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选举——科举制废除110周年研讨会述评

作者：苏鹏辉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九日庚子

           耶稣2015年9月21日

1905年的9月，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了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递呈的《请废科举折》奏请，颁诏《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宣布光绪三十二年起，“废除科举制”。当时的君主、大臣以及普通读书人，或许很难预期这一举动的深远后果。而在11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风云变幻尘土飞扬之后，新世纪的学人越发能够深思110年前晚清朝廷废除科举的复杂意味。于是就有了9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举办的“科举与选举——科举制废除110周年研讨会”。这场特殊的纪念由弘道书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共同主办，荟萃了京津二地历史学、中国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领域的学者。

这场纪念活动的特殊性，就正如会议的主持人、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彭永捷教授所言，是在科举制度已然沉寂百余年之后，不再是选择性的遗忘与虚无化的谴责，以同情之心凝视这一曾经在古老中国长期实行的重要制度，深味科举制度背后的精神义理与政治原则，实为恰如其时。它正是回应“中国何以文明”这一诘问，为时代的繁华平添历史的厚重。

图：彭永捷教授

科举制度，其所蕴含的政治原则即为“选贤与能”。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正是存诸于《尚书》《礼记》等儒学经典中的尧舜三代政治精神的核心。三代作为理念之真，作为儒家政治的典范，始终激励着秦汉以来的政治实践，于是隋唐之际有了科举制度的诞生以及其在近世的辉煌。千年旧典岂能一朝尽废？！废除科举的政治决断已历百年，却只是“该失去的已经失去，该得到的尚未得到”。于是就应该有所反思，曾经被绝然捐弃的科举制度，它昔日的辉煌根源于何种内在的清凉，而于交织错乱的现代中国，它是否还能够有所意味。

弘道书院院长、北航高研院姚中秋教授对此的回答极为肯定。科举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教育制度，它具有深刻的内涵，是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如果借用托克维尔肯定西方宗教的说法，甚至可以说科举是中古以来最为重要的宪法制度。它对于重新思考华夏中国的治理秩序而言仍具有启示意义。

图：姚中秋教授

科举是中国式的选举制度，长期发挥着遴选士人的功能。它体现着天下为公的政治信念，践行着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形塑着政学一体的政制构造，寻求着化行天下的世界致思。在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之内，科举制以贤能为标准，尽力落实一种开放流动而典雅文明的政治秩序，其成就在古代文明中堪称翘楚。然则晚清以来风云陡变，科举被指为病民之源，西式代议制被奉为强国之方。民国议会政治的浮沉跌宕，亦就此成为一段聚讼纷纭的谜案。而在当代比较政治理论的意义上，以投票为核心的选举民主制度其流弊越发凸显，其所遴选出的政治人物在才能与德性方面的表现愈发乏力，由此接续孙中山先生与钱穆先生继续思考科举制度的意义，就有着以古维新，反思现代政治的意涵。

图：杨念群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对于重建科举制的必要性并不怀疑，但认为考虑到科举制之实践的历史复杂性，其在现代社会能否再度落实或恐更为尖锐。科举制曾长期为“范进中举”之类的故事妖魔化，而废除科举也长期被作为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之开端，然则科举制的内涵与意义在各种讨论中却都是缺席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评议科举制的偏见与误解，对于真实的历史认知、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及国家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回到历史情境中来认识科举制度，亦可以从四个方面。首先，科举作为制度安排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考试制度，而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具有身份分配的意涵。科举功名之高下对于其能在朝廷所担任的职位、在地方成为具有权威的士绅领袖均具有关键影响。所以，它就基本实现了按照才能平均分配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人才的作用。这一点很伟大，作为人间制度它注定是无法完美，但横向比较而言的确是相对优良。通过不断组织国家考试，除了遴选士大夫，也认证了众多乡绅，为乡村政权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第二，就科举制的内涵来看，八股取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表、诰、策的考试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即便是作为首场考试的八股，所意图考察的也是对于经书的记诵基础。故而，作为考试制度，科举其实精致而高明。第三，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科举制的确发挥着类似现代选举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代议内涵。其录取名额的分配体现着地域代表的特征，同时被录取的士绅又能介入朝廷与百姓之间，代表着普通群众。最后，也必须认识到，科举制不是孤立单一的，其存在形态具有连带特征。所以，重建科举的重要条件，如君主制度、官僚体制形态、宗族制度等，都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古今断裂，由此而言，重建科举陈义虽高，但却下手无缘。

图：张献忠先生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张献忠研究员则强调，科举之废，带来了道统的断裂与政统的失序。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科举其实是一个特殊“场域”，具有极为复杂的运作功能，而其核心则是儒家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儒家学说就尤其成为了无法忽视的、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由此更巩固了其在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晚清科举之废，首先带来了文教秩序的荒漠化，其次也断绝了知识群体与官僚体系的维系与纽带，成为了清末动荡的源头。重大制度的变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惜乎其时朝野上下并无人对废除科举之严重后果有充分估计。

