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的学术与时代精神

作者：景海峰

来源：天津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初十日辛未

           耶稣2015年2月16日

汤一介先生过世后，学界同声一哭，为失去一位少有的宅心宽厚、勇于任事而又待人谦恭的当代大学者而悲戚。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史家，汤先生的学术成就无疑为我们这个时代立定了醒目的标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汤先生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这几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关节上，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于范畴研究、真善美探讨、中国哲学框架问题的思虑，到90年代的对文明对话之关注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思考，再到新世纪对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儒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的追寻、新轴心时代之瞩望，以至晚年还多所擘画的儒释道三教归一、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等大课题，均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演进的一个个里程碑。正是紧扣时代脉搏的不停思考和勇于探索的历险精神，使他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标杆性思想家和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探索者之一。作为著名的学者和学界领军人物，汤先生又以布衣之身把握住一切时机，事不畏艰，尽己所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复兴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就中国文化书院和《儒藏》工程这两大事项来说，便足以彪炳史册。和一般学院化的知识分子相比，汤先生有着非常难得的道义心肠和社会责任感，胸怀天下，不钻故纸堆，不作媚时语，以自己的信念和持守，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既保持了一个学者的理性品格，同时在他身上又体现出传统读书人的特有风骨，即士的精神。正是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和精神历练当中，这些看似寻常而实不平凡的业绩，成就了汤一介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才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敬仰、称道和赞许，在一定意义上，他已为我们的时代树立了一个思想者的典范。

大变革时代思想转型的探索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我们的时代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荡、社会大变革、思想范式发生转型的时代，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正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起伏的。按照他本人的理解，哲学的特征就是思考，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思考他所处时代的那些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汤先生是个勤奋的哲学探路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考者。

201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召开了发布会，汤先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做了长篇发言，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从当时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种不断思考、不断探求的精神，几乎没有止息过。他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真的是拿生命来做的一段抒发，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是坐着轮椅来的，讲完之后可能用气太过，身体就更差了，所以那次讲话可以说是他用生命来为自己的学术思考做了最后一篇证辞。他对自身学术的总结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研究起步时的情形讲起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早在那时，汤先生就考虑如何突破“两个对子”的哲学史，走出思想禁锢的藩篱，他从当时国内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深入地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因为文革的关系，汤先生直到1980年才恢复讲课资格，那时他复开的第一门课叫作“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当时的一个突破性意识就是要走出“两个对子”的哲学史研究理路，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进入中国哲学。在这门专题课中，汤先生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倡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他最先发起了哲学史概念范畴的讨论，用以冲破唯物、唯心的单调线索，尝试从范畴体系入手来研究中国哲学，而避免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生搬硬套中国。同时配合一些学者的呼吁，重启了哲学史方法论的大讨论，试图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来为这个新的时代开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一个春季学期，那个课是一个选修课，是77、78级合上的，选课人数约在200人左右。因为那个时候这类选修课是限制性的，选修课比必修课的受欢迎程度要大得多，所以大家都特别踊跃，还要发选课证。除了77、78级的本科生之外，来上课的还有当时已经恢复招考的研究生们，另外还有一些年轻老师以及一些从全国各地来进修的教师，尤其让我们今天很难思议的是有些年纪比汤先生还要大的教授也来听这门课。一进教室，前面坐了一排白发苍苍的老师，像周一良先生，他比汤先生要大十多岁，当时也坐在第一排，而且从头听到尾。汤先生在课上强调，研究中国哲学要有一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明比较的视野，这种观念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因为对外来文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会从所谓中西比较、中和外的理路来讲。汤先生特别强调要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哲学，要理解当代世界文化的格局，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另外就是他特别强调哲学方法论，在80年代初期，哲学方法论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当时做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都在讲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汤先生认为，一个新的哲学方法可以为一个时代开路，而且体现了这个时代哲学的水平和特点。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为研究哲学史本身就是研究哲学最好的方法和路径，可以增加逻辑思维和哲学实践的强度。在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中哲界还比较封闭僵化，在此状态下，这门课一开始的起点就和左的那一套理路表现出了决然的不同。

