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辉：中国历史上为何没能开出民主制度？

采访者：腾讯文化

受访者：李明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于 腾讯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二日癸酉

           耶稣2015年10月24日

 [导读]：[摘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是理性早熟，很早就摆脱了“阶级斗争”，可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哪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君王设计出来的。

2015年9月27日，第七届国际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举行，发布“近年儒学研究十热点”。其中，“陆台新儒家之争：不同进路的儒学研究如何共处”成为仅次于“中国共产党正面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的“第二热点”。

“陆台新儒家之争”起源于2015年年初澎湃新闻对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辉题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专访，直指大陆“政治儒学”，尤其是“公羊派儒学”，质疑其学理依据。

此文一出便迅速升温，干春松、白彤东、陈明等大陆儒家学者迅速作出回应，认为港台新儒学过分汲汲于现代西方民主、科学，未必切近大陆现实。今年四月，大陆“政治儒学”代表人物蒋庆亦接受新浪文史专访，指出“王道政治优于民主政治”，反对心性儒学“内圣开出外王”，主张“内圣与外王平列”。陆台双方均举行相关研讨会，“陆台新儒家之争”俨然升级为学术界的重大事件。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在曲阜儒学大会上，张新民教授指出，陆台新儒家“理应保有相互了解与尊重的温情敬意，凝聚更多共识和资源重建儒家道统和学统”。

9月22日，李明辉应浙江大学哲学系之邀，为“东方论坛”及“沈善洪中国哲学讲座”发表演讲，其间接受腾讯文化的独家专访，跳开先前的争论，解答“儒家为何未能开出民主制度”之问题，系统介绍港台新儒家之“政治哲学”在台湾政治建构中的落实情况，提出学者参与政治方式之构想，同时表达对大陆可能出现的“儒家沙文主义”的忧心。

李明辉在浙江大学“沈善洪中国哲学讲座”上发表演讲（摄影：李大白）

一、儒家与君主专制制度结合是历史的偶然

腾讯文化：董仲舒开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先河，您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理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民主制度在古代中国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了？跟他有关系吗？

是否从董仲舒开始，民主制度在古代中国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了？（图源网络）

李明辉：有些人认为儒家跟专制政治结合，董仲舒是始作俑者，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化了。其实，儒家除了在秦朝受到压制之外，它一直都是文化的主流。在汉武帝时，只不过设了五经博士，把儒家给体制化了。所谓“独尊儒术”，并不像秦朝禁止讲诸子百家之学，只是诸子百家之学不立为学官。所以会出现王充这种人物，批评儒家，还可以出书，不见得受到限制。

当然这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董仲舒的贡献，让儒家可以进入到体制里去。另外一面就是负面的：当儒家跟君主专制制度结合的时候，其理想必然会受到限制。到底是儒家在利用君主制度？还是君主制度在利用儒家？应该说是互相利用。儒家通过君主专制制度进入到体制里；君主制度也利用儒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现在一般人认为儒家选择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所谓选择，起码得有两个选项，要么选甲，或者选乙，这才叫选择。如果只有一个选项，就谈不上选择了。中国在过去，除了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后来朱熹跟陈亮在辩论汉、唐君王的时候，陈亮认为，至少汉武帝、唐太宗是好君王。朱熹却说，这只是“与天理暗合”，因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三代以后实施的就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朱熹不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儒家理想的实现。

朱熹（左）与陈亮（右）辩论，朱熹并不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儒家理想的实现。（图源网络）

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清末一些比较开明的儒家知识分子（如王韬、严复、郭嵩焘）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曾驻节西欧各国的薛福成就认为：“美利坚犹中国之虞、夏时也。”儒家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民主制度，这说明儒家跟君主专制制度的结合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不是理想上的必然。

腾讯文化：儒家是依附着政治制度，但是又同时对君主专制有批判性。这是否是一种矛盾？

李明辉：它只能够在那个体制里面进行批判，而不能去发动革命。朱熹虽然批判现实政治那么厉害，在奏章中把宋孝宗的统治讲得很不堪，说“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可是他并不是要革宋朝皇帝的命，而是在体制里面去批评政治。儒家不是不想限制君王的权力，可他们在君主制度中能够着力的地方是有限的。

