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祥龙教授倡议，北大应当在校园竖立孔子塑像，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提议。不用讲孔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单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北大校园里就应当有一座孔子的塑像。

中国的大学其实应当有两个渊源，显性的渊源是西方的大学传统，这在今天看得非常明显，大学的基本架构模仿自西方，不论是上个世纪人们热衷学习的德国大学传统，还是近来各地争相模仿的美国大学传统。

但其实，中国的大学应当还有另一个较为隐晦的传统，即中国“大学”(太学)、书院传统。北大与太学的关系最直接，它是政府直接设立、管理的学术教育机构。这样的政、学关系在权力的控制欲望比较强烈的时候，是很容易扭曲大学精神的。因而，作为中国大学的象征，北京大学并未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其学术与教育上的独立性。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大学自治是大学成为大学的关键所在，并且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这一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追溯至西方大学。西方大学的自治制度确实自中世纪即发育成熟，但是，早在这之前一千多年，孔子就已经创造了一种自治的、自由的学术-教育制度。

是的，孔子创造了一所自由而自治的大学。孔子与他的学生们组织成了学术-教学共同体，这里的一切均与权力无关，一切教学、研究、写作事务，完全由孔子与他的学生自行决定。人们可以说，孔子是幸运的，那时的天子、诸侯、世卿大概还没有想到要控制学术、教育，或者因为他们忙于征战，而无暇控制教育、学术，或者他们本来就相信，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影响享有这种自治的权利。

因此，孔子的教学、研究、写作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看看《论语》，里面有很多对现实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抨击。这里可能有一个经济条件：孔子的大学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依赖学生的学费，可能还依赖一些富裕学生家庭的捐助。

自孔子之后，即便到了战国，各邦国迅速地走向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但学术、教育仍然是自由而自治的。孔门一系仍然在自由地维系着其自治的大学，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诸子”也都与其学生结成了一个自治的教育-学术共同体，像墨子，甚至带有传授实用技艺的行会的色彩。

根本性变化发生在秦灭六国之后，那些自治性大学同样被消灭，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设博士之位，学术、教育国家化。以后的太学不可能是自治的，即便是宋以后兴起的书院，为维持生存，也必须与官府合作。

因此，如果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走向自治，那么，其本土的精神渊源就不是太学、甚至也不是书院，而是孔子。孔子的大学做到了真正的自治，他的秘密在哪里？这恐怕是一切关心大学自治理念与制度的人们应当考虑的。假如北大人有这样的价值追求，那么，他们就该回到孔子，在北大竖立一座孔子塑像，面对孔子去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对于置身于商业化浪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来说，孔子大学还有另外一层价值：孔子办大学，不是要让他的学生们服务于诸侯们暂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反，那所伟大的大学是要培养出具有价值追求的精英，孔子要让他的学生们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坚守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专制主义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代致力于驯化权力。

当然，大学只有自治，才有可能发挥这样的价值守护功能。既然如此，那么，在北大竖立孔子塑像的事，其实也不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相反，张祥龙教授可以自行约集校友及对此感兴趣的社会人士，筹措资金，设计和竖立塑像。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孔子的自由精神。

深圳商报 2008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