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启蒙

作者：牟钟鉴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4日 16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壬申

           耶稣2015年8月24日

近代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摆脱了神学，解放了自我，抬高了理性，因而促进了科学与民主，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事业。同时，信仰和道德被贬抑，资本释放了贪欲，自我成为新的上帝，理性成为双刃剑，人沦落为金钱、权力、野心的奴隶。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而利益集团仍然迷恋弱肉强食和斗争哲学，世界很不太平，面临诸多危险。因此有识之士提出人类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超越工具理性而构建道德理性，树立互爱互尊、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便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常态。如果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是理性的启蒙，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运动应是道德的启蒙，口号应是“尊重他者”。当代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指出：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人类选择错误信仰，失去道德和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类必须实现对第一次启蒙的突围，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信仰、道德与精神生活的第二次启蒙。于是作为新启蒙重要资粮的孔子儒学在沉寂了百余年之后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登场了。

从国内的形势看，国际上刚刚启动的新启蒙运动恰好与中国一场新的文化运动起步相衔接，真是机缘巧合。古老的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初出现的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它是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合奏中进行的。它引进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又引进社会主义，促使中国开始摆脱宗法等级和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赢得独立和解放。但这次新文化运动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制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儒学）”，因而带来过度否定中华文化传统、丢失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道德精神的弊病，文化路向走偏了。“文化大革命”是反传统的极端化，它造成的灾难使人们觉悟到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国学的振兴，开始了中国现代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是在民族文化自信自觉的过程中发生的，它的口号是“创新儒学”。它要使中华优秀文化在回归中国故土的同时走向世界。虽然事情刚刚起步，前程尚任重而道远，但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已经发生转向，中华文化已在重生，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和改变了。

在山东曲阜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已历六届，取得很大成功，产生广泛国际影响。它的特点在于：从孔子家乡的圣城曲阜向全世界发出儒学的声音，展示孔子的气象和儒学的精华。各国人士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城，讨论儒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不同文明的对话，证明孔子是伟大的圣哲，当代中国需要他，当代世界也需要他。这次世界儒学大会以“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为主题，尤其突出社会道德。道德建设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形成各界各地各业道德先行的君子群体。为此，我为大会写了《重铸君子人格，推动移风易俗》的发言，试图运用孔子儒家君子论的丰富思想，重构当代新君子理论，提出“君子六有”论：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