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国家精神（2）张季鸾对日态度为何言行逆反？

原标题：刘宪阁：张季鸾与儒行篇

作者：刘宪阁（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凤凰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十八日己卯

      耶稣2015年8月31日

【编者按】70年前结束的那场持久之战，带给中国的创痛、悲伤、牺牲、鼓舞，不会因为时间而冷落。相反，只有拉开到一定距离，人们对它的思考，或将更加多面，更加深沉，更加理性。纪念的意义，不在于简单重温民族记忆与爱国情感，更需要从历史中辨析真相，厘清是非，追问缘由，检点得失，以此播种良知，凝炼智识，内化为勇毅前行的动力。

2015年8月22日，北京，弘道书院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主题为“浴火重生：抗战中的国家精神”。来自儒学、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展开探讨，激辩抗战前后中国的政体建构、道统境况、民族文化自觉、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等问题。凤凰国学全程见证，并获授权对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发布。

张季鸾（资料图）

下面要谈的这个人物，并不是张君劢、萧公权等那样的学者、思想家或者理论家。他没有研究和提出什么高深系统的理论问题，更没有留下什么体系性的思考和著作，而只是一个报人：张季鸾。或者如他自己常讲的，一个凌晨写完社评后，中午这张报纸就可能被人包了花生，甚至擦了屁股的报人。但是，别忘了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他所处身的情境，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地促使他进行一些基于常识、教育、经验、阅历等的素朴思考。并不是说他不是思想家了，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而通过这样一位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普通读书人、知识人的一些想法，也恰恰提供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可能值得我们咀嚼、反思乃至借鉴的地方。

一个疑团：报上鼓吹抗战到底 私下与日谈判议和？

从2005年到2015年，我真正接触和研究这位著名的报人，大概也有整十年的时间了。当时博士论文何以选择张季鸾这样一个题目？认真追溯起来，除了导师杨奎松先生的建议，多少也跟我的个人经历和体会有关吧。1999年五八炸使馆，正读大三的我，对中外关系和民族情绪第一次有了比较直接的、切身的观察和体会。很激情，很澎湃。跟着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喊过口号，丢过石块。感觉爱国就该如此嘛。但是2005年中关村反日游行，彼时已经在读博二的我，就已相对比较冷静了。大概也正是此时，因为原本的“劳动”议题进展不顺，我开始遵师嘱，接触张季鸾和大公报。

杨（奎松）老师以前研究中注意过张季鸾这个人，特别是注意到抗战时张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试探和平的情形。他认为，做这个话题或许可以更好地结合我原有的政治学基础，特别是发挥我也做过些思想史研究，相对熟悉文本解读的特点。当然，史学方面还需要更严格的训练和强化，这也是不言自明的了。

开始“摸材料”之后，很快就发现，1928年春日本为阻止北伐军而制造济南惨案时，张季鸾在对日问题上的谨慎判断、冷静心态，特别是于报端阐发的一些稳健现实的观点主张，很契合我自己彼时的一些心境。进一步摸材料，可以看到在1941年9月去世前，张先生非常具体而微地呈现了20世纪前四十年，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人对中日关系的一些重大的观察、判断和变化。

促使我决定研究张季鸾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杨奎松老师等逐步披露出来的一些新史料，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或者说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就是张季鸾当时主持大公报的言论工作，公开在报纸上做宣传，给国人打气，鼓吹坚持抗战到底。但是私下里，他又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去跟日本人进行接触、谈判甚至议和。一个人公开的言论，和私下的行为，怎么会有这样的逆反？

另一个矛盾之处是，了解张季鸾这个人的经历和观点的话，会知道他早期在中日关系上，并不像受激进党派影响的那群年轻人一样，主张对日轻于一战。换言之，他主张缓抗，首先壮大自身实力，同时也在国际情势的风云变幻中寻求机会，就像后来胡适所讲的“苦撑待变”。本来是这样的。但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的公开主张给人的感觉是突然变了。他也曾经设想去说服老蒋，再等等，别急于马上对日开战。但是反而被老蒋说服了。他出来后对朋友们讲：老蒋是军人，是主持大局的，我们还是听他的吧。他也讲，大公报的方针从此定了，现在就一个字：“打”！何以会有这样一个从力持缓抗，到坚主抗战的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更耐人寻味，也更需要解释。当年孙中山搞革命，日本浪人说得很好，咱们都是同文同种、东方兄弟，愿意无偿无私地援助。但是辛亥革命一成功，日本人掉过头来马上施加压力，索要各种好处和利益。和孙中山一起的老革命们不乐意了：日本人怎么这样？太不符合东方尤其中国的传统礼仪了吧。很多人不满。张季鸾那时候才二十三四岁。他就在报上发了一个短评，非常清楚地分析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要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知道日本人的一个特性。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上，只要对日本这个国家有好处，他们就认为国际间就无所谓信义和道德。