所以有人说，儒家最多期望“圣君贤相”，就像宋神宗是圣君，王安石是贤相，他们一起治理好国家。可是圣君很少，而且少数皇帝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圣君，可是权力掌握久了以后，他也开始昏庸了。汉武帝不就是例子吗？他到了晚年，把自己的儿子都逼死了。所以“圣君贤相”是靠不住的，但是儒家在过去也只能这样，不然他们要怎么去限制皇帝的权力呢？至于谏官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监督作用，但听不听还是在皇帝。

其次就是从皇太子下手，给他洗脑，从小让他读儒家经典。清朝的统治为什么可以延续260多年？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皇太子的教育。清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非常强，因为满人是少数，他们是以少数统治多数，所以他们就用汉人的文化来教育皇太子，但效果也不见得很好。清朝开头的几个皇帝比较好，后来的皇帝也不行了。

腾讯文化：中国的士对政府的批判跟西方的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吗？因为一者是依附性的，一者是比较独立的？

李明辉：在西方，早期希腊时代及近代文艺复兴以后，知识分子较为独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进入到一个多国的格局，所以，伏尔泰批评法国政府，在法国待不下去，他还可以躲到英国、瑞士和普鲁士，并且成为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座上宾。这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士可以周游各国，其思想自由的空间就大了。

二、晚明是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时候？

腾讯文化：与宋儒相比，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更加凸显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你认为阳明学的盛行，是否促进了民主观念的发展？

李明辉：美国学者狄百瑞写过一本《中国的自由传统》，他认为明代就是中国的自由传统最强的时候。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把政治批判的标准定在客观层面，我们的批判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心性”当成政治批判的标准，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介入的。所以明代会出现泰州学派，出现像金圣叹那些反叛性很强的文人，到明末甚至出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种著作。虽然这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民主，可是非常接近了，因为黄宗羲根本否定“家天下”的制度。

腾讯文化：晚明是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时候吗？是不是清朝打断了这个民主制度的萌芽？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图源网络）

李明辉：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晚明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在《明夷待访录》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想不出另外一套可行的制度，一定要到跟西方接触以后，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西方人也不是天纵英明，可以凭空想出民主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原先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可是一旦出现之后，它便具有理性上的必然性。

腾讯文化：其实历史也给了儒家很多机会，但是它一直立足于专制，并没有开出民主制度，你认为主要问题在哪儿？

李明辉：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者跟新儒家的辩论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拿这个理由来质疑新儒家：你们说儒家思想里面有民主的种子，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呢？

新儒家从两个方面来回应：一方面是历史的因素；一方面是思想的因素，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讲的“良知的自我坎陷”。

在历史的条件方面，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这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一样。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是理性早熟，很早就摆脱了“阶级斗争”，可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哪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君王设计出来的。

以英国来说，英国为什么在1215年出现《大宪章》？就是贵族阶级跟国王斗争，国王要打仗，而要加税，贵族受不了，就联合起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其后贵族阶级又跟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去限制国王的权力。说穿了，英国的民主制度还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有点像朱熹所讲的“与天理暗合”，原来是出于私欲，但结果却是“与天理暗合”。可是中国因为没有阶级斗争，所以老百姓不会去争取政治权利，权利意识不会出现。反之，西方人是透过阶级斗争逐渐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

其次，中国传统思想是有局限的，以牟先生的用词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理性之运用表现”，而忽略“理性之架构表现”。简单地说，理性之运用表现是要把对象收进自己的主体里面来，或者把自己投到对象里面去，而成为绝对。其特色是去除对立，使主客关系成为“隶属关系”。理性之架构表现则与此相反。其特色是主体与客体的对待关系，由对待关系而成为一种“对列之局”。这种对列之局在知识方面就会产生科学，在制度方面就会产生一种“制度性的思考”，把政治和道德拉开，这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最大贡献。

