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藩文化”——读《王室后裔》与《中越关系》二书有感

作者：冯建章（三亚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原道》第26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初七日戊辰

           耶稣2015年10月19日

在信奉“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背景之下，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温特特别强调文化（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他认为国际关系从古至今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国际体系社会结构：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他进一步认为，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以来，霍布斯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洛克文化日益主导国家关系，二战后世界局部地区出现了康德文化。[1]由于西方建构和主导了当代的国际秩序，影响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建构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平演变理论”“新殖民理论”“大国平衡战略”等都来自于国外，但似乎都过时或不适合中国。中国亟需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建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从《王室后裔》与《中越关系》二书中我们可以感悟和抽离出一种“宗藩文化”在中越关系中的存在，乃至至今影响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

一、中越关系中的“宗藩观念”

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纷争，东南亚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越南处于东南亚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核心，自然也成为学术界的最爱。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牛军凯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关系研究》[2]（以下简称《王室后裔》）和三亚学院陈强的《1950年至1975年中越关系研究》[3]（以下简称《中越关系》）渐次进入了人们的视域。

之所以把二书放到一起，原因有三：一是两位作者皆为70后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就可以窥见70后一代学者“学术与思想”并重的研究方法；二是二书的研究内容都是当今的学术热点，即东南亚史中的越南史，比较同样空间里不同时间的中越关系变化，更能看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三是两书都涉及到了中越关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宗藩文化”。“宗藩关系”是人类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一种大国与小国之间处理关系时范式。就中国而言，宗藩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宗藩文化实际上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亲、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确立的重要行为文化。广义的宗藩文化涉及国内皇帝与宗亲、功臣等实力集团以及国际上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特殊的传统行为范式。宗藩文化在中国历史叙事中主要是指国内的“藩王”或“封疆大吏”。宗藩文化主要被论述为：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宗主国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等等。在国际外交领域宗藩一词及其内涵，其实是国内政治现实的一种空间上延伸。不可否认，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双方在土地、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实力的差距所造成的，是一种特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等级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平等性。但中国和越、朝之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与法日殖民者对越、朝的殖民统治——割地赔款、掠夺财富、干预内政和外交，甚至派总督进行直接管理等殖民统治手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一定的“平等性”。

中越两国之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从属地关系到宗藩关系，再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在《王室后裔》一书的论述中，中越关系在明清之际，表现为仅次于中朝关系的“强”宗藩关系，这种关系非常明显，而在《中越关系》一书的论述中，“宗藩关系”是一种隐性的“宗藩文化”，表现在具体的交往过程中。

二、《王室后裔》中比较彰显的“宗藩文化”

在《王室后裔》中，因为明清之际中越关系处于“宗藩关系”或者说“朝贡关系”中，所以宗藩文化的特征表现比较明显。由于行文的需要，《王室后裔》使用了“朝贡关系”一词来概括中越关系，但“朝贡关系”只是“宗藩关系”的一种别称。从该书中，我们可以概括其特点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种自然生成的的关系

《中越关系》的作者概括了中越关系的演变，但囿于主题的限定，没有展开论述，《王室后裔》比较详尽地展开了对宗藩文化的论述，并提到了这种宗藩关系结束于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但二者都没有对中越关系之间的宗藩文化之所以产生，进行阐释。事实上，中越之间的宗藩文化有其必然性。由于中越之间复杂的历史渊源，由于1300多公里陆上的边界，由于两个国家“势能”的不对称性，在越南历代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产生了一种“事大主义”（《王室后裔》认为清代的中越关系只是“事大形式”），而这种“事大主义”是“宗藩主义”的核心。这种宗藩文化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一个大国周边的小国都会对它产生一种敬而畏之的外交文化，都可以归结为宗藩文化。

（二）一整套的相关制度安排

宗藩文化在历史上表现为许多制度安排，在古代中国，如册封制度、朝贡制度、礼仪制度等。而制度的安排，又延伸出许多具体而“务实”的政策措施。

关于册封制度。册封是《王室后裔》一个比较核心的研究主题，涉及到了宗主国对莫氏政权的册封，对黎郑政权的册封和对广南阮氏不行册封的原委，也涉及到了明清之际特别是明朝、南明、清朝时期册封内容的为何不同，展开了“册封”背后的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的“较量”。1572年莫登庸篡夺了王位，根据“承认实力派”原则以及其“篡位”的事实，被册封为“安南都统使司”。而后黎政权建立后在明代一直使用了此一封号的原因，同时还有用金银铜不同材料制作印章的“敕印制”以及不同的册封礼制，都会成为宗主国与藩国强弱的晴雨表。

