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七夕非情人节论”

——为中国情人节辩护兼及其他

作者：陈明

来源：儒家邮报

时间：西元2007年8月24日

跟春节、清明节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样，今年的七夕也表现出十分红火的势头。这后面既有国际国内的思想文化因素（如文明冲突论、民族复兴及和谐社会等）的影响投射，也有厂家商家基于利益动机的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却是国人在现代社会心理需求日趋丰富以及传统意识在经济宽裕后日趋回归。

从目前来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良好积极。正因此，刘宗迪先生以专家身份指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引起轩然大波十分正常。

刘文《七夕故事考》主要观点有三：七夕与爱情婚姻无关；三月三更适合情人节；把七夕当情人节是以西律中、“数典忘祖”。下面就简单地逐一讨论。

 

七夕与爱情婚姻无关？

 

刘说：“传统上七夕根本没有青年男女聚会联欢、谈情说爱的习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以及由这个故事引发的关于爱情的想象和创作，就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情人节”；“出土的秦代占卜文献《日书》，就明确把牛郎织女视为对婚姻不利”。

这里的关键是：所谓“传统七夕”在时间上指什么时代？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它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是什么关系？古人在其生活中是否把它作为一个爱情主题节日对待？刘认为七夕是“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

上古道朴，先民为最基本的生计奔忙，几乎所有的节日都与祈禳和劳作相关；男欢女爱也指向生儿育女的人自身的再生产。所以，在最初的意义上讲七夕“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错不到哪里去，因而完全可以将作为时序节点的七夕这个日子首先系属于农事劳作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它主题的关闭。

如果把七夕节结构中的农事劳作和爱情婚姻两个主题解析为天象――人格化――女功和天象――人格化――爱情两条线索，进而对两条线索之交叉重叠发生在什么时段？其组合和谐度及互动性如何等考察梳理，那么刘文结论是否成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里有“牵牛以娶织女”的语句，表明刘氏所谓的“自然天象”被人格化、性别化、夫妇化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至于其作为占卜之词对于问婚姻不吉利，那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人们在七夕仅限于祈求幸福宣示真贞而并不谈婚论嫁。因为正是在悲剧性的极端情境中爱之美、情之深才得到更为充分的演绎和展现：圣瓦伦丁的故事有三个版本，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的。据此从技术上质疑七夕作为情人节的资格，并不成立）。

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更将其浪漫化。白居易《长恨歌》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名句，它实际是写实：

唐明皇和杨贵妃“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到宋代秦少游吟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到诸城、滕县、邹县一带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爱情主题无论是与作为日子的七月初七还是与作为节日的七夕，均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且深入人心不可摇撼。

 

二者结合的时间最迟在汉代。根据在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汉末应劭《风俗通》逸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注：梁即桥)以渡织女也。”织女星人格化后，在把她想像成牛郎之妻的同时，从女性角度把她想像成织出彩霞云锦的高手，希望她在一年一度的鹊桥会时给地上的姐妹们启示一二，既可以使爱情故事更加生动，也能使乞巧习俗更加神奇，难道不应该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么？

因为织女的人格化，七夕所乞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由手巧到心通、貌巧，到姊妹和好、父母安康，当然更有郎君如意瓜瓞绵绵。毕竟，巧慧和贤淑，对于郎君的选择、对于家庭生活的和谐，在现实中具有相当重要性。

今天看来，这二者的双重变奏表现在在宋代乞巧的主题比较突出，而现在，情感的主题被强调。这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需要、审美趣味和价值理念－－但这一切属于同一个意义链条却毫无疑问。

 

也许是以为指控别人错就可以证明自己对吧，刘文说“三月三是古代情人节毫无疑问”，却并没有给出什么论证，只是说“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这似是而非。

首先，他提到的春社、清明和上巳什么的，即使在历史上曾与所谓爱情主题沾边，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已经被排除改写或淘汰了。上巳最初是宗教性的驱邪祈福活动，今天几人知道？清明到是众所周知，但已经成为追忆先祖的日子。春社，祭的是土地神。男女对歌的三月三倒是有些春意，但不再属于汉文化圈。

举苗、黎诸族为例，欲以明其古则可，欲以证其新则适得其反――方言中古音多，难道就要以它为普通话？日语中的汉字古意浓，难道就要依它写作？文化本就是层层垒积起来的峰峦，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移沙运石。前人的工作只是后来者的基础和参照，而不等于其范围和目标。

 

