源头是现代新儒学，第二个源头是康有为的政治儒学，而为蒋庆先生重新揭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新文化运动催生中国思想之觉醒，现代新儒学兴起，主要表现为援西入儒的哲学构造。只不过，1949年后，此一传统出现分叉：留在大陆者，被迫退化为中国哲学史，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学，在学院内根深叶茂。另一支去往港台、海外者，继续保持哲学样态。八十年代后，以港台新儒学名义回流大陆，产生广泛影响。

此一系统的大陆儒学，上焉者，以西方哲学诠释儒家思想，下焉者，仅对儒家作哲学史的考察。理论上的关注点是心性；进入现实，所关注者仅为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领域的制度，不在其关注之列。

这一关注点受制于其关于儒家于当世之价值的判断：西方代表了知识、制度的现代、先进，儒家只在心性、价值上略有价值。塑造人间秩序之种种制度，儒家已无力发言，西方所创制者就是中国所当行者。因此，现代新儒学所做的哲学努力是转化儒家，令其心性之学有助于西式制度在中国落实，所谓“良知坎陷”，所谓“创造性转化”，所谓“抽象继承”，无不措意于此。

究其实，在此思考方式中，儒家是文化上的负担。当然，在解决人类精神问题上，儒家似有可取之处，但在制度上，儒家已属多余，甚至反动。而现代新儒学又普遍接受西人看法：制度至关重要，制度带来一切富强、民主等好东西。这样一来，总体上，儒家不过是未来即将成立的现代中国的一个点缀，根本无关紧要。儒学于今日要做的工作无非是自我改造，以迁就西人创制之现代制度。至于儒学对于世界，当然全无价值。

儒学之现代史实始于康有为，康氏立足公羊学，接纳西学，而发展出儒家现代创制立法之说。但此学长期中绝。蒋庆先生于90年代上接康有为之思想范式，相比于学院主流的狭隘儒家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不仅极大拓展了儒学之研究范围，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走出上述范式中儒学自我否定之陷阱。蒋庆先生断言，儒学不仅有能力安顿心性，更有能力筹划各种制度。儒学是整全的，因而是自足的。儒学完全有能力在中国完成优良秩序之构建，西学尽可发挥补充作用。

中国知识人在过去一百年积极构造的思想上的主奴关系牢笼，轰然坍塌。因此知识上的起义，过去十年来，大陆儒学界发生了一场精神革命：大陆儒学从自我否定意识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

现代新儒学大约诞生于百年前，于今日，终于渐入佳境。《天府新论》编辑慧眼独具，近两年所刊发之儒学文章之作者，基本上出自获得精神解放的儒学者之手。还有很多儒学者依然在自我否定的框架中苦思冥想，寻找不可能的出路，而这本文集的作者普遍具有了儒家的主体性意识，由此可略窥大陆新儒学之风采。

首先，留心治道，无所不涉。

现代儒学在康有为那里，主要关注变法、创制。但晚清政治变动剧烈，儒者应对不足，导致儒学与政治逐渐脱节。在晚清立宪和民国成立过程中，尽管有些立宪者有道统意识，儒学本身却并未有效提供制度方案。大约只有孙中山先生留心于儒家治道之现代构建。

相反，在学界，现代新儒学传统中的儒学研究就是哲学式研究，或者哲学史式研究。宋明时代的著名儒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学者们，研究、写作了一遍又一遍，朱子、阳明的一个字、一句话，被反复考证、解读。而人们无从知晓，这些不断重复的探讨，意欲何为。

本文集所收论文，虽只有二十余篇，却涉及众多领域，基本上呈现了儒家之学的全貌：从心性，到教化，到政治，乃至于国际秩序。孔子行道天下，致力于重建秩序，由内到外，自近及远。关乎人间秩序的所有领域，都在孔子关心之列。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治道展开的，是关于人、关于秩序的完整的义理体系。

现代新儒学拱手让出诸多领域，导致其学问之路越走越窄。晚近十年来，由于政治儒学之兴起，儒家进入广泛领域。大陆新儒学正在收复失地，重建儒学为一整全的义理体系。尽管所持之论容或生硬、幼稚，但全面覆盖，本为儒学应有之知识形态，儒学不能不走向广阔的知识世界，探索，冒险。