可以说，经过五六年的留日生涯，他对此已经有非常明确而清醒地认识。而比张季鸾年长很多的梁启超，是什么时候才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的？1916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写了篇《异哉所谓国体者》，引起麻烦。期间经过日本外交官和军人等帮助，护送他从北京南下。这一路他就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帮我？后来一想，原来这背后别有险恶用心：他们不是真的为了我好，而是为了他们日本自己好嘛。梁启超是1916年才明确认识到日本对华行为背后有这样的意图。而年轻的张季鸾，1912年就认识到了。既然早就已经认识到日本人的不可信，那么1930年代中后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怎么居然还去跟日本人进行接触，甚至试探和平，这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看似矛盾，不好理解，其实也很简单。像张季鸾这样的人，并没有经过什么严谨系统的理论训练；他所论述或者思考的，大都是基于素朴的常识和具体的问题，或者说形势所逼。用他在社评中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实逼处此也”。所以随着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他的具体的言论主张也会有所调整，甚至前后抵牾，冲突不一。

有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他的这些看似矛盾、难以理解，实则也并非那么不好理解的言行。1922年他跟好友陈布雷辩论山东问题是否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双方在报纸上前后进行了多次反复交锋。最后张季鸾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尽管我们的主张前后有所不同、有差异，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即（爱国之）“主义”则一。

在这方面，不妨看一下张季鸾也非常服膺和赞赏梁启超的例子。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梁就以明治维新时期的吉田松阴为例，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强调变的只是“方法”，“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具体到梁启超本人，也是一样。他一生的言论主张，也多有变化，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被称为“反覆之君子”。正如其门生郑振铎后来在回忆文章所说：“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事，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之。”

这段回忆和分析可以说非常精彩。其实，吉田松阴、梁启超等人如此，张季鸾在对日问题上的变与不变，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对国家的不同理解，以及怎样才算或才能对这个国家更好的问题。话说的有点儿远了，不再展开。还是回到题目中的“儒行”这个话题。通过前面的回顾，可以发现在包括中日关系上，包括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张季鸾这个人的具体言论主张虽然迭有变迁，但是也有一贯地思考。而这种一以贯之的思考，也体现在他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以及思想资源的运用上。

典型的如1941年春，中国抗战进入了非常困难的阶段，怎么样才能鼓舞人心士气，尤其是鼓舞年轻人？张季鸾主张从中国固有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这个资源就在《礼记•儒行篇》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国民教育应该是做人，也就是要立志，要使他们能够成为为了建国有共同意志的国民。只有培养起有坚强人格的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而中国本来是有这样一个传统的，能够培养起国民这种人格的。在张季鸾看来，能启迪中国知识人、国民以及一般青年的这种人格的东西，就是传统中的《礼记•儒行篇》。很多东西，在这样一篇文字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他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固有之精神，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必须特别提倡这种儒行精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友陈布雷记得是目光炯炯，言辞也特别沉着，好像旁边很多青年人在等待着他的召唤。他说完这个话没两天，大公报上就发表了《论政治教育》这样一篇文字，反映的就是他的这个观点。

他的身上藏着“关中大儒”的影子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张季鸾想到的不是其他一些思想资源，而恰恰想到的是《儒行篇》？为什么他会觉得《儒行篇》可以帮助型塑新的国民人格？究竟为什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思想脉络到底是什么？老实说，我也不清楚，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不过有些背景性的东西，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比如跟他早期的经历有没有关系？这一点，还是可以做一些追溯和梳理的。首先张季鸾这个人是很传统的。比如从衣着看。除了早年留日那几年穿过点儿留日学生装外，回国后他基本上没怎么穿过西式正装。尤其到后来，几乎全是咱们的长袍马褂等非常传统的东西。

