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众多学术思想刊物中，就历史与规模而言，《原道》辑刊都很不起眼。由于1990年才入大学，我没能赶上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但还是受到了余波的冲击，《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套丛书，使科学、自由、民主的观念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在图书馆徘徊时，偶然地看到《原道》第一辑，马上联想到韩愈的名文。这本怀着对传统同情的了解从事当代文化建构的学术辑刊，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而80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李泽厚在与《原道》主编陈明博士的对话中，居然自愿被称为“新儒家”，又使我感到惊异和好奇。于是我把它借回了寝室。由《原道》到改版《新原道》，这一读，就是十年。 

    回过头来看，这次精神上的相遇在偶然中还是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当时正统教条已无法收拢我的翅膀，而对八十年代书刊的阅读经验，也仅仅是满足了求知的欲望。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渐渐地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开始了比较自觉的思考。那种“中国/西方”与“落后/进步”简单分割对应的做法，已隐隐约约地让我觉着有些欠妥。但以我当时的兴趣学力，实在不愿也不能作进一步的思考。《原道》辑刊的文章，这种潜在的疑问突显出来，尤其李先生在全新意义上对传统的复归，更使我有了强烈的愿望，对自己生长其中的文化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在与《原道》辑刊一起寻“道”之前，我的思想处于茫然无着的状态。由于受五四以来“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对古代历史和典籍知之甚少，却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仅以专制主义为之定性，更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儒学。但进一步的思索和体认，使我改变了这种轻率的做法。事实上，以专制之罪封杀自己浸润其中、成长生活其中的文化，与民族生命互相交融的文化，所否定的决不只是文化本身，更有这个民族自我实现的生命意志，以及这种生命意志实现之可能。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势逼迫，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仍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苦苦探索。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引进了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甩掉历史包袱，迅速赶超他人。这样的想法，看来不仅过于乐观，而且也太简单化了。对于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异质因素的纳入，决非植物嫁接般简单，何况这不只涉及到制度层面的转型，更是内在精神的创新。西方文化自身所处的裂变状态，及我们对自身传统的撕裂，加之全球化、现代性挑战交织共生使问题变得格外的复杂，使我们对自己内在性的澄清、主体性的挺立，变得格外的紧迫和需要。陈明在《浮生论学》与李泽厚讨论“西体中用”时，这一思考又有所推进：中体，就是以中华民族的意志、需要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西用，就是一切外来的外在的东西都是用以满足主体意志欲求的手段、工具。将“体”作这样的抽象化处理，是要化解近代以来“保教”与“保种”之间的理论紧张。《原道》辑刊显然希望凭借这一概念架构，将自己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沟通起来。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光谱中，继承启蒙情怀，使它区别于或“新”或“后”的国学；扬弃启蒙话语，又使它区别于“激进的自由主义”。 

    “中体西用”，这个被意识形态、非历史主义和其它激进主义话语妖魔化的命题，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的寻求富强的口号。读了《原道》辑刊的阐述，我从《同治中兴》等书发现了它在历史中的积极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和魂洋才”的口号与之大同小异，为什么人们却厚此薄彼，高下云泥呢？以成败论英雄没错，但将中华民族近代遭受的挫折归咎于它或他们，是否公平姑且不论（试设想，没有它或他们又会怎样？），妨碍了对真正败因的诊断才更叫人痛惜悲哀！由此，我对《原道》同人作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苦心孤诣也有了些许同情的了解。 


    写于西历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