其次，通经致用，创制立法。

在孔孟荀那里，在董子那里，在程朱陆王那里，儒家之学不是纯粹思辨的哲学，也不是寻求救赎的神学，而是成己成物之学。儒者为学之目的，在成就天人之际的良好秩序，赞天地之化育。因而，儒学者不能不有行道天下之情怀，不能不有经世济民之用心，不能不有创制立法之抱负。

既往哲学或者哲学史形态的儒学，让儒学者无从切入现实，即便有心，也过于虚玄。由于缺乏足够具有感召力的现实论述，在大转型的舞台中心，几乎不见儒学踪影。

随着众多治道议题的展开，通经致用的儒学品质得以充分展现。由此，儒学者就不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而具有士君子之人格，敞开了实践的可能性。由此，儒学得以重新进入中国社会变革的舞台中心。儒学不再只是旁观大转型，而是引领大转型。唯有如此，儒家中国才有可能重现，而这是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命定的生命形态。

再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前面提到，新一代大陆儒家确立了自身的主体，但这绝不意味着，儒家固步自封。儒学从未自我封闭，夫子之教就是“博学于文”。历史上，儒学的每一次发展，都以吸纳、消化新知识为要务：汉代儒学吸纳、消化了诸子学；宋代儒学吸纳、消化了佛、老之学。但由这两次历史经验也可看出，唯有当儒家立定主体性，才有真正的学习，才有真正的创造。

过去百余年，凭借着物质之势，西学对儒学保持高压态势，中国学者震惧之余，忙于确立西学为信仰。于是，中国学人对西学之理解，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概括西学为若干条简单的真理，信之不疑，且大胆地以之判断中国之学、中国之制。人们崇敬西学，反而无心深入了解西学。尤其是在儒学者中，对西学了解始终极为肤浅，比如，在儒学者的论述中，民主、科学两个词近乎神话。

然而，晚近二十年，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理解逐渐加深。伴随着加深，笼罩在西学之上的神圣光圈消散。过去十年，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对西学有深入把握，反而转回中学，服膺儒学。这些学者入得虎穴，颇得虎子，不再视西学为真理，而以平和心态对待之。

至此时，西学才渐归正位，那就是“用”。儒学者从来不会自我封闭，但儒学者之博学于文，必坚持张之洞两甲子前提出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真正的学，以我为主的学，学的目的是为了丰富儒学，而绝不是为了自我改造，自我否定。

最后，心态从容，天下情怀。

百余年来，中国人充满焦虑：中国还能不能生存下去？相应地，儒学者充满焦虑，其中最强烈的是存在的焦虑：在现代世界中，儒学还有没有意义？儒学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下去？还有没有可能发挥作用？现代新儒学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焦虑中形成、展开的，焦虑心态清楚体现在思想、学术中：学者忙于“开出”，忙于靠拢，忙于论证自身的现代价值。可以说，在过去大多数时间，现代新儒学基本采取防御态势。

今天，儒家的焦虑大大减弱。由于立定了主体性，大陆新一代儒学者的心态普遍较为从容。因为议题丰富，儒家的精彩之处逐一显现，儒学者逐渐具有心性和义理上的双重自信，不仅能在自足的儒学框架中思考中国问题解决之道，而且能够从儒家角度评骘西方得失。

由此，儒学者真正具有了天下视野。从根本上说，过去百年的儒学，自我限定于民族主义的心智牢笼中，反复申明自己的中国属性，尽管这属性本身又引发自卑感。儒学者与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样把中国特殊化，视西方之价值、知识、制度为终极的普遍性。自我特殊化的儒学者丧失了向来具有的天下情怀，反而深陷逆向普适主义心障中。

大陆新一代儒学者立定主体性后，真正具有了天下视野。儒家之学是整全的，并且是普遍的。中国自身的成长即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就是天下的第一步。于是，对儒家之道化成中国、中国持续成长之历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而这样的研究又具有普遍的天下指向。

大陆儒学晚近十年逐渐形成的上述四个特点刚刚显露，且相当零散，而《天府新论》所刊文章，于两年当中就相当完整地呈现，可见编辑之有心、用心、尽心。这一册文章未必有传世之作，但足以展示今日大陆儒学之新气象，指示大陆儒学未来发展之大方向。儒学圈内外，可不珍之重之欤？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