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评点（陈明）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究竟是一个自然的文化交流过程还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侵略谋划？两种观点一直针锋相对，并且都能列举大堆事实和经验支持论证。不久前到山东青州，漂亮的益都中心医院就是在1882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武成献博士开设的青州广德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同样在青州的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在那里留下的却是盗卖甲骨的恶名；至于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巨野教案发生在山东更是众所周知。就我个人来说，耳中嗡嗡作响挥之不去的是马汉在《海权论》发出的“基督教文明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的宣言，以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强化和升级。

但是，对于圣诞节的论述似乎还不能就此简单直接的过渡延伸。这不仅因为时移世异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因为圣诞节与基督教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对于大多数在小康道路上的白领蓝领或其他寻常百姓或忙碌而枯燥，或平凡而平淡，本就怀有将时光细加雕刻以尽可能丰富的姿彩声色遣此有生之涯的冲动：电游玩腻了、麻将搓累了，把圣诞节信手拈来给心情一个放松的理由，何乐不为？又有何不妥？至于耶酥是谁？圣诞老人是谁？如果不是完全不在乎至少也并没太当一回事。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生活权利，它后面还有一股朴素而自信、有力而健康的生命之流绵绵涌动！

那么，十博士说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文化主体性”是不是就纯属无的放矢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呢？答曰不然，因为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虽然圣诞节虽不等于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不言而喻的，由过圣诞节到信基督教的假戏真做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进一步就应该看到，宗教不只是个人身心安顿的问题。当某一宗教的信众数目递增到一定数值的时候，它就具有了超溢出个人性之外的意义，而衍生出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问题。 “骆驼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这个警语用在这里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启发意义。例如因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心议题的文化认同，就与宗教密切相关。事实上，从马汉到亨廷顿的基督教扩张战略并没因时代变迁而归于歇绝，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更将其赋予了战术的色彩。如果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的美梦成真，这些战略家肯定比那些传教士更开心。

任何的节日都不只是一个自然时间单位，而总是跟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勾连在一起。而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又总是积淀凝聚着某种记忆某种价值，作为该群体之意义保证、认同维持和历史绵延的基础与目标。什么是中国人？就是中秋团圆、除夕守岁、清明节扫墓！套用柏林的话说，丢失了这些节日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斯节斯教如火如荼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是一种补充还是一种消解替代？在圣诞铃声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渐渐地“只把杭州作汴州”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承认对于神圣性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精神产品的市场，如果圣诞节可以理解成基督教的产品，那么我们凭什么进入并展开竞争？这才是更加根本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看法》谈的表面是圣诞节，实际是基督教。所以它涉及的本质上仍然是我们民族和我们文化自身的问题。我从公民宗教角度讨论儒教的复兴，实际就包含激活祠堂孔庙书院、激活传统节日中的思想情感与信仰，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性得到恢复和提升的用意。

文化的生长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只要自己的生命顺畅日子红火了，文化自然就会流光溢彩。但我们似乎尚没意识到我们目前尚处于文化的空心状态――这是我们工作的真实起点。如果对此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相信十位博士对圣诞节的拿捏分析会更加细致到位，对问题的应对解决也会更加平和成熟。《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来源：新快报200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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