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博士生”关于抵制“圣诞节”的“共同看法”已在公共领域激起关注和争论。笔者对此持支持态度。但观察角度不同。 

对于既不需要用基督教文化的“时尚”来点缀或包装自身也不需要加入“消费者狂欢”获得快感，而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些表演的我辈来说，每年的“圣诞节”都是一次令人不胜其烦的骚扰。土法推销的“圣诞礼物”让人啼笑皆非。网络也没有净土，打开邮箱，居然堆满了所谓“圣诞贺卡”。 

这一时刻，一个不愿以“他人之自我”作为“自我认同”之对象的人即使心灵不那么敏感，恐怕也会知道什么叫“文化焦虑”和在价值排序上较高的“文化”的巨大杀伤力。由此判断，“十博士生”们的反应甚至都可能是仅仅基于“文化本能”。 

笔者太清楚这些玩意与商业的联姻，或者说是商业基于自身利益与具有“价值指令”的文化抱在一起舞蹈的事实。因此，骂几声无济于事，因为它在利用商业的同时，也需要使它自身对于商业有利用价值，而这背后就是“消费者”“想像性身份获得”的心理期待。这种“结盟”瓦解的一个条件是这样的“文化”一钱不值，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快感。 

不得不说“十博士生”以“名校博士生”这一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身份符号切入公共领域，与“圣诞节”的狂欢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暴露出现代社会的一个秘密：只有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东西才更能“在场”（不管由此引来的是捧还是骂）和诱惑大众的“想像性获得”冲动。这意味着在“圣诞节”狂欢中完全不是基督教文化在单打独斗，对它的抵抗极易被纳入抵抗商业法则的可怕结构中。因此我们倒不如来看它们是如何在一起跳“现代舞”的。 

英国学者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无奈地哀叹：文化已传媒化了。不错，我们活在一个传媒的世界。或者说，那个在哲学视野里不过是现象世界的世界已经被传媒所“编码”。用波兹曼的话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你不在传媒存在，你也就不存在。 

文化当然在劫难逃。现代技术规则已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输和接受形式。但很显然无论是传输还是接受，无论是“编码”还是“解码”，都需要商业这一中介，因为现代人与古人不一样，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者”，不过是被消费意识形态俘获的角色。如果说古人对于文化的需要是基于“存在”，那么现代人更多是基于“占有”。因此文化也变成一种消费，文化商业化。 

既然人在“文化需要”方面听从的更多是“占有”而非“存在”的指令，那就意味着，哪一种文化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更能使人在心理竞争中找到快感（哪怕是意淫），它就具有更多的消费价值，也就会受到商业的“青睐”。从而，它也就越能制成可供消费的商品，诡秘地微笑着以看不见的价值指令渗透进大众的精神世界。商家吐着唾沫数钞票，“文化”悄然控制人的心灵。真是皆大欢喜。 

看起来商业并不考虑“文化”的价值指令，它似乎要对一切进行“祛魅”。因此，哪怕“圣诞节”多么具有宗教色彩，在现代社会，它也要把它变成一种消费，变成一个非基督教徒都可参与的消费狂欢。一种幻觉就这样出现：当市场上叫卖着“圣诞礼物”、“圣诞老人”像生意人一样地朝消费者微笑、“平安夜”里人们作乐爆笑时……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还是一次商业狂欢？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么？仅就形式而言，在传播基督教文化方面，传教士们又如何来和商业相比呢？ 

中国的一些非基督徒热衷于过“圣诞节”，背后不过是对“时尚”的屈从，因为这种“时尚”本身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位于较高位置。也就是说，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等物质力量支撑，通过对它的消费所获得的“想像性身份”更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相对还处于较高位置，更能收获“价值感”。这当然更多是一种意淫，但这恰恰是一个被“文化殖民”的群体的存在特征，这种意淫通过群体性狂欢的确证将不会被意识到。很难想像，他们会去过非洲那些穷国的节日。 

见钱眼开的商业注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圣诞节”如此，春节如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指责它毫无意义，而只能想办法利用它。但想利用它，自身又必须具有为它所利用的价值。如果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抵制“圣诞节”，恐怕它才不会干那种亏血本的傻事。因此关健还是在于“消费者”和“文化”。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让中国人觉得过传统节日更能找到“价值感”（就不说“自我认同”这类东西了）。 

事实的残酷在于，在现代性条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单打独斗，而“中国文化主体性”沉沦与政治、经济、人权等领域的沉沦密切相关――它们的沉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夺目光辉。因此复兴传统文化，固然要大力弘扬和创造，但的确不仅仅是“文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