关于朝贡制度。在宗藩文化中，关于朝贡的次数、贡物、赏赐、贡使的待遇等都有规定，这成为朝贡制度与交聘制度的主要区别。而朝贡的次数、贡物、赏赐、贡使的待遇等都会成为宗主国对藩国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当然藩国也会使用这些制度反制宗主国，表达自己对宗主国的喜怒哀乐。（P223）

关于贡臣保护。这是《王室后裔》一书论说的重点，也是该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之所在。“如果在政治上不能保护旧的王朝，也会在人身上去保护王室后裔”，这在明清帝国与莫氏政权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高平时期的莫氏后裔，清朝基本按照以下三个原则进行处理：其一，保护贡臣之后，尽“继绝之道”；其二，不允许莫氏以中国为基地从事复国活动，影响中越关系。其三，不允许安南一再查问已属内地百姓的莫氏后裔。（P155）对于藩国来说，成为天朝的贡臣后，负有为天朝安边的义务。虽然大部分安南政权在为明清王朝承担安边义务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毕竟在事实上履行了不少的职责。（P263）

（三）“道义”服从“利益”原则

在宗藩关系中，宗主与藩国之间建构了“利益”原则，在这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道义”。“道义”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宗主国与藩国有着不同的利益。对于宗主国来说，藩国的意义，一者是对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是王朝合法的表现，在《王室后裔》一书中表现在南明对宗主国身份的追求；二者是藩国对宗主国的安全功能。对于藩国来说，宗藩关系对于藩国也有一定的意义，韩国学者郑容认为，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政治目的：一是保持在东亚文明圈中小中心地位；二是确保国家安全；三是确保王朝的正统性和安全性。（P271）这三点对于中越关系来说仍然有效。

但在宗藩文化中，“道义”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宗主国与藩国之间“利益”的“美化”。对于藩国来说，“道义”表现为朝贡的义务和宗主国安全的保障，而“道义”的层面更多的是对于宗主国来说的。这主要体现为宗主国的更多“责任”和“义务”。这种义务主要包括宗主国对藩国的安全承诺，对贡臣家族的保护。因为宗藩关系中的“道义”色彩，《王室后裔》认为朝贡与经贸无关，否定了过去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宗藩文化的核心“朝贡”属于“经济活动”的观点。（P199）书中这种“道义”主要表现在对贡臣的保护。宗藩文化中，宗主国对藩国的贡臣有“兴灭继绝”的保护义务。不管当初该藩国王朝是通过什么方式成为贡臣的，只要被天朝认可了其贡臣的地位，天朝就要承认对其保护的义务。明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中注重理想主义的政策，因此明清对安南的政策中常能体现出明清政治的重要特点，即“虽然承认现实，但又不能放弃理想”。[4]

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带有浓厚的“华夷秩序”的性质，尤其朝鲜、安南和琉球等对明朝的朝贡，除了政治因素外，实际上还具有明显的文化倾慕的特点。在当时的安南看来，明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大国，还是文化的中心，这是当时中越建立朝贡关系的基础。而清朝的建立，在越南人心中，是“匈奴入帝”，是蛮夷取代“中华正统”，是“以夷变夏”。（P260-261）

（四）“利益”与“道义”实现的“务实”原则

所谓“务实”原则，就是在外交中，国与国之间本着“可能性”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利益”和“道义”，背后则是自身的“实力”与变化着的国际形势。这一原则可溯源于中国儒典中的“中庸”。明清之际，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国家学术的最高典范，也是八股科举的主要内容。其中《中庸》一书所追求的最高的“中庸”境界，必然影响到天朝进士出身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包括外交。在各个时期的中越关系交涉时，他们不固执于某些成规，总是有相机处置的权力。“一切机宜，悉听督臣行事”（P235）“事体瓦解，不可收拾”（P248）“相机处置，务求安妥”（P265），成为天朝获取自己的“利益”实现“道义”的行为原则。

三、《中越关系》中比较隐蔽的“宗藩文化”

《中越关系》所论述的中越关系已经不再是宗藩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界也已经进入一个“条约制”时代。但如果比照《王室后裔》所体现的宗藩文化特点，该书中也隐性地存在着某种宗藩文化。