汤先生这样做，在当时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是具有开创性的，其努力的结果与学术思想之结晶便是《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成为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著名哲学家傅伟勋认为这部著作的“诠释学创见”，在当代玄学研究领域，足以与钱穆的《庄老通辨》和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推崇备至。但这还只是一个站在大陆局外的海外学者之纯粹学术性的观察，就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和学术局面而言，其30年漫漫长路的转折意味和方法上、观念上的一系列“突围”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文革”严冬之后，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人们还普遍地处在心灵滞塞的状态，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汤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在随后的学术研究中，汤先生始终保持了这种突破的意识，荡涤陈规、不囿旧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表现出了充沛的思想活力和学术识见。到了90年代，学界对儒学的正面肯定越来越多，如何深入到儒学的内在机理来进行研究，成为那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早年的时候，汤先生对儒学并没有太多的好感，甚至说有一些反感，这可能跟他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再加上刚开始他是做道教史研究、道家研究，特别是将魏晋玄学作为主要的学术领域，所以对儒学没有太多的关注。到90年代之后，汤先生的学术研究所致力的方向明显有一个转型，即从早期的道家、道教转移到了儒学。越到后来就越觉深入，直到晚年编《儒藏》。牟钟鉴先生有一篇纪念文章，说汤先生的学术有一个“由道归儒”的路径，我大致赞成。

90年代的儒学研究，汤先生入手的几个问题明显跟海外学界有关联。早在1983年，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受邀出席蒙特利尔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那时候杜维明先生已经提出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些问题，包括儒学第三期的问题。他们是一起去开会的，汤先生在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就叫“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那个发言在当时是具有爆炸性效应的，因为那时在大陆，儒学还难觅踪影，处在一个被禁锢的状态，在海外讲儒学第三期发展无疑有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这和大陆的环境有较大的距离。所以这个话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刘述先先生在一篇学术散记中就写了当时的情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头戏，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因为在当时，一个大陆来的学者做这样一个发言是很奇怪的，如果是港台学者做这样的发言还不出奇。所以当时台湾学者冯沪祥就提出了一个带有挑衅色彩的质疑：大陆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吗？你讲的儒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在《汤一介集》的发布会上，汤先生还对这个话题做了一番回忆和说明。他说：当时那个台湾学者问我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我那时还没有想过，突然这个问题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大问题。我记得当时是从实践性、民本性这些角度试图做了些回答，但他穷追不舍提问道，你讲了半天，里面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那你怎么能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我说你没有听懂，我讲的都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我讲的这些都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9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儒学的价值被正面肯定，怎样对儒学做当代反思就成了汤先生思想探索里的一个核心课题。90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儒耶对话”会，汤先生就参加了，后来他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书里也是以这个话题为中心的。像“内圣外王”的问题，是在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期间就开始讨论的，实际上一开始是拿这个话题来批评儒家，但到90年代，他对此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在《我的哲学之路》这篇文章中，他说，当时对内圣外王之道采取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是没有深入理解它的真精神。另外就是和现实之间的微妙关联，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省和批判意识在里面，是想从这个角度讨论内圣外王，从而否定圣、王合一的观念。因为在文革时代，形成了造神运动，当时要否定文革，批判个人崇拜，就要批评所谓圣王合一的这种观念。如果跳出现实的纠缠，儒家内圣外王的合理性就可以有别样的理解。作为政治文化的最高理想，王和圣应该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典范就是塑造了尧舜禹这样的圣王，成为人们世代敬仰的对象和理想政治的楷模，可以说深入人心。圣人的理想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而这种强调社会性和实践性的情景，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的精神，即实践高于理论，这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内圣外王重在圣的要求，把道德修养放在社会存在及其活动的首位，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才使得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从这些正面的价值意义再来理解内圣外王，思想面就打开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除了儒学问题的思考之外，到90年代后期，就是“中国解释学的建构”这一命题的提出，在今天，经典诠释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脉络和情景，成为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课题，汤先生最早的倡议和探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还有就是“文明对话”的研究，这个话题汤先生虽然写的东西不多，但是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很有影响力。还有就是“新轴心时代”这个话题，汤先生在晚年做了很多研究，后来也出了书，他最后的一本著作就叫作《瞩望新轴心时代》。