生活经历上，张季鸾自称老孤儿。他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等他十三岁时，父亲在宁阳县令任上去世了。母亲带领他们小兄妹三人，从山东千里迢迢，一路扶柩回到陕北榆林。没想到很快王太夫人也因操劳过度，年纪轻轻，才37岁就没了。后来亲人、乡邻、师友们对他帮助很大。所以他后来才会说，我这个人的人生观是很简单的：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简言之，报恩主义。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香火意识。张季鸾有浓厚的家族情结和香火焦虑。因为他发现他们家可以说是人丁单薄。他母亲是续娶的。此前他父亲的几位夫人，也曾留下三个哥哥（按伯仲叔季排行，季鸾是老四）。但是等到1934年张父百年冥诞，他回陕北扫墓时，那几个老兄弟都没了，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子侄辈也不多。

张季鸾在外游学办报，多年漂泊，一直没有子嗣。多半为此，正室高夫人甚至还染上了芙蓉癖，也就是吸鸦片。高夫人之外，据称他也曾娶过几位太太。但是也都没有生育，令他更加焦虑。甚至还认过一个义子赋基，1934年回陕祭祖就是以此告慰先人的。高夫人去世，以及张季鸾自己去世后，讣告上都署有这个义子的名字。

后来经其妹张季珍介绍，娶了陈筱侠女士。终于在1937年春，诞下唯一的儿子，乳名镐儿，也就是后来的张士基。朋友们纷纷函电祝贺。其中最让他高兴的一条贺电，大意是这样的：公以文章报国，天以石麟赐公。就是说，你作为报人，以写文章来报效国家；老天则用一个儿子来回报你。张季鸾看后直乐，说天下高帽子很多，唯有这个尺寸最合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季鸾也多次向友人胡政之等表示，以前因为没有儿子，还有很多焦虑什么的；现在有了儿子，老张家有后了，终于可以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报国大业之中了。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那几年，也确实可以看到，他之全心投入，终至积劳成疾。

张季鸾也非常注意推己及人。儿子过生日，收到各种名贵礼物，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全部捐出，贡献抗战。他说，战乱之中，还有多少孩子没有像我们镐儿这样幸运啊。后来在重庆，发现不少像镐儿那么大的孩子，也患了一种镐儿曾经遇到、后来治好的病，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药物，境遇凄惨；他就趁到香港之便，自己掏腰包买了些药带回来，免费送给医院，以便救治那些没有镐儿那般幸运的孩子们。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的影响。张季鸾为什么这么强调传统？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老师，关中大儒刘古愚先生。我们知道除了程朱之学，宋学还有很重要的一派，就是以张载等为代表的关学。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影响深远。这样一套东西延续到晚清的时候，就孕育出了刘古愚先生，他是关学在当时非常重要也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甚至被称为最后一个关中大儒。

刘古愚（资料图）

张季鸾在陕北的时候就听田善堂、陈爕等一再向他灌输，刘古愚是个大儒，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因此“企仰甚”，后来终于有机缘进到先生门下学习，也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刘古愚的很多想法，在张季鸾的身上也都有所体现。

张季鸾去求学的时候，古愚先生问他想学什么？他答以学文章。古愚先生说：如果来找我学文章，那你就来错了。什么意思？其实古愚先生本身也是很擅长做文章的，只不过他嘲笑的是八股文。他虽然不重文章、不事章句，但是他所有的文章，“境气直达”，很有气势。他很早就开始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鄙视、看不起八股文章。所以他跟张季鸾说你来错了，你找我学做文章的话肯定不对，并不是说张真的来错了，或者不打算收下这样一个学生。其实只是告诫张季鸾该怎么求学，不能来学八股之文，要学经世致用之学。

可以发现，张季鸾后来的文风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受到了古愚先生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文章充满感情，有文气，以气胜，颇具古愚先生的遗风。这点可以从同时代人对他的文章的评价中得到印证。当时著名的报人胡健中先生就明确地说，张季鸾的文字在结构，在内容，尤其辞藻方面，可能还是可以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张的文章很精彩，而这种精彩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气势比较盛。

古愚先生也把他对中国传统儒学观点的理解延续到对张季鸾的教育上。在古愚先生看来，晚清有一个怎么面对新的历史情势的问题。1898年变法前后，有人说他是康党，是康有为一派的。老先生很生气，干嘛说我是康党，其实康党是我这一党的。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是康党还是什么党，根本上都是为了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老先生没有什么党派党争之类的观念。张季鸾也是一样。从始到终，他既不是同盟会，也不是政学会；既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他对其他党派在观念上是抱有同情的。典型的如李大钊。1927年李大钊遇难以后，张季鸾说别人信共产主义，可能值得怀疑；但是守常先生，也就是李大钊，如果他信，以他的人格，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古愚先生还有不少想法，也影响到张季鸾。比如在批阅张的读书笔记时，老先生评论说，不管是皇帝制还是选君制，只要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就成。具体形式什么的，都是其次，在他那儿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概言之，他是主张重外患、轻政体的。政体问题，在他那里并不像后来一些人所设想的那么重要。又如在古愚先生看来，西北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满汉或者回汉的问题。他的视野已经超过了这几个民族的事情，而有更大范围甚至世界性的思考。