图：孙龙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孙龙老师指出，将古代科举与现代选举相比较，是民国钱穆先生肇其端。中国科举实践曾通过影响英国文官制度的方式而对于现代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发挥了作用。西方文明具有内部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同时也有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讨论中国问题之时，将西方世界敏锐的自我反思作为其没落的迹象以求自我证明，是需要警惕的致思方式。以英国为例，通过1832、1867、1884的议会选举改革运动，议席在英国城乡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选举的门槛也大大降低，在民主化的大潮之中普选制度最终取得了胜利。基于平等权利诉求的普选制的确立，却也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契机。首先是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然后是在英国本土，公务员考试也最终得到推行。所以，通过选举产生议员与内阁，落实现代公民权利；通过考试制度遴选文官，确保资历与才能的作用：二者结合，就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制度匹配。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长期具有制度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但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正当性要求而言，科举制就面临着尖锐的审视与质疑。废除科举在110年前固然过于匆忙，而思考重建科举，在110年后，则应当有更为慎重的致思。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辰博士从代表制的角度来理解科举制度，强调对于科举的体认关键不在于考试形式本身，而在于科举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代表性质。从清末改革到民国政争，咨议局、资政院的渐次出现，接续科举之废，有着以选举制度替代科举制度的意味。然而，在章太炎先生1908年所写的《代议然否论？》中，则对于西方代议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章太炎先生认为在西方，选举制度起源于贵族政治，从中国成熟的官僚体制转变为代议制度，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且中国广土众民的特征，就使得选举对于家世卓著、财力雄厚的豪强人物更为有利，也无法落实为实质民主形态。在章太炎先生那里，应对科举废除之后的变局，他更支持总统选举而非议议会选举，而这一想法的背后一方面是尧舜禅让的经典激励，一方面是对于袁世凯开明专制的支持。回到科举制度本身，许辰博士认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屡经变迁，科举是其中的一种形态。而其特点与优势，就在于它所依据的带有道德意味的知识就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正当性，并由此维护了一些不会受到民意拨弄的核心价值。对于现代政治依据于人民意志的主观正当性而言，或许有着拯溺扶危之效。

图：林美茂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探讨了日本科举制的情况及其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分为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日本曾经短暂出现过科举制度；二是认为日本只有类科举制度；三是认为日本古代根本没有科举制度。林美茂教授以其细致的分析而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因为科举制度在中国，表面上是教育制度，实质却是政治制度；而在日本，“科举”仅仅具有教育意味，不具有重要政治制度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自公元七世纪形成统一国家，贵族封建为其基本形态，尚武的武士道精神盛行，文士选拔的空间极为有限且缺乏实质影响。日本未能引入科举制度，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以知识与文化寻求政治晋升的渠道狭窄，塑造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使之更为具备批判精神，对后来明知维新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在学问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疏离，也更能促进纯粹求知精神的形成，有助于形成对于政治之外的非实用性知识的探索动力。换句话说，缺乏科举制度，恰使得日本社会本身的“欧罗巴结构”更亲近西方现代性。

图：洪军研究员

与此相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洪军研究员介绍了朝鲜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实践。朝鲜无疑引入了科举制度并且一直到近代才最终废除。但在朝鲜历史上，科举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就不如在中国显著。无论是从科举名额在不同地区的不均分配，还是其过于严格的身份限制以及司空见惯的舞弊行为，都使得科举制度在朝鲜的实践绩效不彰。而这或者也就说明制度移植与制度实践的复杂性，需要在更深入的东亚比较历史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图：赵峰先生

中央党校赵峰副教授认为科举的废除标志着中国步入激进主义时代。而激进与虚无，宛如光怪的旋转门让人目不暇接。于是终于冷静下来讨论科举的现代意义，就应当认清科举所承担的历史功能以及我们所亟需的现代功能。就社会功能而言，由于科举制，贵族与平民的身份悬隔被消解，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实现了更为流动性的沟通与关联。而废除科举所造成的疏离体制的大量游士与游民，从来都是社会动荡之源。而就文化功能而言，中国文化具有神圣性与世俗性交融的特点，其突出的世俗性就使得儒学更为亲和现代性精神，其坚定的神圣性诉求则有着提澌、整顿现代性的意味。二者的结合，在古代社会就是通过学校与科举而得以维系。就政治功能来讲，科举是选拔政治精英，是与选官制度相联系；而现代公务员制度则是选吏。社会、文化与政治，尤其是维系价值权威的文化功能需要在当代中国得到再度承担，而就社会与政治功能而言，现代的制度形态亦有着其内在合理性与自洽性，嵌入科举殊非易事。得其义而忘其形迹，或许是复兴科举精神的最佳途径。

图：任锋副教授

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锋老师认为，科举制无疑是一套复杂、精妙的制度系统。在经历了兴衰跌宕与时势浮沉之后，最需要的是以一种成熟、稳健、审慎的政治心智来理解科举制度。在政治宪法或儒家宪政的视野内，科举制度作为一项中心性的政治制度，其背后的文明理念，即塑造何种文明、养成何种人之形象、熏陶何种社群形态，才是根本问题。必须在深厚文明文化的基础上有所接续，才有可能在制度演进与创制中应时重建。科举制度中所体现的学与治相维制，在高度而雄浑的张力中实现精微而温润的平衡，由此而能够落实一种开放包容而典雅方正的文教政治秩序。在现代社会“诸神竞胜”的多元主义格局之下，如何熏染与培养健全的政治精英，科举制度仍然散发着古老而越发熠熠的光辉。它既是可能的恢弘儒家文教的路径资源，也是以中庸之心智落实一种现代混合政体的不该被遗忘之旧典。

图：讲座现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