从早期道教史的研究到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的探讨，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到对当代儒学问题的深刻反思，从创建中国解释学到对新轴心时代的展望，在这些探索性的学术领域或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话题当中，始终闪现着汤先生不倦的身影。他的思想敏锐性、问题意识和永不止息的思考，在当代学人中堪称典范。这些永无止境的探索，也使他成为了这个大转型时代之思想的一根标尺。

新时期中华文化复兴的领路人

不管是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还是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或进入新世纪后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汤先生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有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做事有分寸、有持守，坚持学人的良知，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把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他继张岱年先生之后，担任了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的重要学术领头人。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时，特意看望了汤先生，这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升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衡诸汤先生3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他完全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恪守“士”之本分，坚持学人的良知，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鞠躬尽瘁，勇往开拓，才取得了如此灿著于世的成绩，成为新时期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带路人。这其中，他投入精力最多、花费时间最长、也最有影响的两件工作，一是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领导了这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的民办学术机构；二是发起《儒藏》之编纂，主持了这样一项新世纪巨大的学术工程。

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与各种新思潮之萌发涌动相配合的是体制改革的呼声，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和举措在那个时期都涌现出来。就教育机构而言，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成为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中哲史教研室成员为核心，酝酿筹组的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以汤先生为院长的这个学术机构，集合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像年长的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先生，以及比他们稍微年轻一些的、在今天我们以大师称之的这批人物，差不多都汇聚在文化书院的旗下。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比方说当时办的四届在全国学界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文化系列讲习班”，学员里的很多人都已经是今天学界的顶梁柱式人物，通过讲习班活动，年轻一辈得到了学术聚合，相互间有启发和感染。当时讲习班的规模就非常大，另外还主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全国性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像庞朴先生他们都到全国各地去巡回辅导、跟这些学员见面。另外就是以中国文化书院为平台，和海内外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破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当时台湾的学者来大陆是难乎其难的，公办机构不能做这些事，有诸种限制，而文化书院的这种民办身份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平台。还有从海外来的华裔人文学者，他们登台亮相差不多也都是在文化书院。此外，中国文化书院还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大批系列的专著、文集、教材、资料集等，像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的集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整理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当时都反响强烈、影响巨大，对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促作用。

我体会汤先生在学界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对他那么尊敬，这跟他在中国文化书院那段时间的投入和付出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也参加过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亲眼目睹，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就是汤先生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他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艰苦努力，是一般大学教授很难做到的。当时的很多事情都是白手起家，要靠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去努力，才得到了一点点发展的空间，这份成功是与他的人格感召和宽广胸怀分不开的。文化书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没有身份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大家都怀抱着一颗为中国文化复兴事业添砖加瓦的滚烫之心，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捐弃前嫌，万众一志，才共同做成了这件大事。而作为书院的主事者，汤先生的处事风格和开放心态不能不说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和他本人兼收并蓄的为学宗旨，以及思想上的包容性和待人宽厚有着极大的关系。后来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的纪念集里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说出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一种想法。他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季先生是讲他当时的心境，是觉得文化书院真了不起，有这样一批有成就的文史哲学者聚在一起，来共同推动中国文化的建设，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令人向往的气氛，固然与老一辈学者的涵养和修为有关，但是我们都很容易体会到的一个事实是，它和汤先生作为一个掌门人的处事风格与开放心态是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后，汤先生又筹划发起了《儒藏》的编纂工程，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人文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启动的最大项目。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的典籍向无汇纂，而自宋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却始终没有编成《儒藏》，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说《四库全书》的内容庶几近于儒家之总集，外延甚或过之，但修纂未善，错漏百端，体例又未必全符，晚近的百多年更是付诸阙如。所以，编纂一部名副其实、体例精良的《儒藏》，就不但必要，而且很适时。从2004年正式启动，《儒藏》工程已经历了十年，在汤先生的挂帅下，汇聚了国内外40多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阵营，事务繁杂，千头万绪，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其间的配合又是何其的艰难！如果没有汤先生坐镇军中的巨大感召力，这个工程的运作是很难想象的事。迄今为止，《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百卷，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也已经完成了。但规模巨大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计划中的“儒家思想与儒家典籍研究丛书”百种、《儒藏》总目和提要、配套的电子版读物与检索工具等，尚在襁褓之中，这也成了汤先生的未尽之愿。