古愚先生在许多方面对张季鸾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先生去世后，门生们想方设法为他出版了一套文集。张季鸾为此专门写了篇《烟霞草堂从学记》，收在书前。其中对古愚先生的学问、人格等都颇为肯定。他求学日本后，知道拿破仑有句名言，说“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张季鸾认为，在古愚先生的字典里面，所缺的也很多，比如普通人经常容易犯的贪吝、懒惰、怯懦，寻求安逸，没有恒心，以及世人习以为常的那种顾家室、慕世名等种种情形，而这些在古愚身上都难以发现。尤其是张季鸾相信，爱国、爱人之教，为民根本。做了多年报人，在东南、上海等地多年游历以后，他发现有些人是伪君子，不但有功名之欲，更有刍狗万物之心。在这样一个人欲横流，而外患又特别强烈的世道里面，要找一个像古愚先生这样的人，是很难见到的，所以他对古愚先生充满了怀念之情和崇敬之意；而他后来的很多言行，实际上也的确是以古愚先生作为自己言行的楷模和典范。

张季鸾的文人气与武士风从何而来？

当然，这也不是说张季鸾就不新派了。其实他也很新派，曾和友人合办《妇女杂志》，还写文章介绍盐和糖怎么做，可以说也是很现代、很新派的人。但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张季鸾的想法和当时各方很多人都不太相同。比如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代表的研究系这一派在讲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特别强调借助文化来解决政治的问题。张季鸾则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提出，文化问题并非不可注意；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推崇文化，毕竟见效慢；而且容易造成大家都厌恶政治，以避谈政治为高，那么真正的社会政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苦的还是老百姓。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已经和梁启超等有不同的判断。同时因为跟激进派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跟后来的共产党人陈独秀，在报纸上也产生了很激烈的冲突。而最典型的，是国民党元老朱执信。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于此相应而导致的在南北和议等时局观察上的看法不同，这个老国民党人公开写文章责骂说：张季鸾你这个人要这么想的，就要开除你中华民国的国籍了。张季鸾回应说，我这么爱国，天天为这个国家操心，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居然还要被开除国籍！如果连我这样爱国的人也要被开除国籍，那么真正要开除国籍的，恐怕还不少，甚至要有90%以上。可以看出，张季鸾其实是文化上的保守派，尽管政治上也向往自由民主这套比较现代的东西，但文化观念上绝对是个保守的人。他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如同为陕西老乡的吴宓等人，就是保守主义者。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和大公报时期，对学衡派和学衡杂志也都曾经帮助过不少。而吴宓他们，也恰恰是深受关学传统的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是吴宓了。他身边同样受关学影响的友人，文的如于右任，武的则如关麟征、杜聿明等这些年轻的陕西将领。

《妇女杂志》（资料图）

再举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张季鸾在文化观念上保守到什么程度。大概1940年前后，某次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时候，有人讨论到汉语的拼音化。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多次明确加以反对，认为这样的东西抽掉了民族的根基。所以尽管他后来也赞赏和支持白话文，甚至也推崇过世界语，但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还是非常希望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他的言行中不断地浮现出来，而这些多少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的关学痕迹。当然，也不能忽视齐鲁遗风的影响，毕竟张季鸾十三四岁回到陕北前，一直是在山东长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张季鸾为什么可以不顾一切地从事一些让当时的甚至今天的不少人看起来简直就没法承受的不名誉行为，尤其是战时承担起秘密和平接触这样的重担？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有人评价他身上有纵横之气，就是有纵横家那样的气派，善于和各方打交道。此点诚然。早在1925年前后，他就多次代表驻扎在河南的陕籍国民军将领胡景翼，到北京、到湖南等地联络沟通各方势力。但更重要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另一传统。