（一）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竞合关系

1950年到1975年之间中越关系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是中国刚成立红色政权，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二是越南北方刚建立独立政权，而南方先是法国的殖民地，随后成为美国的附属地；三是世界分裂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时代，这里却“热战”正酣。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表现了一种自然生成性与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越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本时期历史的产物。北越由于自己的实力较弱，在与法国殖民者的解放战争中与美国及南越的统一战争中不得不完全依靠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国际大的环境下，形成了胡志明所谓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关系。这表明了中越紧密关系的自然生成性，但却随着不同利益的诉求，最后走向了“敌国”关系。这一时期，随着实力的强大，北越制定了“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东南亚地区大国计划”）的战略，而中国为了追求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坚决反对越南的扩张战略，再加上中美联手制衡苏联的扩张战略需求，直至1979年中越两国兵戎相见。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当两国的国家利益的吻合度很高时（1950年至1964年），两国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当两国的国家利益的吻合度较低，而且有部分国家利益互相冲突时（1965年至1972年5月），两国的关系就是准对手关系。当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吻合度基本为零，而且互相冲突时（1972年6月至1975年），两国的关系就是对手关系”。（P199）

（二）某种政治性仪式的存在

在本时期的中越交往中，其实可以看到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用尽国力支持越南战争的原因。在本时期的中越交往中，虽然看不到比较完备的册封制度、朝贡制度、礼仪制度等，但旧有的“宗藩文化”却隐然可见于中越的高层交往中。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高层的“中国中心主义”。从越南领导人，包括胡志明、武元甲、长征、范文同、黄文华、春水、黎笋等历次到中国“觐见”毛泽东，到陈赓（代表革命经验）对“边界战役”的指导、韦国清（代表朝鲜经验）对奠边府战役的建议被采用、乔晓光对越南土改的指导，再到日内瓦和谈与巴黎和谈，处处可见中国高层和执行者的“中国中心主义”，特别是日内瓦协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对“沙文主义”的反思。2.越南领导人不时地来中国工作访问。这基本跟中国古代西周时规定的封建诸侯要不定期“叙职”，古代宗藩制下，藩王要在规定的某个时间向宗主国朝贡一样。3.胡志明和西哈努克亲王在生病期间来中国养病，又如古代宗藩制下宗主国对“贡臣”“人身”的保护。

（三）兼具“道义”的“利益”关系

《中越关系》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理论”基础之，作者多围绕“利益”来展开对中越关系的论说。关于国家利益，作者分其为“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关于“客观利益”，他主要使用了基欧汉的观点，主要是指：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关于“主观利益”，陈氏使用了邢悦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对如何实现其客观国家利益的认识叫作‘自我国家利益’或‘主观国家利益’”。[5]客观国家利益是主观国家利益实现的目的，主观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体对如何实现客观国家利益的认识或者信念。（P49）可以这样认为，客观利益体现为国家利益，而主观利益可能被蒙上某种“道义”的色彩。

对于中国来说，在本时期的中越关系中，客观利益主要表现为中国的生存、独立、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而主观利益就表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时期表现为一种“道义”原则，实质上与中国的客观利益相统一。但如果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成了“有求必应”“无求也要想”，这等于否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由“国家利益”决定这一外交的基本原则。陈氏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情感因素对1950年至1975年中越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辅助性质的，而不是决定性质的”。（P3）

对于越南来说，本时期也有其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无论是法国的殖民统治还是美国对南越的支持都直接损害了越南的生存、独立、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美苏冷战和两大阵营敌对是北越当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当面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下，他为了独立和统一，必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去反对法国和美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6]自然也成为它的主观利益，即“道义”原则。

对于美国来说，客观利益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美元霸权”“美国国家尊严”的维护，而主观利益主要表现在对“基督教文明”“自由和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世界宪兵”身份的保卫以及“输出民主”等。美国的客观利益隐藏在主观利益之下，其主观利益又体现在1950年代的几个文件中，如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会咨文。美国根据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遏制政策以及“多米诺骨牌效应”制定了自己的东南亚战略。（P30）

对于苏联来说，虽然经历了斯大林的“放手让中国同志去支持越南革命”政策、赫鲁晓夫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勃列日涅夫与美国争霸的扩张政策，其客观利益就是国家安全和与美国争取世界“霸主地位”，主观利益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输出国共产主义”。

（四）实现“利益”和“道义”的“务实”原则

在这一段的历史演进中，无论是“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日内瓦和谈”还是“巴黎和谈”，都可以看到各种势力之间的连横合纵，其后面是一种“务实”的原则。日内瓦和谈时的中国、法国、英国，美国出兵越南以及最后撤离越南，苏联对越南援助的力度，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及至与越南最后反目成仇、兵刃相见等，背后都是以建立在“实力”和“国际关系”基础上的“务实”原则为指导。