退一步从实际操作讲，三月三和七夕，究竟哪一个在当代中国人的感受和意念中占有较大比重和影响呢？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应该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问题。传统节庆有基础可以更新，现代生活有情绪需有待释放。

七夕情人节主题的强化可以说是一个利多弊少甚至可以说两全其美的好事，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学术角度建言当然是学者的权利和责任。但学者也应该情醒，自己是阐释者而不是立法者，对待民风民俗，还是采取“从众”的态度为好。穆哈默德知道山是不会走向自己的，所以他选择走向山。这是一种智慧。

 

但刘不是这样，不仅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而且明明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泥古不化却洋洋自得自以为是自以为高。这是因为他不仅认为自己在知识上有深度，而且价值上有高度。

从其知识论思维出发，他先是根据节令农事叙事先于爱情婚姻叙事（实际他根本就否认二者间存在任何关系），而把前者定义为七夕“原貌”，然后再根据后者“不是原貌”而否定其在这一节日中的地位从而否定其对于人们情感生活活的意义联系。

看来他不仅相信第一推动的绝对永恒，而且相信自己是拥有上帝密码的唯一先知，拥有对离经叛道者兴问罪之师的法官统帅。所以他进一步宣称外国的情人节同样也搞错了：“其实，西方的情人节，原本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春节，即农神节或牧神节，圣瓦伦丁的故事只是基督教窃取了这个节日后强加给这个节日的（就如同屈原投江的故事是后人强加给端午的一样）。”

——如此学术如此求真研究天体物理或许值得称道，用以理解历史理解文化选择和活动却简直叫人笑掉大牙！

再看价值高度：

“好多人以为过过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就为复兴中国传统作出了贡献，简直是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胡扯。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斩断了传统的命根子，让西化的触角进一步伸展到了七夕。”

——即使情人节的讨论是由二月十四日的圣瓦伦丁节而起，难道以此为助缘就意味着七夕的西化？进一步讲，文化的命根子难道不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而在一个节日的名称？这难道就是数典忘祖？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发前德之幽光、继先贤之伟业应该比空守千年纸上尘要更加艰难也更加值得称道吧？鲁迅曾痛惜国人的自信力之丧失，我不知是不是指向义和团，但刘氏脆弱如此，把文章找来读一读应该会有所感悟有所帮助！

 

或曰：鲁迅是以反传统著名的五四运动中的著名代表，你陈明不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么？为什么要把一个已经有着完整内涵的中国节日强行与一个纯粹的西方节日概念叠加在一起，并反复论证其可行，意图何在？这里“强行叠加”一词预设的七夕与情人节的本质区隔是知识性的，前文应该已经给出了解说，“意图何在”则是意义性的，不妨再罗嗦几句。

 

首先，我不是一个章句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不至于如魏晋玄学家一样以六经为圣人之糟粕，我却也不至于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冬烘地将文献里的各种方便说法与“圣人之所以为法”相等同。虽然生命因文化的滋养而茁壮，另一方面文化也因生命的创造而发展开放；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就是心量更大、更富于责任感和创造性。在我看来关于仁的最佳定义是“博施于民而济众”，因为它意味着某种活动性，可以使儒学的理论之树常青。而“施”与“济”，在现代的最佳原则莫过于“因民之利而利之”。百姓称便喜闻乐见，我不知怎样的儒者能用怎样的理由去反对？

其次，与前一点相关，我不认为东方人西方人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同样的人性在不同情境中应付不同问题挑战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爱喝茶和爱喝咖啡的口味区别是非本质性的，因为它后面是同样的生理心理需要。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而心亦有其所同然者，应该即是立基于此。因此，文化的流动与传播在历史上才正常而普遍。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的特别持护，对外来文化的特别警惕是与列强入侵的特定情境或问题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种种论述，其对仁义礼智信的褒扬，对坚船利炮以及基督教的贬抑，从对国人文化信心的维持（这是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文化认同对于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对于应对挑战能力的激发，均具有巨大意义。所谓的软力量，从这里也可见一斑）这样一种努力来说，它是有效的因而也可以说是“理性的”。

但是，它毕竟属于某种修辞和叙事，而不等于认知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体会其用心，承继其情怀，而话语形式则要有重新探索创造的自觉和追求，因为今天的语境和问题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对于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其面临的挑战或问题是双向的且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制约：

