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老师关于北大立孔子像的建议及其理据，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但也有个小小疑惑：难道北大立起了孔子像，就能做到像张老师所说的“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吗？

据说百余年来北大一直着“引领中国文化风尚”，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风尚”就是“反传统”。在此背景下，北大如果突然立起了孔子像，受到的各方压力可想而知。职是之故，如由外界特别是校友捐赠孔子像，或会多多少少减轻北大的一些压力。我猜测张老师提议校友捐赠孔子像是在为北大的这种尴尬处境“解套”——堂堂北大虽不能说财大气粗，但还不至于用募捐方式才能立起孔子像！

但是，张老师的良苦用心未必就能得到相应回报。窃以为北大根本还没有从“反传统”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更没有做好“引领中华文艺复兴潮头”的心理准备，所以它在短时期内接受捐赠孔子像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自建孔子像了。这绝非臆测之辞，因为据我所知，早在2002年时，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就曾拟捐赠一尊孔子像给北大，但被北大婉言谢绝，最后只好转增给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在中国高校内率先立起了孔子像，并且率先创办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虽然不能说宣布了“反传统”文化风尚的终结，但却无疑揭开了“回归传统”文化风尚的序幕。坦率地说，我认为北大在“回归传统”的文化风尚面前已经落伍了。它那个专门为所谓“高端人员”开设的“高价国学班”，为人诟病多矣！至于请大小S搞讲座，也有失名校风范。

问题还在于，孔子的伟岸和高大应在人们的心里，诚如司马迁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不能在内心对中国文化抱以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的话，孔子像立与不立并不重要，甚至是不立也好。张老师文中曾提到北大治贝子园前老子像的手指全然断尽，我很担心孔子像立起来后也会出现同样的后果。就此而言，北大首先学会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可能比立孔子像更为迫切和重要。

在这方面，北大应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完全可以依靠自身优势摸索出一条不同于人大的路子来。张老师在文中有个大胆的提法，即北大是“中华文明教育的正脉嫡传”。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教育最核心的一点是读经。民国元年，由蔡元培先生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废止了学校的读经。但到1937年时，蔡先生尽管仍然对中小学生读经持保留态度，但却赞成大学生也读点经书。遗憾的是，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学校读经的传统被抛弃殆尽。北大如果真要以 “中华文明教育的正脉嫡传”自任的话，我想首先应该恢复读经的传统。

当然，读经在古代几乎是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在现代只能作为诸多科目和课程中的一个，这有点像欧美流行的以教授西方人文经典为核心的“通识教育”。目前国内也有些大学开始效仿国外的“通识教育”，但至多是开设些杂乱的“国学课”，不但不敢公开打出读经的旗号，也没有作为公共必修课。北大要搞的话，应避免这些问题。三年两载的读经课虽然未必能确保学生熟悉和掌握经典的内容，但至少可以确保学生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之同情”，庶几可以逐渐培育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届时，心中有孔子，孔子像立与不立，同样也不重要了。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而哈佛大学礼堂舞台两侧正各有一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雕像。不知道北大立孔子像的时候，能否也有个独具中国文化风尚的校训？这或许也应该成为北大110周年校庆的一个话题，因为北大是中国名校中唯一没有正式校训的高校。

先放下一句话，即传说中的北大校训“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或“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很俗气，比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