张家祖上多为武人，是当兵的出身。从张季鸾往上推，大概八九代人，就是明代嘉靖年间，他们张家第一个先人从陕西米脂投军入伍到了边塞重地榆林。但也不是很成功，后来不幸战死在疆场。不过他的后人，大概是因为一直在这里当兵比较久，就没有再离开榆林返回米脂，这样他们家就成了榆林人。后来他们家很多人都当了兵，甚至最高的一个还当了总兵，在明末李自成围攻陕北榆林城的时候，他们家的先人做过很大的牺牲，还得到过表彰。到张季鸾他父亲这一辈，本来也要去当兵，但是武考的时候，要射三箭。头两箭射的挺好，第三箭，马上骑射，不小心摔坏了胳膊，结果失利。武人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才被迫改行念书去了。当时赶上陕北回乱，榆林城被围，他父亲又协助总兵刘厚基等守城。刘也是爱才之人，一看他既能打仗又爱念书，于是就多加提携。这样张季鸾的父亲后来就考取了进士，逐步由一个武人转向了文人。

清代武举骑射考试(资料图)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张季鸾身上既有文人的气质，也体现出武人遗风的一面。比如在谈到为什么要做记者时，他有这样一段非常典型的话。大意为：

做记者的根本，是要对人类大众，从小一点来说，首先是对中国的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的救世的决心，他们有苦痛，因而该给申诉，应该去设法安慰，凡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应该反对，应该冒着危险去替人类们、同胞们用言论去做斗争，不应该屈从于恶势力或者同流合污，这样一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要没有这个趁早不要干，干也跟不好，有了这种根本精神以后，那么一切技术都用得着了，一切关于新闻事业的绵密研究都有着落了。

这是特别典型的一段话。你看他讲仁慈义侠的精神，多少和他祖上有当兵的这样一个家世传统有关。这一点，张季鸾自己有多次表述。报社同仁就回忆说，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仁慈义侠的精神的话，那么肯定就做不好记者。他对同仁这么要求，而很多人在他身上也确实看到了他有仁慈义侠的精神。也就是说，只要觉得是应该做的，对人民和这个国家好，“虽千万人而吾往矣”，无所畏惧，包括与日本人进行和平接触这样一种完全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容易遭到误会和曲解的活动。

而且他对当兵或者对武人一直抱有很浓烈的兴趣。他也关注海军、空军等技术变迁问题。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更是非常留意大战演变、世界局势和国际格局的变迁，特别是这种变迁对东方中国的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影响。他后来也被称作现代中国三个知兵的文人之一（另两个是丁文江和傅斯年）。

以张季鸾的留日经历、社会经验和国际视野，他本来应该是非常现代的。当然在一些方面他也的确非常现代，是个新派人物。但最后这些年，我们发现他还是回到了中国传统。我们看他报纸上发的一些言论，越到晚年越是这样。而且这背后也确实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全面抗战刚开始爆发时，他常说我们中日两国的关系应该是超出民族的，别管日本人、中国人，应该超出这个界限，从更大的东亚视角甚至人类视野来观察两国关系。但是随着1938年底日本提出“近卫三原则”，以及汪精卫投日，形势突然变化了。此后张季鸾几乎再不提咱们中日是一家了，这时候开始强调民族等问题。这一点一些日本人也很纳闷，不太理解，觉得曾经有那么几年，中日关系也算不错；而且张季鸾还和一些被称作有识之士的日本人共享过某种东洋精神，或者说，在面对欧美白人的文明世界之挑战时，双方曾有共识，也就是一个共同的思考在那儿。但没想到张先生后来居然走到那条线上。尤其是1941年去世之后，曾有日本友人惋惜说：如果张先生晚去世一段时间，咱们有东洋思考的这些人坐到一块，共同讨论协商，也许中日之间不会走到后来战争的那一步。这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友人的一个回忆。

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先生也是很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自由主义之类的现代术语来概括。典型者如抗战爆发后为缓解欧洲危机，以便更好地腾出手来支持中国在东方抵制日本，张季鸾曾经公开在报端表示：不就是为了非洲的殖民地嘛，你们英法就不能大度些，割让一些给德国？类似的，我们还知道，为解决中日危机，胡适一度也曾设想：用东北几百万人的自由，换取关内三千万人的自由。这样一些丰富多样而又真实存在的历史心态，岂是简单的自由主义之类所能概括？

当然，尽管对形势也有误判，个别主张甚或悖谬，对当局的具体政策和处置措施等也有不满，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提出强烈的批评，但是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以及对中华文明的总体前途，他和同时代的不少人一样，始终是充满信心，极富乐观的期待。而且在张先生身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传统中国士人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样一个知识人，可能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严谨的思想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的读书人或者文人，他曾经想过的那些念头，走过的那些道路，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过去的事，以及对当下及未来怎么走，可能都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