在全球化语境里，应该强调的是传统的一贯性、内在性――这需要对其固有价值系统及其逻辑结构进行论证强化，以为文化认同、社会凝聚提供必要的情感和精神支持；

在现代性语境里，应该强调的则是传统的历史性、开放性――这需要对其固有的价值系统及其逻辑结构进行创造性诠释转换，以为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当下的需要（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及个性解放等等）提供本土资源。

如果说文化的激进主义者只看到了后者所以主张全盘西化，那么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只看到了前者而认为历史上有效的四书五经足以应对今天的各种问题。

还有一种人，由于对政治问题不满而产生了逆反心理，凡是某某赞成的他就坚决反对；凡是某某反对的坚决拥护。这一切，在刘宗迪的文章以及由此引起的讨论中也可以窥知一二。

 

《南方都市报》署名长平的文章认为，今年七夕节的声势“不是源自民间社会对于欢乐节日的需求，也不是像宣传中所声称的对于忠贞爱情的渴望——如果是这样，那么既已风行的西方情人节足矣——而是出自民族主义文化对抗的需要，由一些传统文化学者提供理论支持，一些青年大肆鼓吹，逐利商家和地方政府参与表演。

它的重点在于‘中国’二字，去掉这二字它就什么也不是。这样一来，这个‘节日’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肩负着对抗西方文化的使命，而不是像它表面宣称的那样轻松浪漫。它的本质是口蜜腹剑——一只手高高挥舞着爱情的鲜花，一只手紧紧握着反击的匕首；看起来像一个情人，其实是一个斗士。”这种分析符不符合事实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判断，但是，在节日中突出本民族及其文化的元素以强化模塑国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本身在作者笔下似乎是一件道德羞耻、政治错误的事，则实在是一种偏见。

布尔斯廷指出，西方民族往往将本民族神话当成自己的历史，在这样的叙事中，这些民族都被塑造成具有独特品性的神的宠儿。以色列人如此，没有多久历史的美国人同样通过上帝将自己的存在和使命无限拔高。当然，这些长平应该是不知道的，否则就不会那么轻巧的说什么“圣诞节本来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的节日，现在几乎全球共享”了――但也没准！

 

与前文的幸灾乐祸不同，《环球时报》“西方的情人节击垮了中国的七夕节”的文章对七夕节的“冷清”充满悲情和哀怨：“千年相思的爱不敌一枝轻佻的玫瑰”；“……‘相思’是东方人表达爱的方式，暗示有距离才有真爱，相思，爱才能持久；‘相爱’是西方人的爱情观，预示撞击才会有火花，才有选择”。

作者“留住传统节日这块最后阵地，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是一个民族血脉延绵不断的象征”这个立论前提我是赞同的。

 

但是，以“相思”“相爱”切割东方西方、指玫瑰为轻佻等却大谬不然。相爱而不能相聚，西方人就没有相思之苦相思之痛？――去听听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吧！

相思是因为命运的安排或条件的阻隔，明明同在屋檐下却设想一个王母娘娘来秀牛郎织女，难道中国人都是自虐狂？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交通资讯发达，尤其是婚姻承载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少，而感情生活因个性化程度加深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越来越需要沟通。如此这般，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七夕之夜的乞巧主题会日益淡化而爱情主题则很容易在人们心底找到共鸣。

宋代是乞巧节的黄金时段，那是与它生活承平、儒学繁荣紧密相关，二者的后面则是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当然，这与刘宗迪的指责人们把七夕当情人节过是数典忘祖不是同一回事。刘在知识上或许比这两位作者专业，但思想上却要混乱许多。他对传统尤其对儒学十分厌恶（在别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许多无知而轻佻的议论），但这里却又把“祖”、“典”挂在嘴上作为议论评价的基础和依据……

 

我认为，节日作为文化符号，是鲜活的历史，预支的未来，生命的摇篮，精神的家园。它使我们当下的经验直接与古人的生存模式、意义世界勾连贯通，使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序更替中猛然间唤起一种“我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自觉和追问。

伯林说，“人们称为迷信和偏见的东西只是风俗习惯的外壳，通过它可以显示证明一个民族漫长生活过程的荣枯盛衰；丢失了它们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将洋人的东西拿将过来――实际七夕的爱情主题无可置疑――丰富自己的生活。只要统摄于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那它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成了文化的更新和创造。

中国，不只因为孔孟老庄、李白杜甫，也因为他们除夕守岁、清明扫墓、中秋团圆。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七夕传情，那我们子孙后代的日历日子岂不更加饱满充实五彩缤纷值得期待？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