最近乐黛云先生整理了一篇算是汤先生的遗言，是他当时临入医院前跟《儒藏》编纂中心一些工作人员的谈话。里面叮咛再三，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儒藏》这件事。《儒藏》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汤先生最后十年所耗费精力和心血最大的一个事情，虽然这十年间他也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和参加了一些其他的活动，但都不能和他全力以赴投入的《儒藏》相比。他几乎是事无巨细地操心，每个细节都是亲力亲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在那么一个身体状况下，要在心理上和身体上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是多么地不易。包括《儒藏》的编纂队伍和机构组建，都是从零开始的，一直做到现在的状况，其中的艰辛我们可想而知。

现在《儒藏》的大全本最后能不能编成，或者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不能准确地预料，但是这个工作从汤先生的本意和发愿来讲，应该说是令人赞佩和感动的。因为这和过去修《四库》不一样，那是一个国家的浩大工程，由上而下组织，是官方的行为，而《儒藏》完全是学界在做，由学者自己来组织完成。当然，完全靠学者自己又不可能把事情做成，还得财政的支持，国家要投入，所以形式上好像是“盛世修书”，但又不同于历史上的情景。另外，就是对《儒藏》一直也有各种非议，包括编纂的必要性，以及对质量表示担忧等。这些问题时时刻刻都对汤先生有一种压力，他要不断地去想这些问题，怎样做得更好，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

汤一介先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是学术体制化形态之下的大学教授和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学者，但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最具有儒者气象的一介书生。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中西文化杂陈而思想新旧交错、传统文化飘零如絮的转型时代，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传道者和“守夜人”，在汤先生的身上依旧保留了浓厚的“士”的气质：彬彬有礼、谦逊好学、关注社会、心忧天下而弘道不辍。

