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王达三)

栏目:儒家经典进课堂暨国民教育改革
发布时间:2010-03-1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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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三

作者简介:王达三,男,西元一九七四年生,山东高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二〇〇四年与陈明等人创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曾任总版主;二〇〇六年起,创办并主持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网站。二〇〇六年九月份起草并连署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份起草并连署十名青年博士生发布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二〇〇九年四月份起草并连署五十多个儒家组织发布《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均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培养孩子们的中国心
――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
作者:王达三

近年来红红火火的私塾复兴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颇为惹人争议的话题,比如“孟母堂事件”以及今年广东省中山市出现的“联合家教式私塾”(《广州日报》3月3日)等皆引来议论纷纷。抛开复兴私塾是不是“复古倒退”的老套争论不说,焦点问题还有两个:其一,孩子进私塾是不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其二,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对于前一问题,教育部的答复是私塾作为民间办学经合法审批后可以开办,但全日制私塾招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违法。很显然,教育部是希望社会上把私塾办成节假日的特长班之类的学校。该答复的模棱两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家长必须送孩子进入合法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规定不允许送孩子进入合法的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对于后一个问题,家长的担心最多,因为这涉及到孩子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未来的文凭和就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尽管我们常说“英雄不论出身”,但正如现在有些人认为“洋博士”比“土博士”更高明一样,也会有人认为从私塾走出来的“游击队”远没有公立学校毕业的“正规军”利害——民办高校的学生焉能和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提并论?

就笔者意见而言,首先应肯定私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摈弃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症”,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重视价值、美德和心灵的教育,是对以“应试教育”和“岗前培训”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教育的一个合理叛逆。但是,世与时异,现代社会非传统社会之比,私塾之忧恐怕并不在于前及的问题,而在于人们根本不敢也无法打破“现代性”怪物的牢笼。试问,把孩子送入或想送入全日制私塾的家长又能有几人呢?即使送进去又能坚持多久呢?居里夫人就曾因不满现代教育而和朋友们开设家庭学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以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告终。高明者如居里夫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问题由此而来,私塾运动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步履维艰,而现代教育又存在诸多弊端。那么,如何在避免私塾运动未老先衰甚至是无疾而终的同时,又能对现代教育的弊端有所纠正呢?山重水复之际当见柳暗花明之处。把私塾的教育内容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或许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曾有个以修习“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这很类似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传统。现代社会发轫以来,“七艺”课程逐渐被分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而分别教授,导致学生人文素质的急剧下降。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大学首先兴起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就是教授西方的人文经典。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而尤以台湾为明显。在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各大学都开设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通识课,课程内容涉及中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不同的人文学科,其中“国学课”在各大学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目前的“通识教育”一般都开在大学,历史课和经典课是其重中之重,所以香港学者甘阳曾把“通识教育”称之为“美国的经史传统”。这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大学生们是把经史课当作公共必修课而不是专业课而已。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已经是殆尽无遗。按照甘阳的说法:“史是讲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的智慧结晶。”经史所蕴含的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长久不衰的基石。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人基本共识的当下,中国的大学亟需重建自己的“经史传统”,探索和开设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也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主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当然,这只是一点笔者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至于中小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教材、课时、师资等问题都可以集思广益。但笔者相信,即使一周只开一次这样的课,孩子们在12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也能接受五、六百个课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完全可以在孩子们的心中种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