中国人过去没有“公民”的概念，国君有如父母，老百姓有如子女，国君要照顾老百姓，要像父母照顾子女一样，两者不是平等的。康德将这种政府称为“父权政府”。可是在民主制度里面，统治者跟老百姓是平等的，两者是根据一个政治契约，老百姓跟统治者签比如四年的契约，让他做政治领导人，四年的契约一满，他就回复老百姓的身分，所以会出现“公仆”的概念。这是基于一个“对列之局”，所以老百姓必须要先取得一个公民的身分。但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经过这个转化，所以古人不容易有这种思考。新儒家承认，在思想方面，儒家本身是差了这一步。

腾讯文化：要凭空设计出来一个民主制度，对于那个时代的儒者来说要求太高？

李明辉：对，因为没有那个历史条件。所以徐复观写《两汉思想史》，就是讲两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

其实不只是两汉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明、清时代都是这样。朱熹为什么对现实政治的评价这么低？因为他看清了儒家的理想没法实现。所以，有人说港台新儒家是完全拥抱西方的民主制度，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儒家过去原来没有别的选项，只能接受君主专制制度；若是他们有选择，民主制度其实最符合其“天下为公”的理想。

三、民主制度为何不能采用“拿来主义”？

腾讯文化：有人说自由民主制度可能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种说法？

李明辉：说某个群体适合或者不适合某种制度，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意义。西方国家都适应民主制度吗？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对此就有深刻的体验。德国的民主制度怎么建立的？都是打败仗的结果。一战以后，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没多久就被希特勒篡窃了；二战以后，联军逼德国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德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为什么德国对民主的接受比台湾还要困难？

民主制度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必须经过一个思想文化的转化。这个转化是非常巨大的。以英国来说，这种转化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人不大感觉得到有革命。可是法国就很不同，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西欧的开明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是同情的，后来发展成暴民政治，让很多人失望。法国的民主制度也是经过比较长期的动乱，在1958年建立第五共和以后才慢慢走上轨道的。德国的民主化则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中完成的，可是现在德国的民主制度非常稳固，所以西德和东德才能在宪政架构中和平统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成就。

钱穆不同意把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叫作“君主专制制度”，而张君劢是搞政治学出身的，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是学政治学的，他就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做《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之刍议》，那个书很厚，有三十万字，去反驳钱穆，就是说你如果照西方对专制的界定的话，中国就是专制制度，你顶多只能说这个专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专制。所以在新儒家基本上有这个争议。我基本上认为徐复观和张君劢的讲法是对的。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你怎么样改朝换代？你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但在一个民主制度里，政权的更替是不需要打的。民主国家的政权几年就要经过一次检验。如果一个领导人任期四年或者六年，你就要又重新得到一次检验。

过去的王朝，它的合法性你就不能质疑，我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传给儿子，就继续传下去。除非下一次搞得民心思变的时候，另外一家取而代之，那就是一治一乱的循环。为什么过去两千多年没有出现民主制度？就是你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觉得不要看不起台湾的民主。台湾民主当然很乱，很多地方没上轨道，但是你从政权合法性以及政权的转移来讲，它的成就是非凡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转移政权。

台湾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当时国民党下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第一，军人会不会出来干政？第二，国民党会不会甘心把政权交给民进党？结果都没发生，军人宣布效忠新政府，李登辉就把政权交给陈水扁了。当然中间有一些小乱子，比如说国民党里面的人要李登辉辞党主席，但没有大乱。而你第二次要交给马英九，也没有乱，那现在可能第三次交接，如果明天是蔡英文当选，政权可以和平转移的，如果你对蔡英文不满，你再等四年，把她拿下来，你不需要再搞革命。

你看看对面的泰国，泰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现在搞成什么，军人不断出来干政，所以那你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那台湾就提供你一个反例。我觉得也不能否认国民党有功劳，虽然在1987年解严之前它基本上不开放，但地方上的普选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了，这对培养台湾一般老百姓甚至军人的民主意识是有贡献的。如果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台湾就提供一个反例。

腾讯文化：台湾接受民主制度，跟儒家本身不排斥自由主义的思想环境有关系吗？

李明辉：儒家在现代也要经过一个观念的转化，而非顺着原来的思想就可以过渡到民主制度，这个时候自由主义的引进是必要的，因为自由主义会教育民众接受一些理念，这是民主制度转化中必须经历的思想的转化。当年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的论战，实际上非常有必要。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跟民主政治的关系。1958年新儒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提出一个问题：制度的移植不能只是简单地使用“加添法”，我们现在叫“拿来主义”。