汤先生的这种教养和气象，首先是来自家学和门风，他身上有诗书传家的很深厚的传统。他的祖父汤霖是晚清进士，后来定居在北京，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十六字家训。他的父亲汤用彤在学术上通贯中西，撷精立极，创辟一代风气；在立身处事方面，则奉长慈幼，家庭雍睦，被钱穆先生称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是“圣之和”者。汤先生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耳濡目染，后又子承父业，不光在学术上深受先辈的影响，而且在做人方面也延续了这种家风。他极为看重个人的品行修养，于家风传承惶恐唯诚、念兹在兹。从他身上，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老一代学者立身行己的那些优良品德，他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在学术界更是有口皆碑。作为名人之后的汤一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继承先志、光大门楣，而且在家风的传承上又有进者，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发扬到了新的境地。汤先生做人比较谨慎、谦逊、彬彬有礼，对天下家国却有很强的关注和担当情怀，这可以说是士的精神在当代活生生的体现。但这并不影响当下，我们说汤先生又有着很强的现代精神，就是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也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同伴和事业伙伴。在学术体制化的形态之下，一个大学教授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今天这也是一个让现代知识分子很困扰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形象，还是一个公知，或者是一个像过去那种传统的融通状态？这样一种不同的典范，一些不同的线索，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继承、怎样做才能恰如其分？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与父辈相较，汤先生这代人经历了更多的精神的历练和思想的磨难，对社会百态和人世艰辛有更多的体味，因而对社会的了解与关注也就远远地超过了上一辈。从纯粹做学问而言，或者“为学术而学术”的状态来看，显然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和各种机缘是不能与前代人简单相比的。汤先生经常有一个话头，就是跟他父亲相比，他自认比不上汤用彤先生，在学术成就上常自叹不如。这不是一种矫情，也不是一种对长辈的尊敬之词，而是汤先生对自己学术的客观判断，我们作为一个外人来看，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从一些纯粹的学术标准，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俩，我们今天来看，他们哪一个学术成就更大？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成就更高，因为他的学问做得更深。但是我们也看到，用彤先生在1949年之后，实际上也不能保持之前的学术生命力，这一点他自己也有反思。我想用彤先生在四九以后所遇到的这种困境恰好是汤先生在80年代以前所处的困境。汤先生和用彤先生这一辈学者相比，他是在四九以后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历可以说是更为复杂，也经受了更多的精神磨难和社会历练，对社会百态和人世艰辛的体会可能是上一代学者所无法想象的。所以汤先生晚年也有一个总结，他说生当这样一个时代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社会的了解、对社会的关注超出了上一辈；而就纯粹做学问而言，或“为学术而学术”的状态来看，则大不如前。显然1949年以后，像汤先生这一辈的学者，他们的各种机缘和时代条件是不能简单和前代人相比的，在时代背景上有根本的差别。

1949年后，“洗心革面”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磕磕绊绊，摔了多少跟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甚至汤先生80年代以后的这些学术创造活动和这些成绩，我们今天都是很难设想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实的境况。50年代初期，汤先生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在北京市委党校给学员讲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他最早所做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缘重回北大，后来的路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可能就成了党校系统的一个人了。1956年秋天，汤先生回到北大哲学系，当时冯友兰先生是中哲教研室的主任，把他派给汤用彤先生做助手，帮着整理《魏晋玄学论稿》，因为这个机缘，他也参加了五七年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大的活动，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实际上，这个时期除了对史料下了工夫和有所收获以外，写出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汤先生自己也常常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学术研究。所以汤先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从不自我陶醉、居功自傲，而是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常做痛切的反省，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外界所封的“大师”，认为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工作是从“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的。他常常说他这一辈人和大师的标准已经相去甚远了，我想汤先生这样一种对自我的理解，不是一个谦词，并不是说他不当哲学家谁来当哲学家？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从他整个一生和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他对学术的一种理解和真诚追求，来下这个断言的。所以他给自己学术的时代定位是——处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际，新时期的中西思想交流、民族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汤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尽其所能，为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殚精竭思、贡献力量，做出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必去夸大汤先生所有的学术工作，我认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合乎事实的，我们只能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面来理解汤先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是在这样一个限定的状况下，来讲他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贡献。

就所从事的专业而言，汤先生是一个哲学史家，以研究中国哲学而享誉学界；就学术领域来看，汤先生是出入儒、道、释三家，诸学并弘，少有门户；就人格典范来说，他又是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真正的儒者。我认为汤先生是把历史上的传统的儒者精神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知识精神融合在了一起，他把传统的儒者、君子和现代的学院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尽其所能的完美结合。在他的身上，既体现出那种现代学术的规范性要求，同时又保持了中国传统对儒家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是今天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一个君子。因为君子在汤先生看来也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称号，需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情景当中，经过不断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才可能比较接近于古人所讲的那个标准。

(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在北大求学时师从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

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年攻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师从汤一介先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深圳大学任教至今。1991年评为副教授，1998年评为教授。1991年4月，为香港中文大学“明裕”访问学人；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2001年7-8月，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