四、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藩文化”及其特点

“宗藩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大国与小国交往中自然生成的关系。它是人类在漫漫“丛林”般世界里形成的大国与小国“和平相处”的一种“以小事大”关系。它比后起的“殖民主义”要更人性化，但比当代的“条约制”要“不平等”得多。在我们日渐把“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生物哲学，对斯宾塞鼓吹的“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时，不能不设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是“进步”的。这种“进步”的标准，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对其成员的规范：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解决彼此间的纠纷，提倡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化解争端。在追求一个更为完美的“条约制”未来世界关系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宗藩文化”，“宗藩文化”有一种“封建文化”的属性。就当代国际关系而言，“宗藩文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小事大主义”流行

国际间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对称，必然会形成“大国”与“小国”之别。在追逐利益的前提下，又必然会形成某种不平等的“以小事大主义”。这又集中表现在大国与小国自身的外交政策和表现上的“双重标准”现象。比如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事件上，俄罗斯出于自身的利益首先承认其独立地位，而欧美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表示反对。而当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的时候，欧美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首先予以承认，而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至今也没有承认。而在国际外交中，所有充满“道义”的外交辞令，都是对“利益”的修饰。这还是一种显性的“双重标准”，还有一种隐性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国。多年来，由于历史上有过一百多年被西方和日本欺侮的历史，中国一直不能摆脱一种“弱国心态”，总有一种外交的“不自信”，所以对更大的“大国”总会给人一种“附炎趋势”的感觉，要给人家建立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等，而对于周边的利益相关的小国，又不时地把国内的政治话语应用于外交辞令，显得咄咄逼人。

（二）某种“朝圣”般的礼节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最大的一极，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建构和维护者，美国在大西洋两岸与太平洋两岸，有很多盟友。中国的台湾地区的“政权”，由于历史原因，是美国至今不能丢掉的一个“贡臣”。在台美之间，跟美日和美韩之间一样，都可看到某种“升级版”的“朝贡仪式”。比如，在台湾每次“总统大选”之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或者幕僚都要用自己的政策去说服美国支持自己，而每次台湾的新当选“总统”，都要亲自或派人在第一时间去美国努力修复关系，建立互信。总之，美国因素都成为其选举的重要考量因子。

（三）“道义”背后的利益诉求

从明清之际的中越关系，到1950年至1975年间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涉，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都曾高举“道义”的旗帜。如明清之际，中国高举“保护贡臣”的旗帜，对越南内政的干涉，无论是要求黎郑政权把高平划归“莫氏”，还是对莫氏后裔的保护，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行为都是打着“道义”的名号，行“利益”之实。而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无论中国高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美国的“保卫民主”、苏联的“输出共产主义”都具有以某种“道义”掩盖国家“利益”的实际。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苏联在保卫“意识形态”方面，甚至中国的“无产阶级主义”价值理想，某些时候的真诚与“唯一”。

（四）处理外交的“务实”原则

无论是“道义”还是“利益”的实现，无论是客观利益还是主观利益的实现，都可以看到各国根据自身国内的实力和国际盟友关系的变化而采取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方式。比如在1950年至1975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是敌人是对手，也可以是朋友是盟友。而中越关系的演进更是可以看见背后的“务实”原则。古代在中越关系中，更可以看到地方官本着“务实”的原则处理事务。这在中国对“科索沃”“克里米亚”的事件的表态中都可看到。甚至也可从李克强出访英国对苏格兰独立表示反对，而在阿根廷访问时对“马岛”索求的支持中看到。

五、结语

《王室后裔》一书的序作者孙来臣先生已经指出了该书的不足：“友好关系”尚未根除，“中国中心”有迹可寻（P28），并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论证。而这一缺点在陈氏的《中越关系》中，表现的尤为严重。在《中越关系》一书中，是否促进了“中越友好”关系的建立，成为该书臧否越南政治人物的一个标准，比如对胡志明和黎笋的评价。“中国中心论”更是一种贯穿该书始终的无意识存在，而在有的地方，陈氏实在憋不住了，还会高喊几声“日内瓦会议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帝国主义的失败”（P90），“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为自己是中、美、越三角关系中的主角，实际上它仅仅是配角而已！”（P170）。此为二书的不足。

【注释】

[1] 陈强：《1950年至1975年中越关系研究》，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16-217页。

[2] 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版。下引仅在正文适当位置标注页码。


[3] 参见陈强：《1950年至1975年中越关系研究》。下引仅在正文适当位置标注页码。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60页。

[5] 邢悦：《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6] 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以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见《列宁全集》第31巻，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