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认为，西方本来就有民主制度，把它“拿来”用就好了，干嘛还要藕断丝连地从儒家“开出”呢？我想大陆也有些自由派学者持这样的观点。

这是在台湾已经辩论过的老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拿来主义”行得通的话，为什么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现在阿拉伯国家乱成一团？因为你一下子叫它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它适应不来，现在叙利亚，以前的利比亚、埃及，不都是这样子吗？实际上乱得一塌糊涂。

他们将西方的民主制度拿来用就好了，为什么不行呢？这肯定是跟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没处理好，让阿拉伯世界一下子接受不了民主制度。以前孙中山讲宪政的时候说有三个阶段，要先军政，再训政，然后再宪政，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你还是要按部就班来。

四、文化因素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腾讯文化：现在大陆的儒学复兴与当年台湾、新加坡的儒学复兴有何异同？你如何看待大陆的儒学复兴？

李明辉：大陆的情况可能跟台湾、新加坡不大一样。因为大陆的儒学复兴开始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方克立和李锦全向国家申请一个现代新儒学的课题，造成很大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才有一批人开始研究新儒家。

当时我就预期儒家在大陆会复兴。这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因为过去儒家在大陆受到政治力量的压制，那是一个很不自然的状态。儒家有这么长久的历史，它不可能长期被压制。只要政治的手松开了，它自然就会复兴。现在看起来的确如此。

当然，在儒家复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要这样复兴，有人觉得该那样复兴。总的来讲，我比较乐观，我觉得大陆学界在儒家研究方面的成果非常丰硕，各方面的研究非常热烈，这是好现象。

但这个情况在台湾、新加坡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局并没有用政治力量去压制儒家，反而还用政治力量去扶持儒家。国民党在台湾提倡儒家思想，是大家都知道的。在8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经把“儒家伦理”列入中学的正式课程里。新加坡政府有时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提倡儒家，比如提倡讲华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这一点是大陆跟台湾、新加坡最主要的不同。

腾讯文化：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李明辉：若说经济发展跟文化因素不相干，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文化因素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有一次李光耀脱口说，如果我们新加坡全部都是华人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更好。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不该讲这种话的，因为新加坡人不全是华人，其他族群听了这句话，心理会受伤。但我们客观来看，李光耀的这句话确实从侧面说明了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影响非常深刻。文化会影响到人民的工作动机，华人跟马来人就是很不一样，华人非常努力地工作，有了钱就要储蓄，要送下一代去受最好的教育，这些都跟儒家伦理有关系。

对照其他文化（如马来文化）的背景，当然不能说马来文化不好，但是马来人的生活态度就是不一样，这种生活态度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大陆过去的经济落后是“大锅饭”的制度造成的，人民的工作热情没法调动起来。可是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拼命赚钱了，对不对？当然，松绑本身不等于复兴儒学，但松绑确实会让传统的因素发挥其正面的作用。

现在大陆的经济发展了，大家就发现社会上很多地方都令人不满。比如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存在商业化，这对儒家是不利的。其实，这种现象在台湾、新加坡也存在。东亚地区儒家影响力的式微，跟当地的商业化绝对有关系。

腾讯文化：这种商业化的表现，台湾与大陆是一样的吗？

李明辉：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基本上，现在台湾年轻人对儒家的态度就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他们对儒家的认同感相对淡薄。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一个是民主化的影响。因为民主化的结果就是价值多元化，商业化也是一样，商业化基本上也会趋向于多元化。

多元化是一个好现象吗？也不尽然。其实基督教传统也受到多元化的影响，现在西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上教堂，愿意当神父或牧师的人也越来越少，西方的宗教传统也在逐渐式微。如果大家都拼命去赚钱，谁还会想到儒家的价值呢？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谁还在乎呢？可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不是只有台湾跟大陆要面对，而是所有传统文化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责任编辑：梁金瑞